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武四年（公元28年），大將吳漢率部在臨平縣和東郡箕山兩地大敗五校軍，爾後揮師北上，平定了清河郡和平原郡的“雜牌軍”。
然而，光武政權在新“解放區”剛剛立足，鬲縣（位於今山東省德州市東南）的五大家族便聯合起兵，佔據縣城，驅逐了代理縣長。
訊息傳到氣勢如虹的吳漢軍中後，諸將領個個義憤填膺，他們哪能咽得下這口惡氣，紛紛要求領兵前去“平叛”，但被吳漢嚴令禁止。他說：“促使鬲縣人民反叛的，是代理縣長的罪過。膽敢輕率進兵的，一律斬首。
軍令如山，眾將再也不嚷嚷了。
之後，吳漢用公文通告郡府，要求拘捕代理縣長，並派人前往鬲城謝罪。城中五大家族聞訊後既驚又喜，遂相繼率兵投降。諸將領對吳漢的“戰術”十分敬佩，說：“不戰而得城，這種本領非眾人所及也。”
鬲縣不戰的故事，雖已過去了二千年，但今天讀來仍讓人心暖。這是一種高超的政治思維：其一，把官、民放在了同等地位，一把尺子量短長，甚至還有嚴官寬民的意思；其二，把代理縣長的濫權與腐敗視為“民變”的主因，五大家族的反叛是“官逼民反”；其三，要想平息“民變”，先要嚴懲犯罪的官員，否則，只會埋下更大的禍患，使朝野付出更大的成本；其四，敬畏百姓，譬如派人去向鬲縣民眾道歉、謝罪。
這幾點，正是吳漢堅決不戰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既能“不戰而得城”，又能廣泛獲得民心的奧秘之所在。
（劉吉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