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兩大首腦安祿山和史思明的結局非常相似，給人一種宿命論的感覺。兩人都是在叛軍勢力最為強大時被殺，而殺死他們的都是自己的兒子。在他們死後叛軍都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給唐軍平亂創造了很好的機會。從史書上看，安慶緒和史朝義在弒父的出發點上非常相似，都是為了與弟弟爭奪繼承人的地位，在部下的支援下進行的。然而具體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他們之間卻有本質的不同。前面已經對安慶緒弒父的前因後果進行了分析，本章節則聚焦史朝義，解析一下他弒父的具體原因。
按照史書記載，史思明被殺的原因是他喜愛小兒子史朝清，想要立史朝清為太子，並多次揚言殺死史朝義。史朝義為了自保，在部下的支援下反動兵變弒父，奪去了叛軍的控制權。史朝義弒父後，又派心腹張通儒返回范陽殺死史朝清，成為叛軍中獨一無二的首領。從這個記載看，史朝義弒父的出發點與安慶緒幾乎完全相同。因此也很多人說史思明被殺是輪迴報應，因為他和安祿山叛亂，所以走的也是安祿山的結局。可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卻發現在事情的細節上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針對的目標也是截然不同的。
前面分析過，安慶緒弒父實際上是部下推動的結果，安慶緒與安慶恩的權力爭奪只是藉口而已。實際上當時的叛軍大權都掌握在安祿山手裡，由於安祿山在利益分配上不符合部下將領的需求，才促使叛軍將領發動了兵變。安慶緒只是叛軍將領發動兵變的由頭，是政治上的籌碼和工具。
史朝義面對的情況卻與安慶緒截然不同，他並非安慶緒那種在軍中缺少勢力的太子，反而在軍中有著規模不小的心腹和軍隊。實際上史思明在被殺之前，叛軍已經不是完全掌握在他手中。除了他掌控的叛軍精銳外，史朝義也掌握了部分軍隊，剩下的一部分則留在范陽，由史朝清掌控。
與性格懦弱，把軍權交給嚴莊等叛軍將領的安慶緒不同，史朝義手中的叛軍數量是不小的。史思明在鄴城之戰後反攻唐朝，在奪去洛陽後又在河陽三城中與李光弼大戰，還抓住邙山之戰的契機擊退唐軍，重新佔據了戰略的主動權。在此期間，史朝義獨自領軍，立下了赫赫戰功，收到很多部下的推崇。而史朝義愛惜士卒的風格也收到部下的認可，這與史思明動輒虐待部下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所以史朝義在叛軍中是頗得軍心的，這與傀儡狀態的安慶緒完全不同。所以在弒父的主動權上，史朝義遠遠大於安慶緒。
從弒父的必要性上看，史朝義也比安慶緒小得多。安慶緒弒父時正是安祿山稱帝之後，朝中對於太子之爭最為激烈的事後。安祿山立了安慶恩的母親段氏為皇后，下一步就是立安慶恩為太子，所以安慶緒不得不求助於各部將領。而各部將領又在安祿山稱帝后的利益劃分上有矛盾，所以與安慶緒一拍即合，雙方達成了弒父的一系列安排和協議。可是史朝義弒父時形勢並沒有如此急迫，實際上從當時情況看也不是爭奪儲君之為的良機。當時史思明帶領大軍攻潼關和陝州，與唐軍的大戰正激烈。此時弒父風險極大，很可能造成叛軍崩潰，得不償失。
從史朝義當時面對的環境看，完全沒有弒父的必要。雖然史思明嘴上叫囂要殺掉史朝義，但並沒有動手的機會。一方面史朝義在軍中勢力不小，強行動手會引發兵變。另一方面，他們正在與唐軍作戰，史朝義單獨負責陝州一路的攻防。臨陣殺死大將，得益只能是唐軍，這對叛軍絲毫沒有好處。史思明就算要殺死史朝義，那也得等局勢緩和之後。要麼是他攻入關中之後，要麼是戰敗退守洛陽。在戰爭的過程中殺大將，這種蠢事史思明是幹不出來的。況且史朝清遠在范陽，就算史思明想給史朝清開路，也不急於這一時。
史朝義雖然與史朝清有爭權的情況，但迫切性並不大。史朝義在前線帶兵打仗，史朝清在范陽鎮守，兩人沒法直接產生矛盾。就算史思明要做什麼，千里迢迢的也會給史朝義留下充足的反應時間，所以史朝義沒必要在仗打到一半時弒父。如果他弒父的原因出於太子爭奪，那至少應該等到打完仗再動手。這樣既能減少動手的風險，也不會留給唐軍漁利的機會。所以對弒父時機的選擇上看，史朝義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從他對軍隊的控制看，他又不是安慶緒那種被部下綁架的情況，可以說他主動發起兵變的行為是不太合理的。
實際上史朝義當時也是充滿矛盾和猶豫的，在他的部下駱悅等人前往驛站之前，史朝義還千萬叮囑不要傷了史思明。而史思明也不是當時被殺，他是在被擒拿到史朝義面前後，又經過了駱悅等人的勸說，史朝義才決定將史思明處死。由此可見史朝義弒父並非被逼無奈的選擇，這與安慶緒截然不同。因此按照史書上以安慶緒弒父的情況來類比史朝義，在細節方面是說不通的。綜合史書的記載來看，史朝義弒父的原因與史朝清爭權無關，他決定弒父很可能是對皇帝之位的覬覦，而非為了爭奪儲君太子之位引發。
從當時叛軍面臨的形勢看，在戰略上取得了對唐軍的主動權，前途一片光明。雖然史朝義在攻陝州時被衛伯玉擊敗，但軍力上仍舊有著壓倒性的優勢。而另一面史思明已經帶兵準備直撲潼關，打出了兩路在關中合兵攻長安的架勢。從這個戰爭態勢上看，唐軍非常被動，而叛軍則有極大的希望再次奪去長安。在如此光明的形勢面前，史朝義卻掉頭選擇了弒父，實在是讓人意想不到。可如果順著這個軍事戰略分析，卻發現史朝義弒父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一旦攻陷長安，可能史朝義的末日的到來了，所以他必須在攻陷長安前殺死史思明。
長安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意義非常重大，尤其是在宋朝之前。當初安祿山先後攻陷洛陽和長安，便給了他取代唐朝的希望。對於史思明而言，攻陷長安同樣有著很大的政治意義，其中最為主要的便是皇帝的地位得到叛軍各部的承認。史思明的皇帝位是殺死安慶緒後自立的，從政治上講就是偽政權，並不具有太強的號召力。而很多安慶緒被殺後投靠史思明的叛軍中，對史思明能夠滅亡唐朝也是持有懷疑和觀望的態度。再加上史思明對待下屬嚴苛，常常因怒而虐待下屬，所以叛軍中軍心並不穩定。
與史思明相反，史朝義在叛軍中聲望很好，一度威脅到史思明對叛軍的控制權。史朝義很仁義，也很體恤下屬，所以拉攏了不少軍中宿將，得到很大的支援。這從史朝義能單獨領軍攻打陝州就可以看出，他在叛軍中的地位已經可以與史思明分庭抗禮了。在這種情況下，攻入長安就成了父子倆爭奪叛軍中政治主動權的重要目標。可是在這個目標上，史朝義有著天然的劣勢，因為他是史思明的兒子。不論他立下多大的功勞，在政治上都會被看作史思明的政績。而長安的特殊政治意義，甚至可以給史思明無限的加持，這對史朝義非常不利。
無論是誰攻陷長安，史思明在叛軍中的聲望都會達到頂峰，政治號召力甚至可以覆蓋天下。這樣的情況下，史思明可以用任何理由罷免史朝義的兵權，名正言順的立史朝清為太子。這樣的情況對於史朝義來說完全是死路一條，這才是他必須弒父的原因。如果史思明不能攻陷長安，那史朝義和史朝清還可以爭奪一下，甚至史朝清都不可能是史朝義的對手。因此長安成為了史朝義是否能急需執掌兵權的關鍵，本質上也稱為了和史思明爭奪叛軍控制權的關鍵。由於身份和地位的天然劣勢，史朝義沒法用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向史思明下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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