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專制”一詞有獨享、獨佔、獨斷專行之意。
1、專制一詞的中國本意
《韓非子·亡徵》：“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史記·穰侯列傳》：“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
《淮南子·泛論訓》說：“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
高誘注：“專，獨；制，斷。”
蘇軾《策略第一》：“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
上述諸古典，所用“專制”多指在君幼、君弱的情形下，貴戚、大臣獨斷專行，所謂專固君寵而擅權（如《申子·大體》說“一臣專君，群臣皆蔽”)。
縱觀古代典籍，很少談帝王專制的用例，這大約因為認定帝王本應專權，所謂“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故無須議論帝王（即“上”）的專制。
2、西方語境下的專制
至近代，受西歐及日本概念的影響，“專制”的含義才擴大為一種政體的名稱。
梁啟超將作為政治制度的“專制”定義為：
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
近代日本人用漢語原有的詞“專制”對譯英語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等編譯的《哲學字彙》，在absolutism條目下，對應的漢字詞為“專制主義”。
而在西方，absolutism(“專制主義”或“專制制度”)是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一種政制形式。
他在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三政體說（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基礎上，提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其中的君主政體、專制政體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體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國，專制政體則不然：
“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
孟德斯鳩還把“主權者以脅嚇為主義”的政體稱為“專制制度”，以與“主權者以溫和為主義”的政制相區別。
嚴復在翻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時將書名譯作《法意》，其三種國家的政體的名稱分別譯為：公治國、君主國、專主國。
嚴復所撰《孟德斯鳩列傳》陳列《法意》的三政制：“曰民主，曰君主，曰專制。其說蓋原於亞里士多德”。
關於政治體制，近代日本的分類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貴族專制、民主制。
3、中國究竟算不算“專制制度”？
人們通常認為，專制制度多與君主政體相共生，也可以依存於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其特點是最高統治者獨攬國家大權，實行專斷統治。
（1）西方學者的討論
自孟德斯鳩以來，一些西方學者將中國視作專制制度的典型，並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與君主政體結合在一起，合稱“專制君主政制”。
歐洲自古希臘以來，多將亞洲國家的制度歸為“東方專制主義”，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代，由於百餘年中耶穌會士陸續帶回的材料，
歐洲人才對中國政制有了較積極的評價，伏爾泰、魁奈等啟蒙大師稱中國政制為“開明君主制”。
之後，歐洲人的中國觀也又發生改變，“東方專制主義”說佔主流，卡爾·馬克思大體沿用此說，稱東方諸國是以部落的或公社的財產作為基礎的“東方專制制度”。
當然，西方學界仍有承襲啟蒙派觀點的，如現代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和侷限》中指出，中國帝王受到禮制和官僚體制的限約，其專制程度不及西歐中世紀晚期的某些君主，如宣稱“朕即國家”的法王路易十四，其專制性便在與之同一時代的中國清朝康熙皇帝之上。
關於中國的帝制與專制相共生，學術界有一定程度的共識，但也有認為中國的帝制不一定專制的意見。
（2）、中國人的討論
孫中山《民權主義六講》第二講提到，中國帝王的專制程度不及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專制君主。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更詳述中國帝王並不特別專制，認為秦漢以降，“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
錢穆批評“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妄疑中國曆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費孝通認為不宜給中國傳統政制簡單地以“專制”一言以蔽之。
他說：
“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在中國已有極長的歷史。自從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以後，地方官吏在原則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
“中國以往的專制政治中有著兩道防線，使可能成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為暴君。第一道防線是政治哲學裡的無為主義。”
“第二道防線…那是把集權的中央懸空起來，不使它進入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範圍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向下的單軌只築到縣衙門就停了，並不到每家人家大門前或大門之內的”。
費氏把中國傳統政制概括為“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兩層”，“中央所做的事是極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團體管理”，而地方自治團體大體所指是由“宗法”組織承擔，鄉紳（或稱“紳士”）在其間起主導作用。
這都是中國歷史實態的一部分，中國傳統政制不乏開明、理性的成分，歷來稱之“仁政”，但不足以否定中國皇權政制的專制性。
而這種專制性，與中國文化久遠深厚的“大一統”傳統直接相關。
由於受到禮制、禮俗、法律與官僚體制及貴族與地方紳權的制約，中國專制帝王的權力（皇權）不能說是無限的，但這些限定缺乏法制規範，貴族特權常被限制甚至剝奪，通常情形下，制約皇權的功能微弱；而禮制與官僚體制及地方紳權又臣服於帝王的威權，“命為制，令為詔”的帝王隨時可以變制、罷官，因而掌控“六柄”（生、殺、富、貧、貴、賤）的中國皇權，其專制性是毋庸置疑的。
自秦以後的中國歷史，皇權至尊、至大，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中國的專制等級制固然與宗法制相為表裡，但專制等級制往往更加強勢。
漢、唐、宋的專制帝制，大約只將權力伸及郡、縣，而近古以至近代的保甲制度，則把“第二道防線”即“在專制和集權名義所容忍著的高度地方自治”衝潰。
費孝通說：“保甲制度是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築到每家的門前，最近要實行的警管制更把這軌道延長到了門內。”
故在近古、近代，中國的專制集權政治有增無減，真正達於登峰造極的程度。
4、中、日、西“專制”的差異
西歐中世紀的君主制多為有限君主制（等級君主制），中世紀末期專制王權日益壯大，向無限君主制（專制君主制）轉化，但王權仍然受到基督教教會、貴族領主、市民的制衡。
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代，中國即已實行無限君主制，專制皇帝總領政治、軍事、財經、文教大權，除冥冥上蒼（天）、聖人的教言、祖宗傳下的禮制以外，難有約束的實際力量。
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系統在秦代及漢初相當強勢，曾是制約皇權的力量，以後漸趨式微：漢武帝以“中朝”削弱相權，漢光武帝以“尚書檯”取代三公，相權消減，唐宋等而下之，明清更取消丞相，而皇權則與日俱增。
當然，作為專制帝制產物的農民戰爭，可以推翻舊王朝，另建新王朝（謂之“易姓革命”。經過這種“革命”建立的新王朝，其專制性絕不稍遜於前朝），此為帝王的一大隱憂，故施行“仁德”以撫慰庶眾、強化鎮壓機制以攝製庶眾，成為專制皇權“霸王道雜之”的因由。
故而被視作柔性的“德治”與被視作剛性的“專制”貌似對立，實則相通，“德治主義，其實與專制主義具有表裡的關係”，“最為有德的君主同時也是最具專制的君主”。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專制君主既掌政權，又兼控神權，“皇帝”的稱號便意味著地上君主與上天主宰（上帝）的合一或同一，這與歐洲中世紀神權與王權分離的情形大不相同。
歐洲帝王需要執掌神權的基督教教會為之加冕，連蔑視教會的拿破崙一世在稱帝時也不得不舉行加冕儀式。在歐洲列國，帝王得到神權的認可與護佑，是王權取得合法性並得以執行的必要條件。
而中國則不然，皇權高居教權之上，以致有皇帝冊封宗教領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頒賜金冊），皇帝又往往被尊為至上神（如宋徽宗稱“道君”、慈禧太后稱“老佛爺”之類）。
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裡”（天皇）與“公儀”（幕府）兩個權力中心，存在“二重組織”、“祭政二重主權”，所謂“天界信仰的支配者”與“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離的，由此形成“天皇不親政傳統”。
日本天皇的皇宮稱“雲居”，皇室稱“雲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務之意。
當然，日本“天皇不親政”也不能一概而論，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天皇有親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執大權，曾“獨自壟斷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威”。
此外，德川將軍曾試圖把持神權，設“東照宮”，令國人祭拜，德川家康自稱“東照大權現”，但執掌政權的德川將軍始終未能如願取得天皇獨享的至上神權。
就總體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結構”，不同於中國合神權、政權為一體的專制帝制。
5、中國社會究竟如何分期？
學者何茲全把中國古代政制的演變分為五階段：
第一階段，先秦時代——君權、貴族權、平民權三權鼎立；
第二階段，秦漢時代——君權漸強，貴族、平民權衰減而力圖掙扎；
第三階段，魏晉南北朝時代——君權、貴族權保持平衡；
第四階段，隋唐宋時代——君權恢復、貴族權削弱：
第五階段，明清時代——專制主義時代。
這是一種從政制角度提出的頗有概括力的中國歷史階段論。
中國的君主專制時代有各種監察機構，有學者以此例質疑中國古代政治的專制性。
但只要對此類監察機構的實際效用加以考察，即可發現，它們的功能只是對各級官僚加以監督，但並不構成對皇權的制衡，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對專制皇權的強化。
孫中山指出：
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臺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
有學者在考論“專制”與“封建”之後，擬定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如下：
原始時代；/封建時代；/皇權時代；/共和時代。
考慮到中國歷史的長期性、繁複性，他還稍作細分：
原始群時代；/氏族共同體時代，或稱萬邦時代（先夏及夏代）；/宗法封建時代（商代及西周）；/宗法封建解體時代（春秋、戰國）；/皇權時代前期（秦至中唐）；/皇權時代後期（中唐至清）；/共和時代（民國、人民共和國）。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