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精神成長史。一名優秀教師的成長經歷，更離不開好書帶來的啟發和感悟。我們從一線教師的讀書心得中，選取若干篇分享給廣大中學師生，希望對大家的讀書成長有所啟發。
✎作者| 曹江月
✎單位 | 長春市汽車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三中學
歷時數月，由北京大學開設的中學歷史教師研修班已經結束，作為一名剛畢業的高中教師，我在這段時間有幸的聆聽了許多聞名遐邇的著名學者在不同領域的文化解讀，感受之深，無以言表。在這之中，尤其以北京大學閻步克先生的講解最讓我為之受益，一方面在求學時便讀過先生的文章，對其史學修養、所研究的制度史尤以官階問題最讓人印象深刻。上班後也時有閱讀先生文章，收穫頗豐。這次有幸透過這種網路課程的方式與先生隔屏相見，頗為興奮。上課中，先生在專業領域中頗有教誨，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其對於“門閥士族化“的講授，聽先生講授，課下又閱讀了田餘慶先生的《士族門閥政治》，對這段政治理解有所啟發。
東晉一朝自公元317年元帝建康建立政權，至公元420年恭帝司馬德文被劉裕所廢，歷經11代君主，共104年。這一個世紀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總體來說，是以王、庾、桓、謝四大家族為線索，不僅如此，郗鑑孫恩等幾個歷史人物的在這段歷史也起到了濃墨重彩的作用。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中，君主專制集權自秦漢以後以被儒法諸家視為正統的理想模式，而這種模式田餘慶先生稱之為“中國政治的常態”而東晉一朝“北方大族為主體，南北大族與皇權的共同專政”顯得有些格外特殊，而這一時期的獨特情形，依先生所說：“這一時期是士族與皇族的共治，是一種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他的存在是暫時的，他來自皇權，又迴歸於皇權政治”。
一、“王與馬共天下”的形成
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傳統說來是琅琊王司馬睿與琅琊大族王導的結合。
首先，“王與馬共天下”的產生有兩個時代背景。
（1）西晉初年實行的分封制，和前代的分封大有不同，此時的分封並非虛封，如王夫之所說：“晉之授兵宗師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分封到各地的諸侯王與當地的世家大族有著較多的聯絡，這與東漢末年州郡官員自闢屬僚的風氣很相似。司馬越與王衍，司馬睿與王導，皆是此例。他們的結合既有政治目的，同時也有著地域的聯絡。
（2）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是“王與馬共天下”的另一個時代背景。八王之亂，司馬皇室風雨飄搖，所以為了繼續支撐自己的統治，需要藉助於世家大族的力量。同時，經此時西晉內亂外患之後，不僅司馬皇族的力量被削弱，另一方面，作為門閥統治基礎的世家大族，實力也大不如昔，所以世家大族為站穩腳跟，恢復實力，也需要藉助於皇權，在皇族與士族同時被削弱的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他們的結合由此形成。而第一個出現的，並不是我們所熟知的東晉元帝司馬睿和王導的組合，而是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
八王之亂，東海王司馬越勝利，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匈奴進逼洛陽，司馬越此時急需籠絡士族名士來支撐自己風雨飄搖的統治，琅琊大族王衍的出現，實現了司馬越的目的，王衍雖歷來被認為是清談誤國之輩，但其常年處於高位，完全可以做到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這也正是司馬越所需要的。所以，在西晉末年就出現了一個由司馬越，王衍為核心，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的朝廷，而此時王衍與司馬越的結合，可以說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形態。
而王導與司馬睿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司馬越與王衍操縱下的產物，司馬越西迎惠帝時，啟用司馬睿，使之留守下邳，為其看守後方，司馬睿受命後請王衍從弟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
而後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王衍為門戶自全的考慮，命令其從弟王澄赴荊州，族弟敦赴青州，王導下江南，以為三窟之計，這是司馬睿與王導南下建康的前提，而之後司馬越的一心東歸而不南渡則為司馬睿與與王導獨立經營江南提供了條件。當司馬越病死，王衍被石勒所殺，昔日司馬越的幕僚皆南下加入了司馬睿陣營，又促進了其實力的壯大，種種的有利條件，使司馬睿在江南打下了根基，使東晉一朝在江南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二、“王與馬共天下”在江南的確立
司馬睿與王導之下江南，不僅是為了司馬越鞏固後方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填補陳敏失敗後江南地區的真空。
陳敏，廬江人，西晉官員，討伐石冰後進而平定揚徐二州後盡佔吳越之地。當時江南士族一開始是想擁護陳敏以保江東之地，而北方的司馬越也想與之聯合抵抗北方胡族。但陳敏既排斥本地士族也不與司馬越合作，欲擁兵自立，最終失敗。
陳敏失敗的根源在於其不與江南當地計程車族合作，他想仿效孫氏父子在江東成霸業的先例。但是陳敏與孫氏父子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東漢末年，孫氏一門雖社會地位不及當地士族，但其勇武謀略在當地士族之上遠矣，加之孫氏瞭解當地士族的重要性也願意與之合作，江南士族也意圖透過孫氏父子保障該地區與本族的穩定，所以孫氏為江南豪族所擁戴，所以在當時的吳國，顧、陸、朱、張四大家族在孫氏政府裡都充當了重要的角色，而吳國也獲得了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原因即在於此。此時的陳敏，既非文化世家，也非武力豪族，更沒有孫氏父子的志勇謀略，再加上其排斥當地大族，其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陳敏的失敗導致了江左的空白，司馬睿與王導才會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更重要的是，其失敗的例子告訴司馬睿籠絡當地士族的重要性。
而當時司馬睿的處境並不好，司馬睿是司馬懿曾孫，司馬伷之孫，司馬覲之子，就血統來說乃是旁支。加之其素來沒有名望。更重要的一點是歷史造成了江南大族對於晉室有著強烈的不滿情緒，因為東吳被晉朝滅亡的時間並不長，西晉滅吳後江南士族一直被視為“亡國之餘”種種的原因導致司馬睿初進江南，“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以顧榮、紀瞻為首的江南大族起初沒有人主動拜會司馬睿，導致司馬睿處境十分孤立。而面對這種情況，王導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拜於道左”。后王導又建議元帝親自請顧榮、紀瞻等名門望族做官。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這樣一來，使司馬睿在南方不再被無視，而王導王敦兄弟因為擁立有功而備受重用，王導任宰相兼任揚州刺史，居朝執政。王敦任大將軍兼荊州牧，駐守武昌。兩兄弟一內一外，掌握東晉實權，而“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就正式形成。
三、“王與馬共天下”維護東晉一朝的作用
事實上，王與馬之間的關係，其實也就是士族與皇權之間的關係，在政權形成期間，二者相互依靠。而當政權確立，環境相對和平之時，二者的關係就變得微妙和複雜了。王導掌握中央政權，而王敦鎮守長江上游，手握重兵，具有順流東下的戰略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晉元帝不免受到威懾，於是與王敦進行對抗，從而引起了王敦的兩次叛亂。
1、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王敦從荊州起兵，以誅劉隗、刁協之名進攻建康。結果攻下建康。
2、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正月，王敦謀求篡位，再次起兵，但此次出兵卻以失敗告終。
從王敦的兩次舉兵的結果可以看出，當時士族對待其兩次出兵態度截然相反，第一次王敦是打著剷除劉隗、刁協之名進軍，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援，這說明士族在東晉的特殊地位與特殊權益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而王敦再叛，是欲取代司馬氏而獨吞江左，這引起了士族的普遍反對，這又說明了司馬氏皇權也不容任何一方士族擅自廢棄。
從東晉門閥政治的特點看來，王權弱小並不等於整個政權的實力就弱小，因為擁兵自重的勢力除了個別情況外，尚未發展到割據政權的地步，在東晉一朝，長江上游雖具一定的威脅性，但主流還是保障東晉政權的作用。“共”是天下的主流而“爭”則是這段歷史的插曲，況且士族門閥不允許有人擅自廢除皇權，所以士族門閥表面上看是威脅國家的因素實質上是東晉一朝的支柱與核心。
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這樣一個外部條件，以上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的門閥政治局面。
這樣看來，士族力量與皇權力量在東晉一朝一直是此消彼長，而在這之中雙方也不免存在矛盾，但這一局面也維持了東晉一朝的和平與發展，保持了東晉政局的相對穩定。
以上便是我在聽取閻步克先生的講授以及閱讀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後所得出的一點點感受，見識淺薄，但畢竟有所收穫，感謝各位老師在這一期間傾囊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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