兒時在位於萬明路的姥姥家住過很長時間，從那裡往南走，不多遠就是北京育才學校，我和表妹沒事兒就到那裡閒逛。那時北京的孩子都知道，育才學校最了不起的就是“先農壇在學校裡邊兒”，可惜年久失修的先農壇在我們的眼裡就是破破爛爛的幾座殿宇，觀耕臺上的野草長得比人還高。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坐在慶成宮的臺階上，看著無數的蜻蜓在荒煙蔓草間時飛時駐，心裡充滿了惆悵……
作為舊京“五壇”之一的先農壇，在漫長的歲月長河裡，雖然曾經被冷落甚至淡忘，但無論時光怎樣流逝，它悠久的歷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殺，特別是在民國年間，它曾經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園的身份向市民開放，深受大眾喜愛，成為這座古城走向開放、文明和進步的象徵。
皇帝種的糧食給誰吃？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歷朝歷代，從皇帝到百姓，對土地和農耕都有著無比的尊崇，而先農壇就是明清兩代帝王祭農行耕藉禮之所，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02年），比天壇還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壇，清代改名先農壇。先農壇佔地1700畝，共有包括慶成宮、太歲殿、神廚、神倉和俱服殿在內的五組建築群；另有四座壇臺，分別是觀耕臺、先農壇、天神壇、地祇壇——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觀耕臺，因為臺南邊就是大名鼎鼎的“一畝三分地”。
“一畝三分地”的正式名稱應該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農神之後親自耕種的田地——這個“規矩”早在明代就有，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曾經詳細記載了皇帝躬耕的情況。每年春分前後的一個良辰吉日，皇帝會率眾臣駕臨先農壇。事先順天府已經準備好了耕牛和農具，搭好五彩大棚，將耕田整成鬆軟的沃土。皇帝來到後，換上飛金走銀的皮弁服（皇帝行躬耕禮時的專用服裝），來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誦祝禾辭的伴奏下開始扶犁親耕。順天府尹執鞭在牛旁，幾位老農協助皇帝扶犁牽牛，在一畝三分地上耕犁幾個來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後皇帝登上觀耕臺，看眾大臣和眾老農扶著犁繼續耕耘播種。清代確立以後，清帝承襲了舊明的祭農之制，清世祖順治十一年恢復祭農行耕藉禮，而雍正帝對這一禮典極為重視，幾乎每年都要駕臨先農壇耕種，收穫的莊稼可沒人敢吃，擇吉日藏入號稱“天下第一倉”的先農壇神倉中做祭祀之用。乾隆皇帝曾經對先農壇進行大規模的修繕改建，並下旨在壇內廣植松柏以利聖潔……正是由於最高統治者雖然貴為天子也不能不事稼穡的以身作則，使得各個階層對農業都非常重視。由於雍正帝曾經頒詔命全國各地設立先農壇，把對先農的祭祀變成國家祀典，所以各級官員就不必說了，就連百姓在春耕到來之前，也會在廟宇或宗祠中祭祀神農氏的典禮，祈佑五穀豐登。
從十九世紀中末期起，雖然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斷加深和清王朝自身的統治日趨腐朽沒落，先農壇也漸漸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由於皇帝不是以“木蘭秋獮”之類的名義逃出京城，就是繼位者年齡太小出不得皇城，所以，儘管遣官致祭的過場還能走一走，但祭祀制度日益馳廢。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先農壇被美軍佔領成為兵營，太歲殿作了軍隊醫院，神倉成為美軍司令部，等到美軍撤出時，這夥兒強盜將壇內陳設的祭器洗劫一空……從此，這座古老的祭壇就一天天破敗下去。
魯迅“審其地可做公園不”
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政府內務部成立禮俗司，統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壇廟，並把壇廟管理所設定在了先農壇的神倉裡。那時的普通百姓對皇家壇廟都有極大的好奇心，所以經常私自闖入遊玩，而時論也呼籲對這些地方早做開放，將其變成公園。民國政府開始動議籌辦，還派出人員去考察可行性，其中就有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魯迅），他在日記中就曾記錄，6月14日這天“午後與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壇及先農壇，審其地可做公園不”。
1912年12月26日，為紀念民國成立一週年，內務部古物儲存所宣佈將天壇、先農壇開放十天，“是日各處一律開放，不售入場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隨意觀覽”，這在當時引起了京城的巨大轟動，民眾像潮水一樣湧入二壇，先農壇內萬頭攢動，觀者如堵。《正宗愛國報》上記載，一路上“紅男綠女，扶老攜幼，紛至沓來，其一種歡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態，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謂如鯽如蟻，車水馬龍，不過如是也”！
正是這次為期十天的開放活動，讓有關方面看到了市民對公園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熾烈。特別是在社稷壇開放為中央公園之後，報章上的呼籲就更多了：“京都市內，面積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僅僅一處中央公園，實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為中央公園，設在前門裡頭，僅便於內城一帶居民，而於南城外頭，有城牆阻隔，終覺不便”。而南城當時是北京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遊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實在乏味得緊。而包括周樹人在內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員考察後，將目光對準了先農壇：“查南城一帶，向以繁盛著稱，惜所有名勝處，或闢在郊原，或囿於寺觀，既無廣大規模，復乏天然風景。詳加審度，惟先農壇內，地勢宏闊，廟宇崔嵬，老樹蓊鬱，雜花繽紛。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歐美各邦，殆不多覯，洵天然景物之大觀，改建公園之上選也！”
在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選址、規劃和修繕之後，1915年6月17日，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園正式向市民開放，命名為先農壇公園，“入門票收銅元一枚，遊覽票收銅元五枚”。公園內陸續開設了荷花池和養魚池，從避暑山莊運來140頭馴鹿開闢為鹿苑，在太歲殿中設立了茶社，殿前開闢了鞦韆圃和拋球場，還有書畫社、書報社等休閒娛樂設施，而禮器陳列所則讓參觀者可以瞭解古代祭祀的歷史，“又於二道壇內，沿路兩旁及正殿松林隙地，雜植花草，其東偏桃林一帶，約八九畝，均劃為陳列花卉之所，紅紫紛披，最堪娛目。並於東隅隙地，另闢菜畦，籬豆花開，宛然村落，可以領略田家味。”
這樣一個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符合現代公園的規劃設計，無疑會大受市民歡迎，而且公園裡還不時放映電影和煙花，“先農壇的焰火”很快成為京都一景。不久之後，隨著先農壇的外牆被拆除，外壇北部和舊有的內壇合併為一處“城南公園”，溜冰場、圖書館等也都開辦了起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內務府檔案》中的一個統計，可以說明公園的遊客量：民國初年的北京，一枚銀元能換130枚至140枚銅幣，先農壇的門票一共才六個銅元，而北京市政府每年僅靠公園的門票和土地租金兩項，就可以獲得8000銀元的收入。
觀耕臺上的惡俗照相館
1919年，先農壇內建起了兩座新建築：一座是以觀耕臺為底座，上建八角二層的觀耕亭，門窗都安裝著彩色玻璃；另一座是純歐式的三層鐘塔，俗稱“四面鐘”，高大的鐘塔位於外壇森林中，十分引人注目……但是說來奇怪，大約也就在這之後，就像陳宗藩在《燕都叢考》中所言，城南公園在“極一時車馬喧天之盛”以後，突然就“沉寂無聲”了，彷彿一夜之間就迅速衰落下去。根據筆者查詢的資料，箇中原因似乎與管理方貪圖經濟利益，將公園土地隨意租給不良商販有關。從1925年《晨報》上一則《內務部將拍賣先農壇地畝》的新聞報道上可知，僅在三年不到的時間裡，先農壇外壇的地畝已經多次易手，而交易的原因是官員“賤價租賃”，將租金助力曹錕賄選，直系戰敗後內務部將這塊地皮收回，又為了“大行添員加薪”而將其再次招商拍賣，“計可得五十餘萬元”——就好像很多國營老商場，不顧自己的金字招牌，將攤位切割租售給小商販，搞成了偽劣產品批發市場，最終倒閉一般。
日本學者中野江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曾經多次遊覽先農壇，他的遊記為我們留下了先農壇公園由盛轉衰的最後景象。他從先農壇的正門進去：“門上懸掛著用黑體字撰寫的‘城南公園’的門匾和側旁的‘內務部壇廟管理處’的門匾。此外，右側的小門上有‘京師警察廳巡警教練處’和‘保安警察第二隊分駐所’的門匾”。他買票進門後，只見鋪滿沙石的道路兩旁種植著種類繁多的花卉，春夏季裡宛若幾幅舒展的錦繡般嬌豔欲滴。西面用土牆圍住的一片區域是鹿苑，這時只剩數十隻鹿。太歲殿附近，一群巡警正在學習騎腳踏車。拜殿的“匾額兩側懸掛著形狀幾近相同的粗陋的紙額，上面寫著‘球房’和‘茶舍’，殿柱上釘著‘每位茶資六枚’的木板”，可見這裡已經用作球房和茶館。拜殿的西側，“在鬱郁蒼蒼、拔地參天的樹間”還開有一個露天的小吃店，年輕的小夥計殷勤地接待著客人，“茶自不必說，此外還有啤酒和汽水，提出特別要求的話，還可以供應中國菜，而且還備著白乾酒和紹興酒”，廚房就設在後面的宰牲亭裡。預定的話，可以在這古木參天的地方舉行高雅的宴會。中野江漢經常在入夏後來到這裡，“獨坐在樹下，燒酒伴著下酒菜，享受半日清閒”。
不過，這裡也有令中野江漢非常厭惡的地方，那就是觀耕臺上的觀耕亭被闢為照相館，變成了一座“惡俗的鍍鋅薄鐵皮房簷的棚屋式建築”，四面玻璃上用紅筆寫著“精巧放大”等文字，北面屋上掛著形似仁丹廣告的“容亭照相”的大招牌。中野江漢憤怒地說：“在作為歷史遺蹟的著名的歷代天子觀耕臺上，將相關建築改建之後還能心安理得的人，猶如焚琴煮鶴般毫無風雅可言！”至於觀耕臺前的一畝三分地，已經成了一片任人踩踏的荒蕪，跟先農壇內其他破敗的建築一樣，令中野江漢“悽惻之情襲擾於心”……
1927年，北平市政府標價變賣先農壇外壇的土地樹木，眼看著那些參天古柏、偃地蒼松要遭到砍伐的命運，北平市民紛紛出面攔阻，“事始中輟”，但美國學者劉易斯·查爾斯·阿靈頓在《古都舊景》一書中記載，他三十年代遊覽先農壇時，這裡已經“不再對外開放……院中的大部分古柏被砍，用來做木柴燒了”。
那之後的滄桑歲月中，先農壇成了一道在歷史的洪流中時隱時現、若有若無的影子。老北京人都知道它，都敬重它，但除了附近的居民，很少有人再去探望它。一畝三分地成了育才學校的籃球場，後來學校騰退出來，恢復了藉耕田的耕種，不久前還收穫了金燦燦的穀穗……我不知道已經在育才學校當老師的表妹路過那片田地時，會不會想起小時候的情景，無論荒蕪還是豐收，有跡可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