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總體對抗勢力消長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既得利益集團的從中作梗，這使得鄂爾多斯部的“封貢事宜”變得難上加難。
這裡所說得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陝西三邊將帥家丁。所謂的“雙山堡之寇”發生在隆慶四年十二月十日之後，
即在蒙古諸部的聯合使團到達明朝邊境，且雙方明確不再互相搶掠以及“搗巢”“趕馬”。
從時間上可以看出，“雙山堡之寇”是在禁令出臺後發生的。“雙山堡之寇”之後發生了常樂堡衝突，時間是在隆慶五年正月十七日。這一天本來是雙方約定的停火日期。
先前吉能所派使臣中軍達子擺言恰等一行人與宣大使臣金鳳、夜不收至榆林牆下，與榆林總兵官雷龍等人談妥，雙方將在正月十七曰全面停火。
對於常樂堡衝突發生的經過，《兵部奏疏》說：正月十七日，榆林家丁於常樂堡邊外，趕虜馬匹、駱駝，被達子跟趕進邊，有鎮守總兵統兵，迎敵斬去達子首級二顆，河冰上跌死馬數十匹，官軍亦有損傷，各回營。
與“雙山堡之寇”如出一轍，也是由於將帥家丁挑釁引發的衝突。隆慶五年正月十七日，榆林家丁在常樂堡邊外驅趕鄂爾多斯部的牲畜，鄂爾多斯部進邊報復。
衝突的結果為雙方都有死傷，“斬去達子首級二顆”。當然榆林家丁自身也有損失，“河冰上跌死馬數十匹，官軍亦有損傷。”“搗巢”、“趕馬”為什麼一時停止不了？
其背後一定有巨大的利益，驅使三邊將帥家丁鋌而走險，出邊“搗巢”、“趕馬”。
對此，我們可以從幾份奏疏中可以見得，首先，是時任陝三邊總督的王之誥在上奏皇帝討論鄂爾多斯部應否“貢市”事宜時談到：
今互市既不可許矣，即許其入貢，則搗巢、趕馬，亦難復行，不惟邊人失望，將士解體。這裡的“邊人”與“將士”均指將帥家丁。王之誥上文已經提到過，他的主張是鄂爾多斯部可貢不可市。
這裡講到如果一旦接受鄂爾多斯入貢，那麼，三邊家丁是不能出邊“搗巢”“趕馬”。這裡他委婉的說道，如果不“搗巢”“趕馬”的話，利路被堵死而令將帥家丁“失望”、“解體”。
此外，甘肅巡撫楊錦、總兵官鄭印也講到：
縱使和議既成，亦難久恃，一切戰守事物，倶要比常加謹修舉本鎮戰士多資，家丁平日之費，所賴搗巢趕馬今既議和，委難蓄養各丁。本等月糧之外，無從加厚，此其可隱憂者。
從後面時態的發展來看，他們說的即使“貢市”談成，也“難久恃”是正確的。接著說“家丁平日之費，所賴‘搗巢’‘趕馬’”這就是說，出邊“搗巢”“趕馬”搶來物是將帥家丁的收入主要來源，
因此，一旦“議和”，除了月糧就別無其他了。
兵部郭乾也在一份的奏疏也中提到“不搗巢不趕馬，三邊將領何以蓄養戰士”，言下之意更為明朗，陝西三邊蓄養戰士的資本全來源於對鄂爾多斯部“搗巢”“趕馬”搶掠而來。
從這三份奏疏裡，我們可以更加的確定上面說法的準確性，“搗巢”“趕馬”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利路”，它是陝西三邊家丁的財源。
因此，即使在頒佈禁令以後，仍出邊“搗巢”“趕馬”。實際上，禁令頒佈前後發生的這兩起衝突恰恰反映了陝西三邊將領軍官反對“貢市”的態度。所謂“將帥家丁”是怎樣一個群體？什麼叫“搗巢”“趕馬”？為什麼他們堅持反對與鄂爾多斯部實現“貢市”？
明中期以後隨著九邊衛所制度的廢弛，衛所軍官不能“殺賊”，又不能“自守”因此將帥自行招募、訓練、統帥兵卒，這些兵卒普遍稱之為“家丁”，此外，也稱為“健兒”、“能死之士”、“親丁”、“私卒”、“親兵”等，
就是宣大、陝西三邊各鎮豢養的私屬武裝人群。
將帥家丁的作用為：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兩軍相接全恃將勇。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併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以貴有家丁親兵也。
這是指在戰場上，將帥也就是九邊各鎮總兵官及其豢養的“家丁親兵”，都是各邊鎮領兵者“左右膂之驍焊者”。對於家丁的挑選，須具備“膂力驍健、弓馬嫻熟”，被蓄養的家丁是私人僱傭武裝，“一旦虜至，出死力以報之”同時“以死護其主，
以其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望，故肯出死力而不他顧也。”
九邊各鎮將帥家丁為什麼熱衷於“搗巢”“趕馬”？《萬曆武功錄？吉能列傳》說：“塞上正虜將軍，類皆搗巢、趕馬以搗巢、趕馬為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虜籍以啟釁，乃戒諸將卒，違戒者斬”將帥可以為報功受賞。
家丁是私屬武裝，當然沒有兵餉，他們的生存全賴“搗巢”“趕馬”，也就是盜搶鄂爾多斯蒙古人牲畜。
在陝西三邊的榆林家丁素以“健鬥”聞名。何以見得？我們可以從蒙古人對榆林城的稱呼可知。陳寅恪先先生的《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文章中，利用蒙、滿文版的《蒙古源流》考證出了楡林城的蒙古名為Temegetli，
其意“有駱駝的（地方）”但為什麼蒙古人稱榆林為Temegetu？陳先生並未進一步說明。
特木勒《明代蒙古史地札記三則一一以〈綸扉簡牘〉的史料為中心》一文中認為：申時行《綸扉簡牘》中也提到“虜中有駱駝城之號”，這恰與蒙古文的Temegettl Qota對應。
那麼，蒙古人為何稱榆林城為“駱駝城”？
原來，在楡林一帶百姓生活赤貧、艱苦“彼孤懸塞外，薪桂米珠”，因此為生計“士馬健鬥”，對邊外的鄂爾多斯蒙古人“搗巢”“趕馬”。
榆林家丁“士馬健鬥”的精神與駱駝的堅韌的性格相聯絡，來理解榆林城蒙古語名“駱駝城”之寓意的。
接著說上面的兩起衝突，衝突發生之後，明朝方面派遣使臣，赴鄂爾多斯部問責，宣大使臣金鳳等去吉能處，宣諭恩威軍門號令，
並責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俺答未傳之先，有無故違反覆變詐”。
對此，吉能的回答是“有雙山搶的達子，原在未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宄。”吉能說，我們在與俺答請求通貢的時候“不料”榆林家丁“卻來”趕馬，於是其部下才追趕家丁進邊。
怕王崇古“知道”此次衝突後“惱怒”，吉能派人至各頭目，令他們不要進邊騷擾。
從上述吉能的回答可知，即便是由於三邊家丁挑事引發的衝突，是錯在三邊家丁，但是為了加入“貢市”體系，鄂爾多斯部吉能寧願隱忍，唯恐明朝方面惱怒而拒絕鄂爾多斯部的要求。
當土默特俺答部開始與宣大總督談判時，雙方手中均有“資源”，明朝有把漢那吉作為籌碼，土默特部則有趙全等板升漢人頭目，
在交出趙全等板升漢人之後，俺答手上仍有其他板升漢人頭目。
論軍事實力土默特部亦足以對明朝構成威脅。在雙方互為持平的狀態下，不論是俺答還是明朝都不會輕易有任何挑釁舉動。
雙方的“貢市”協議，是在相對平等的狀態下進行，而喀喇沁與永邵卜兩部是被“請”進來的。
反觀鄂爾多斯部，從雙方的勢力而言，陝西三邊處於優勢地位，鄂爾多斯部早己不是明朝的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陝西三邊不願主動放棄優勢，自降身段與鄂爾多斯平等“貢市”。
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旦“貢市”，就會禁止家丁出邊“搗巢”“趕馬”，那麼一來，陝西三邊家丁的手腳被困住，
將他們的“利路”堵死，因此他們極力反對雙方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