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園生態化建設模式，涵蓋茶葉品種、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領域。秉承以人類為中心的理性生態倫理學思想，為復興茶產業而努力。
中國古代各個時期還出臺了保護生態環境的各種禁令。如周代，《崇伐令》中記：“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禮記•月令》也說：“禁止伐森，毋覆巢，毋竭川澤，毋流破坡，毋焚山林。”先秦時，作戰軍隊“不得刈稼穡，伐樹木，違令者斬。”
秦代《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毋毒魚鱉、置井罔，到七月而縱之。唯不幸死者伐棺槨者，是不用時。”主要意思是不許堵塞河道；不準焚燒草木；不許砍伐山林。
唐朝時期，《唐律•雜律》規定：“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毀伐樹木、莊稼者，準盜論。”可見，春夏季節，正是樹木生長、鳥獸魚鱉孕育的大好時期，不允許任何捕獵鳥獸、砍伐樹木、網捕魚鱉等破壞生態的行為發生。
西夏政權的《天盛律令》則規定：沿唐探、漢延諸渠，所植柳、楊、榆及其他樹木，令其成材，不得砍伐。公元1206年頒佈的《成吉思汗法典》規定：在草原挖坑、失火的，全家處死。戰馬作戰後要放歸到草原餵養，不得任意騎行；如有打傷戰馬要害部位（如眼部）的，要處死。不能隨意在河流裡洗手等。
我國古代對城市環境也有一定的保護管理規定。“棄灰於道者，斷其手。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商鞅變法時，也實行“棄灰於道者被刑”。周代《周禮•秋官》設‘’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專門負責城市街道垃圾的處理。唐代《唐律疏議》規定：“出汙穢者，杖六十，主司不禁，與同罪。”平時，人們出門上街要自帶七樣東西，其中一樣名叫“囉厥”，就是今天常說的垃圾袋，收納自身的垃圾，方便帶回去分類處理。現在的日本人有這一生活好習慣，就是從我國唐代學來的。
宋代，街道司負責城市的垃圾清掃工作，一般要招募500人左右，“月薪錢二千，青衫子一領”，似有職業服裝。很早以前，我國對環境保護有較為科學的認知。代表人物如管仲，由他輯錄的《管子》一書裡有很多較為先進的環境保護意識。
《管子》第四篇《立政》說：“山澤救於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意思是說，山林水產免於火災，草木就可以生長，國家財富就有保障。第十三篇《八觀》記：“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伐必有時。”第八十篇《輕重甲》說：“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範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荀子也認為：“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逸周書》記：“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禮記•月令》記：“毋殺孩蟲，胎夭飛鳥。”這些與孔子的“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和白居易詩“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有相類似的保護意識：不砍幼苗，不滅幼鳥、幼蟲、小魚。
《國語•周語》則說：“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囿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災也。”意為國家擁有山澤苑囿，就可以救災、防災。唐代詩人許棠《曲江三月三日》詩：“滿園賞芳辰，飛蹄復走輪。好花皆折盡，明日恐無春。鳥避連雲幄，魚驚遠浪塵。如何當此節，獨自做愁人？”
總之，我國古代先賢已經意識到不能任意破壞山林川澤，尤其是在林鳥蟲魚的幼年成長期，野生動植物資源是國家財富的來源與保證。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保護山林川澤的環保意識，值得我們繼承併發揚光大。
（安根團隊摘自劉錫濤：中國古代的生態環境保護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