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國碩
何尊銘文拓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繼承周武王的遺志，遷都被稱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陽這一重要史實，即“宅茲中國”。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一詞涵義相對簡單，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國家”，專指中國之全部領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義。古代的“中國”一詞，其涵義則較為複雜，且前後發展演變特性十分明顯。
地域意義上的中國
地域意義上的中國，是指中心區域，即“天下之中”，與“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涵義相近。古代華夏族群活動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為是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為中心的區域，後來隨著華夏族群、漢族群活動範圍的擴大，黃河流域乃至更廣泛的區域被稱作“中國”。西周文獻有明確的地域意義上的“中國”觀念。如《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這裡是說，上天既然已經把“中國”的臣民和疆域賜予周先王，當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導殷頑民，使其心悅誠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這裡的“中國”特指一定的區域，應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區。漢代以後文獻常見地域意義上的“中國”，其範圍有所擴大。如《史記·天官書》：“秦遂以兵滅六國，並中國。”此“六國”當包括齊、楚、燕、韓、趙、魏等諸國區域。《晉書·宣帝紀》：“孟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此“中國”顯然是指三國時期的魏國版圖。
都城意義上的中國
都城意義上的中國，是國家政治中心的別稱，專指都城、都邑、京師。如《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毛傳》：“中國，京師也。”這裡的“中國”與“京師”涵義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東周文獻常見以“中國”代表都城的記載。如《孟子·萬章上》：“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孫爽《疏》：“所謂中國，劉熙雲：‘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這裡是說舜到帝堯之都——“中國”繼承“天子”之位。又如《孟子·公孫丑下》記載一段齊王對大臣說的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是說齊王想在國都之中給孟子單獨建一個館所，送萬鐘的糧米來供養他的弟子。再如《國語·吳語》記載越國在分析吳王夫差必敗時說：“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韋昭注：“中國，國都。”這裡是說吳國必然會以國都中的兵力與越國作戰。
族群文明意義上的中國
族群文明意義上的中國，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華夏族群和後來的漢族多建都於黃河流域，政治優越，經濟、文化發達，文明化程度遠超於周圍四邊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樣，故稱其所在地為“中國”，以對應周邊地區的“四夷”。如《戰國策·趙策二》：“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這裡的“中國”主要是指東周時期中原各諸侯國，部分等同於“華夏”“中原”之涵義。西漢司馬遷《史記》在記載中原諸侯與秦國、吳國交往時，也往往用“中國”一詞，如《秦本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吳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漢代以後“中國”一詞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
國家意義上的中國
國家意義上的中國，專指中國境內尤其是黃河流域建立的單一的國家。如《漢書·陸賈傳》：“皇帝（劉邦）……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這裡的“中國”指的是漢帝國，表示漢王朝有效統治的整個區域，自稱“中國”。明清時期，在對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稱“中國”。如《明史·外國七》：“義大利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以“中國”為正式國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中國”才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的簡稱，當今“中國”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中國
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即同時並存的多支考古學文化聯絡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認定是“最初的中國”或“早期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相當多的學者認識到黃河流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中心區域，早在史前時期該區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響力將各地維繫為一個整體。如1968年張光直先生認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個區域文化，由於彼此影響和碰撞相互連線組成一個更大的“相互作用圈”，這個作用圈形成了歷史時期中國的地理核心。到了20世紀80年代，嚴文明先生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認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分層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近些年來，部分學者開始嘗試以考古學材料直接認定“最初的中國”。如韓建業先生認為先秦時期存在一個“早期中國文化圈”，早期中國萌芽於公元前6000年前後，正式形成於公元前4000年前後。在廟底溝時代，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迅速發展，文化的擴充套件自然形成三個層次的圈層結構，標誌著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的正式形成。此外，李新偉先生認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紅山文化中晚期、崧澤文化中晚期和凌家灘遺存時期”，各種史前文化交相輝映，建立起遠距離的“社會上層交流網”，逐步形成一個“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國”噴薄而出。
五種涵義基礎上的“最早的中國”
古代有關“中國”一詞的涵義較為複雜，且具有發展演變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國家、華夏族群文明等四種涵義，當今學界又從考古學文化角度認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國”的屬性。學界有關何為“最早的中國”之爭議，是建立在這五種“中國”涵義基礎上的、不同學者的不同認識或解讀。探討何為“最早的中國”的標準，須滿足三項基本條件，即地理範圍上侷限於黃河流域，社會形態須進入早期國家階段（包括邦國和王國）以後，文化發展佔優勢地位。符合這三項基本條件下的不同涵義上“最早的中國”，時間上大約為龍山時期到漢代之間，空間上主要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廣義中原區域。目前明確記載、較為可信的地域意義上“最早的中國”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區（今洛陽一帶），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區；都城意義上“最早的中國”是西周時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義上“最早的中國”應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華夏諸侯分佈區；而國家意義上“最早的中國”大約是在西漢帝國以後。從考古學文化意義上探討何為“最早的中國”，指向龍山時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說服力，其應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國”。在認同存在夏王朝、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無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國”，也應是當時的“中國”，但不屬於“最早的中國”。
（作者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編：劉瀚潞］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