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陳憲（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來 源：本文節選自
《陳憲自選集》，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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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主體的角度觀察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難發現，企業家階層是一個明顯的“短板”。當然，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家都註定是最為稀缺的要素，在當下的中國，這個問題有著特殊性和緊迫性，所以，今天我們專門探討這個話題。
一、成功企業家的一個"理論模型"
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成功的企業家，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馬雲、馬化騰、王石、馮侖、劉永好、宗慶後、柳傳志、黃怒波、潘石屹等。他們能從眾多的創業者中脫穎而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驕傲。成功企業家的產生是一連串試錯的結果，這些試錯結果為“對”的事件，都是小機率事件，而且是多個小機率事件的“積”。根據我的觀察並結合相關文獻，我試圖提出所謂成功企業家的一個理論模型，即成功企業家等於三個小機率事件的乘積。
第一個小機率事件是創業。這裡，創業是一個複數，即成功企業家需要N次創業；創業內含著創新，我們現在經常將創業創新聯絡在一起，視為同一件事，這是對現實的準確反映。在中國改革開放發端的特殊時期，商品短缺普遍存在，所以，那個時期只要看膽量、能吃苦就可以去創業，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穫。在今天這個全面過剩的社會，沒有創新的創業是很難想象的。在有創業意願的人群中，最終能夠成為創業者的都是一個小機率事件。創業者至少具有三個特質∶一是風險偏好。心理學的實驗表明，風險偏好型別遠少於風險規避型別的人。二是組織才能。即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說的第四個生產要素——組織。這裡組織才能包括決策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等。三是激情或好奇心。如上所述，創業內含著創新，在熊彼特那裡，創新是創業者、企業家的特質。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是生產函式的改變，也即投入要素組合的革命性改變。願意不斷做出改變的人，通常充滿激情或好奇心。
如果說創業是主觀行為，是對自身是否具有創業才能的試錯，那麼，它必須和客觀環境結合，才能產生具體的結果，這就有了第二個小機率，那就是市場，創業者要對市場需求試錯。在全面過剩的社會，發現新的市場需求是小機率事件。這裡至少有兩個問題；其一，極好的方向感，具有把握需求及其演變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好的創業者和企業家往往有這種方向感，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來自創業創新。其二，這一需求是否存在盈利模式。很多創業者都有看起來很不錯的想法，但就是沒有能夠達到盈利水平的規模，堅持一段時間，把能“燒”的錢都“燒”了，也就完事了。當然，你也可以把別的廠商的供給變為你的供給，但你憑什麼呢？在競爭比較充分的行業，你只能依憑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抑或某個訣竅，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在技術、資本門檻或其他管制條件較高的行業，這談何容易。所以，這也是一個小機率事件。
完成了這兩次試錯，你可以成為一個通常意義上的老闆，但你距離成功的企業家還很遠。第三次試錯就要對你的人格進行試錯。多年前，我看吳曉波的《大敗局》，頗感意外的是，這些陷入敗局的企業家都是民營企業家，他們為什麼盲目擴張，直到把企業做垮？我思來想去，這可能就要用性格缺陷來解釋了。外部環境的衝擊可能擊垮一些企業，但企業最終是垮在創業者自己手裡的。這是不止一位老闆告訴我的。常見的缺陷有哪些呢？第一，自我膨脹，盲目擴張導致出局，是自我膨脹的結果。第二，過度的投機心理，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最容易產生不當的政商關係，這是過度投機的典型表現，倒在政商關係上的企業不在少數。第三，老闆們自身的陋習或惡習，這些不良習性在財務狀況尚好時都不是問題，當遇到危機時，就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企業家要過人格關，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要在激勵和約束之間找到平衡。
20世紀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闡述了理想的企業家型別。他寫道，他們“具備鮮明的和較高的道德品質，以及遠見卓識和行動能力”；“工於算計而闖勁十足，更重要的是，他們節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強幹，全力投入事業之中”；“只有性格異常堅強的新型企業家，才不致喪失自我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與經濟上的雙重覆滅”。可見，在成功企業家身上應該是激勵和約束兩種企業家精神的完美結合。但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整個社會的試錯激勵及其他相關激勵均有不足，阻礙了企業家第一種精神特徵的發揮。法律約束、道德約束和信仰約束的缺失，使得企業家應該具備的第二種精神特徵也表現平平。也就是說，能透過人格試錯的企業家更是鳳毛麟角，這就是第三個小機率事件。
能否透過大資料技術分別得到這三個小機率事件的具體資料，我現在不得而知，但這三個事件發生機率很小且相乘後更小是不爭的事實。這也就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成功企業家是一個極小眾群體的原因。這個極小眾群體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是無須贅言的。然而，經驗表明，不同的文化傳統和體制（制度）環境，將直接影響上述機率；或者說，在不同的文化傳統或體制環境中，創業試錯、需求試錯和人格試錯的可能性有大小之分，成功的可能性就更是有大小之分了。所以，外部因素的變化和改善，將提高創業者、企業家試錯和成功的可能性，這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中國的文化傳統和體制環境制約了企業家成長
中國長期處於農耕文明，對工商業持有嚴重偏見，重本抑末即重農抑商的觀念和政策長期占主導地位。在那個時期，社會生活中也活躍著一些工商業者，但他們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他們的作用也沒有得到重視。儘管到了農耕文明的後期，中國出現了徽商、晉商等地域性的商人群體，他們的經濟實力已相當可觀，但是，他們仍然遊走於社會邊緣，不被主流社會所接納。傳統社會中“無商不奸”這個成語折射出農業文明對商業文明和工商階層的歧視。這除了有中國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在當時十分重要的因素外，也和封建統治者擔心商人勢力強大，威脅其政權有關。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學而優則仕”是通向高層權力和榮華富貴的捷徑，商人則為四民（士、農、工、商）之末，這就是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當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這種觀念及相關政策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但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覷，它們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融於人們的血液中。
19世紀末 20世紀初，隨著現代工商文明的“西風東漸”，中國出現了企業家群體，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是盛宣懷、陳光甫、盧作孚、張騫、劉鴻生、張元濟等。由於長時間受外部侵略和內部戰亂，他們的事業大多處於顛沛流離的不穩定狀態。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是中國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家。他們不僅經營有術、創業有成，而且辦教育、辦醫院，投身公益，致力於建立一個保障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這是他們創造歷史的過程，也是自我塑造的過程。
為什麼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中政府顯得特別重要，在某些時期或地區，大有缺之經濟活動就將陷入停滯之勢？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企業家階層的缺失。我們在討論政府和市場關係時，經常說政府越位，它為什麼會越位？是因為企業家缺位，且嚴重地缺位。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全國的經濟活動只有一個“操盤手”即中央政府，自不必多言。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市場開始發育，創業創新活動也日漸活躍，但是，市場主體尤其是企業家主體還遠不能擔當資源配置的重任，因此，一個龐大的、多層級的地方政府走到了經濟活動的中央。我們不否認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們認為這就是常態，中國的經濟體制就是所謂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組成的“三維體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持續地存在於微觀經濟活動中，那麼，與成熟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家階層，乃至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可能永遠難以形成，更不可能完善。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中會存在畸形的、不正當的政商關係，一方面尋租盛行、官員腐敗，另一方面具有社會責任、精神追求和企業家意識的企業家少之又少，和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匹配，和中國的大國地位不匹配？這裡，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企業家階層成長的環境不完善。對此，可以分別從政府和企業家兩個角度來看。由於重要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於行政審批和管制的普遍存在，企業家就難免透過尋租的手段獲得資源、提高效率。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個曾經消失的企業家階層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而且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然而，他們大多還缺乏足夠的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今天社會中的種種不正當政商關係，他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舊體制、舊制度是問題的癥結。我同意馮侖所說，企業家如果不犯點規怎麼能衝破舊體制弊端的束縛。如果說企業家有原罪，那主要是舊體制的原罪。
為什麼在中國的改革中，國有企業改革始終是一個難解的“結”，至今還未取得最終突破？我認為，這裡存在一個兩難困境；國有企業的體制內基本不產生企業家，而沒有企業家的國有企業是無法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其領導人幾無創業活動，也不承擔投資和經營風險，甚至他們的遴選、考核和升遷，都意味著他們是準官員，不是也不可能是企業家。有人問，從國企領導到企業家有多遠？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國企領導與企業家之間一般是不存在通路的，除了個別特例。如何使絕大部分改制後的國有企業成為有企業家的企業，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亟待破題的關鍵性改革。
在回答了上面三個問題後，我們再來進一步釐清幾對關係。首先，在強政府和強國企的雙重壓力下，創業者或非國企管理者市場試錯的機會減少，機會成本很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的創業創新意願，企業家精神得以擴充套件的基礎越來越薄弱。其次，官員與企業家的不正當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企業家的成長。比如，1）“無私”的官員幫助企業家，會讓企業家忘掉了基於市場的自我調整；2）“自利”的官員幫助企業家，會引發設租尋租等諸多交易成本，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會降低市場試錯的成功機率，而相關受益的可能會驅使企業家疏於對企業創新和人力資本的投入；3）官員幫助物件的特定化，索賄、敲詐隨之而來，這會大大降低個體的創業意願，導致極高的企業經營風險；4）資源的拍賣制度會導致企業家的機會非均等感，抑或企業家的關係投資；5）規則制定的偏向，會導致企業家的權利非公平感；6）規則執行的偏向，會導致企業家的（規則）非公平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最後，國企領導者也面臨政治晉升激勵，這種政府官員與國企領導者的同質化激勵，無法形成有效的政府與企業家的良性關係。
三、企業家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成熟形態
彼得·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的“引言”中，直接以“企業家經濟”為題，闡述了市場經濟演進到企業家經濟的背景、由來及影響。德魯克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零增長’‘美國限制工業化’及長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經濟停滯’之類的說法被人奉為金科玉律，在美國十分盛行。然而，事實和資料卻證明這些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在這一時期，美國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管理型’經濟徹底轉向了‘企業家’經濟。”德魯克指出，企業家經濟的重要貢獻是大幅增加就業。這種就業的增加並不主要來自“高科技”，而是來自“企業家管理”這種“將知識全新地應用到人類工作中去的結果”——企業家的企業。德魯克將這種基於“企業家管理”的經濟現象歸結為企業家經濟。他指出∶“在美國，我們擁有一種嶄新的經濟，一種企業家經濟。”根據德魯克的理解，企業家經濟顯然是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有生命力的經濟形態，或者說是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經濟復甦為什麼好於歐洲、日本，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實體經濟中的創新，也即美國經濟活動中的企業家精神優於歐洲和日本。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經濟活動中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沒有到達相應的層級。德魯克說∶“迄今為止（指1985年），企業家經濟還純粹是一種美國現象。”這句話不無美國式自負，但多少還是道出了實情。我認為，對於任何國家，從市場經濟演進到企業家經濟具有內在的規律性，這是現有經驗可以佐證的事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要處理好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主體是誰？答案應該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企業家，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為企業家的企業主或企業的領導人。企業家尤其是成功企業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比重比較高，可以視為市場經濟體制成熟度的一個顯性指標。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要用意，比較多地被解讀為深化市場化的改革。這當然沒有錯，但應該還有另一個重要用意，就是要解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問題。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 多年的高增長後，因為增長條件和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必須進行艱難的增長和發展方式轉型。在轉型的同時，我們仍然需要保持7%～8%的增長速度，這是既定的發展目標的要求，更是保證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要求。顯然，我們有著充足的增長空間——中國的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1/9、歐洲的1/6；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美國的1/10、韓國的1/4。與此同時，城市化、產業升級、地區間落差和民營經濟成長都是巨大的增長空間。但是，在冷靜的觀察和思考以後，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存在衰減乃至不足的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內生於經濟體系的技術變革，有著邊際報酬遞增特徵的知識資本和企業家精神。這裡，企業家精神具有起決定性作用的主體意義，進而具有根本性。企業家精神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具體表現在∶企業傢俱有將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並形成資本的能力；企業家的創業和創新是吸納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業家透過對需求的不斷“試錯”以發現市場，轉化潛在需求，由此促進消費增長。蘋果公司的案例強有力地說明，企業家是創造市場、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源泉；企業家透過自身的創新，實現產品和服務的升級，增強出口的競爭力。中國目前尚缺乏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土壤和環境，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麼在中國經濟中政府扮演著非同尋常的作用。然而，在競爭性領域，事實上，經濟活動的大部分領域是競爭性的，政府投資替代和擠出民間投資，政府幹預替代和擠出企業自主經營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經濟不能繼續重蹈覆轍。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還企業家精神以應有的地位，營造和最佳化創業創新、企業家成長的制度環境。
最後，我再引用一段韋伯的話，作為今天演講的結束語。他說∶“現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問題，首先並不是用於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只要是資本主義精神出現並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產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以之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不過，反之則不正確。資本主義精神進入歷史舞臺通常不是一帆風順的。懷疑或者仇恨，尤其是道德義憤，如洪水猛獸般衝向首位革新者。“這裡，資本主義精神就是指企業家精神；革新者（原文為innovator）應譯為創新者，也就是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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