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世界各國經此一戰認清了當時中國的真正實力，隨後發動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戰爭試圖搶佔中國市場，而清政府的軟弱腐敗致使其一次又一次簽下不平等條約，國土四分五裂，主權喪失，賠款無數。
其中香港、澳門、臺灣的割讓影響最大。在《香港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外交官李鴻章在聽說英國想要租借香港100年後，持堅決反對態度，在經歷了漫長的討論後，最終將租借期減少一年，定為99年。當時的許多人認為其中只差了一年，香港還是和中國分離了那麼久，這次的外交是完全失敗的，其實並不是，這一年時間的減少為香港如今的迴歸貢獻了重要力量。
李鴻章是晚清時期的一位頗有爭議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時期展露出異於常人的聰慧，讀書刻苦，對經史的充分學習為後續的國家治理打下堅實的基礎，後來他順利透過科舉進入仕途，受業於曾國藩門下。
後來受朝廷之命負責太平軍的鎮壓，在軍中李鴻章行事作風明快果斷，能夠對當前的戰況做出迅速的決斷。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都起著重要作用。
他曾擔任兩江總督任、直隸總督等職位，當時的中國近代早期四大軍工企業，其中三個都是由李鴻章創辦的。他堅信軍事力量決定一個國家國力的強弱，花費大量心思在這些軍工企業上，使當時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增強。
在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又奉命創辦了一系列民用企業，對於企業的經營之道也在逐漸革新，從最早的官督商辦轉化為官商合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李鴻章作為洋務重臣的一生中，為中國的企業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李鴻章是不折不扣的“全能型人才”，除了企業的經營。他在外交方面也展現出過人的才華，被清政府任命為長期外交官。李鴻章在看到清政府面對外國侵略戰爭節節敗退時，意識到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建議採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利用外交談判儘可能為國家爭取更多的時間發展經濟和軍事，才有可能扭轉局面，不過後期的發展並沒有按照他的設想進行。
在和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時，細心的李鴻章根據當時情況分析日本將來必定會危害到中國利益，並積極支援臺灣巡閱，即使早已預料到，可後來日本還是吞併了琉球，並在《馬關條約》簽訂後，如願以償得到了臺灣及其附屬島嶼。
當時清政府腐敗嚴重，慈禧貪戀權勢不肯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李鴻章作為慈禧太后的寵臣，他所做的事絕對不可能觸動到太后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讓列強肆無忌憚地瓜分中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李鴻章想要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是很困難的，想要做的許多事都受到了限制。
人無完人，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人也會有相應的改變，負責爭取國家利益的外交大臣李鴻章在戰爭後期開始收受賄賂，在各類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時，列強甚至明確指名李鴻章參加談判，俄國曾經為了使李鴻章放棄自造鐵路的政策推行，試圖以300萬盧布來賄賂他，不過最終因為俄國人的出爾反爾，他們的陰謀沒能得逞。
李鴻章擁有外交方面的才華，但是國家綜合實力方面的懸殊差距並不是僅靠外交手段就能夠彌補的，他一生中籤訂了三十多個不平等條約，最終在《辛丑條約》簽訂後含恨而死。
在百姓心中他是“賣國賊”，他們看到的是李鴻章坐在談判桌上一次又一次地簽下不平等條約，將國家主權拱手讓人，卻沒有看到李鴻章作為弱國的國家代表在談判桌上的無奈。
他多次據理力爭為國家爭取利益，將賠款數額一降再降，使割讓的土地範圍縮小，但是這樣爭取的利益在最終簽訂的條約面前顯得微不足道，弱國無外交，當時的中國在談判桌上就像狼群中的羊，沒有強大的實力只能任人宰割，其實歸根結底是清政府的軟弱腐敗，並不能將使國家主權喪失的罪名都歸結於李鴻章個人，也不能因為李鴻章收受賄賂，就全盤否定他在晚清外交上做出的貢獻。
1898年《香港條約》的簽訂，讓我國痛失香港99年。其實英國最先提出的並不是租借香港99年，而是100年，李鴻章聽到這個租期後表示強烈反對，和英國代表僵持了很長時間，據理力爭，最終才將租期減少了一年。當時的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既然已經租借99年了還差這一年嗎？
李鴻章的做法其實和當時西方列強的國際法相關，他在談判前仔細研究了國際法，知道租界地區時間一旦達到100年，這片區域就會直接屬於租借方，並不會歸還。在《香港條約》中提出租借香港100年，一旦條約生效，香港將再也沒有迴歸的可能。
香港是我國的重要港口之一，其商業價值不可估量，李鴻章不願將香港拱手讓人，於是盡最大努力在談判中將租期100年降為99年，他當時想的是，就算現在沒有能力將香港收回，那99年後呢？也許那時候國家已經變得更加強大，已經不再被欺凌，有足夠的能力收回香港，他已經看不到這一天了，但還是留下一個希望，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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