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的兩會，不是由人民代表提意見，而是老百姓人人都可以提意見。
當時開會並沒有固定的時間，也沒有媒體轉播，而是在皇城外設定一個高鼓，任何人有事想上達天聽，都可以去敲鼓，別人不得阻攔，而皇帝聽到鼓聲後必須過問，不能流於形式。
實際上，在明朝宣德皇帝以前，登聞鼓都是有實際意義的。早在堯舜時期就有登聞鼓的前身。我們今天首都核心廣場前面的華表，其最早的作用就是收集別人寫的針砭時弊的諫書，到東漢時採用石制，漸漸只有裝飾作用，而登聞鼓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在東漢之前，登聞鼓只見於史籍之中，比如《周禮》就有關於登聞鼓的直觀描述：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遽（jù）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真正讓登聞鼓充分發揮作用的是文采風流的魏晉時期。魏國曹丕死後，他的兒子曹叡即位，這個精神小夥兒執政寫意，意識流大家，專注細微末節，開始設定直訴制度，越來越多的參與並干涉司法審判。到了司馬炎統一三國，炎哥兒更覺得自己是千古一帝，裁軍、銷燬武器、坐著羊車去啪啪啪東吳末帝孫皓的後宮，然後發揚光大了曹睿的直訴制度。至此，登聞鼓成為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一項基礎設施。
其後的1600多年中，登聞鼓一直存在，無論是魏晉後的五胡亂華，還是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武則天女強人、企業家，對登聞鼓更是特別熱衷，將管理制度化，派專人登記，有阻撓百姓敲鼓者及不受理案件者，全部加罪。明宣德後，登聞鼓漸漸只有象徵意義了，到清朝時完全淪為擺設，《大清律》規定，以民告官者無論是非先已有罪，而敲鼓前要杖責三十。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發生的著名“公車上書”事件，其實是敲登聞鼓的一種規避風險的做法，否則真要是先打三十板子，以康有為那身子骨，直接可以去見先帝了。
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那一年十月，有人敲鼓告狀了。告狀者是開封的一個老百姓，他告訴宋太宗說，他的僕人弄丟了一頭母豬，希望皇帝能幫著找找。宋太宗氣的哭笑不得，賜給這個百姓一千錢，讓他再去買一頭。然後對宰相宋琪說，如果這種小事都要我來解決，那哪有時間去處理國家大事呢？不過轉念一想，我連這種事都處理，天下就沒有冤假錯案了吧。
上面這個故事出自《續資治通鑑長編》，是南宋李燾編纂的編年體史書，從宋太祖陳橋兵變寫到宋欽宗開封出降，史料非常豐富，但因成書時仍是宋朝，所以不免有一些為尊者諱的段落，比如對“斧聲燭影”完全沒有描述，而所記載的這個宋太宗找豬的故事，未免也有一絲不可信的味道。但是，李燾生活在宋高宗時期，正是剛剛經歷了靖康之變，而且南宋幾乎要被一鍋端的時候，對往事的追思是當時民族文學作品的主要風格，如同早些年的《東京夢華錄》一般，展現了北宋絢麗的生活氣息，而《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以史為載體，突出了史料中皇帝的形象，也不是那麼不好理解了。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最後再多說一嘴“斧聲燭影”，已成千古謎案了。
976年十月十九日晚，宋太祖趙匡胤召弟弟趙光義一起飲酒，其他人不敢進。倆人的人影投射到窗戶上，趙匡胤似乎很激動，趙光義幾次離席避讓，之後又坐下。三更時分，聽得有人揮舞斧子的聲音，然後趙匡胤說“好做，好做”，之後趙光義離開皇宮。第二天清晨，太監發現趙匡胤已經去世，急忙報皇后宋氏，宋氏大驚，第一時間想到要讓趙匡胤的兒子趙德昭進宮繼位，於是讓太監總管王繼恩將趙德昭迎接入宮。
王繼恩出宮後沒有去找趙德昭，反而到了趙光義的府上，趙光義正與親信程德玄商議，聽聞趙匡胤已死，於是連同王繼恩一起入宮。宋氏在大殿聽到腳步聲，問是德昭嗎？聽到晉王（趙光義）自報，嚇得不敢言語，於是改口稱趙光義為官家（宋代對皇帝的尊稱）。
這件事，就是有宋一代的最高機密——斧聲燭影。裡面透著詭異，趙光義的繼位非常的讓人浮想聯翩。
趙光義當時是開封府尹，自己將開封治理的如同鐵板一塊，趙匡胤幾次想遷都長安，都被趙光義阻撓。而且當趙光義假意謙讓不當皇帝時，之前與他鬥得不共戴天的趙普突然一本正經的說曾經聽到杜太后（趙匡胤、趙光義的媽）臨終前立下遺囑，要求趙匡胤死後將皇位傳給弟弟趙光義。再聯想到大內總管太監王繼恩也已經投靠了趙光義，這裡面的細節讓人細思恐極。
趙德昭當時25歲，之後一直生活在恐慌中，於三年後自殺。趙匡胤的四兒子趙德芳，當時17歲，是民間傳說“八賢王”的原型。
趙光義繼位後，按常理應該繼續用開寶九年，但他立即下令改元為太平興國元年，因此太平興國元年只有十二月，過了一個月，就是太平興國二年了。如果他心裡沒鬼，他心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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