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順中學儲存的“下馬碑”
小時候在農村老家沒什麼文化活動，就愛上了看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農村巡演上黨戲多以宋朝楊家戲為主，父親說楊家的天波樓前豎有一塊皇帝賜給的“下馬碑”，上面刻著“文武百官到此，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彰顯楊家的地位顯赫。“下馬碑”作為一種神聖的存在深深地印在腦海中，但真正見到“下馬碑”卻是多年以後的事了。
2005年秋季的一個夜晚，平順中學校園裡搞點小建設，挖掘機不經意的一剷下去，挖出了一塊埋在地下的石碑，清理後，發現竟是隱身了不知道有多久的平順縣文廟前的“下馬碑”。
“下馬碑”在古時候一般為遵皇帝諭令，刻立在宮殿、文廟（孔廟）、重要人物宅邸或墳墓前。古代君主以儒學治國，以尊師為第一要義。所以明清時期文廟前東、西兩側，一般都有“下馬碑”。
目前所知，最早的下馬碑是立於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詔令在曲阜孔廟前置下馬碑，上刻“官員人等至此下馬”。過去文武官員、庶民百姓從此路過，必須下馬下轎，以示尊敬，就連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輦而進，可見孔廟的尊嚴。下馬碑是一種諭令碑，即碑文等同於帝王口諭的命令，是一種封建社會等級禮儀的象徵。到了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命過孔門者皆下馬。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時候，皇帝“飭諭官兵人民經過文廟務須下馬，並禁學宮放馬汙踐。”
平順中學建築工地發現的“下馬碑”
下馬碑
平順縣文廟前的下馬碑，就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朝廷再次申令在文廟前左右豎立下馬碑之後，於次年立起來的。此事在清康熙版《平順縣誌》中也有記載：“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文廟外各立下馬碑，現任杜公諱之昂，捐貲僱工，獨力建立下馬碑二座”。
在平順中學建築工地上發現的下馬碑，高2。1米、寬0。8米，右上角有一個約30釐米高，20釐米寬的缺口，好在沒有影響到正面碑文。正面碑文楷書， 內容為“康熙三十年二月內奉旨：文武大小官員以及兵民人等至此下馬。平順縣知縣杜之昂立石”。
一般說到下馬碑，很少有人說下馬碑背面的內容，好像不存在一樣，這種理解事實上是錯的。平順縣的下馬碑背面，在第二次當作一塊石頭使用的時候，不僅鑿去一個角，還在背後的右半部分鑿下去3到4釐米，使整塊碑形成高低不平，類似一步臺階一樣，將碑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壞。沒有鍛造的那一部分可以明顯地看到碑文，額題應該是六個字，遺留下來的一半可以辨認出“碑記”兩個字。碑文的右邊部分被鑿去，左半部分殘留可隱約認出“旨下馬亦不許□，旨為事理乃”等文字。
平順下馬碑背面
平順下馬碑是在什麼時間被重複使用，造成損壞的，現在無法下出確切的定論，可以肯定的是最近挖出時就是這樣的狀況。可幸也可惜。
立下馬碑的知縣杜之昂，河南扶溝人，是平順縣歷史上少有的一位名宦。一般人不瞭解平順歷史，也不會刻意去記憶一個平順歷史上的知縣，但是走過長治到平順高速公路的人大多會記得路上有一個杜公嶺隧道。杜公嶺隧道曾以開通不到半年時間就出現嚴重地質災害而不得不封閉維修多年的奇事而名揚長治。
杜公嶺原名龍盤山，是阻隔在平順縣到長治市之間的一座綿延幾十裡的大山。在杜之昂來平順上任以前，這裡就有一條人行小路，儘管曲曲彎彎“崎嶇異常”，因為空間距離最近，卻是從平順縣通往潞安府的一條主要道路。杜公上任第二年，即“捐貲僱匠，煮粥供役”，將人行小道整修成了可通騾馬的官道。人們為了紀念杜之昂的功績，即把“龍盤山”改稱為“杜公嶺”。
杜公在平順的功勞很多，對當時平順教育基礎和環境的改善及發展作出的貢獻尤為突出。主要表現在為形成尊師重教的意識，於康熙三十年（1691）在平順文廟前設立下馬碑兩通；為改善社會風氣，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平順文廟與縣治之間建立文昌宮一座；第三，為振興平順文風，“廣立義學，以教民間子弟”。
歷史記載平順縣的下馬碑是立在了文廟前，立碑人是知縣杜之昂，立碑時間為康熙三十年（1691）。平順新發現的下馬碑，碑文顯示立碑時間及立碑人和康熙版《平順縣誌》記載完全符合，可以確定此碑就是原立在文廟前的下馬碑無疑，可惜的是隻找到了一通。
這一通新出土的下馬碑，它肯定也不會想到因為它的發現，在平順縣文化界引發了一起關於平順文廟之爭的公案。
文廟之爭
2012年10月，平順中學出版印刷了一本關於平順中學校發展歷史的志書《東藏學府志》。在書中扉頁後便是“平順學宮圖”，之後為“序”，“序”後緊跟著的便是“下馬碑”照片。然後在“概述”中敘述了平順縣學、東藏書院、平順縣立第一高小、平順中學之間的關係和發展歷程。其中非常詳細地寫了平順文廟在明萬曆年間遷建的經過，明確說明了文廟遷建到的地方就是現在平順中學這一塊兒，原來的東藏寺東山脊。
當然，這不能空口白牙，信口瞎謅，還得找出些依據。書中儘管沒有說直接物證就是在此地發現的下馬碑，但如果不是在這裡發現了下馬碑，寫起來也不會這樣理直氣壯。更何況在康熙版《平順縣誌》中還可以找到模稜兩可的話語。
王升輦說：聽說夏言最初設立平順縣的時候，規劃建設北城在北山的山頂，東城在東藏寺東邊的山崗上，並將南關全部包括進來。但因時間緊迫，便“芟煩就簡”，建成了只有一條短短東西街道的小城。知府劉復初精通風水，看了平順縣城佈局之後，說整個潞安府八個縣的風脈，平順最好，如果北山建北城，東藏寺東建東城，將文廟修到“東城之脊”，不說秀才舉人，就是狀元也會有。暫將文廟改建到“東城脊”，風水這麼好，在卯年肯定就有人中舉。到了天啟丁卯年（1627），石懷玉果然中了舉人。
知府劉復初說將文廟修到“東城之脊”，平順人就能考中秀才舉人乃至狀元；王升輦說將文廟改建到“東城脊”，在明天啟丁卯年（1627），平順青羊里人石懷玉果然中舉。王升輦是誰？縣誌中為什麼記錄他說的話？
王升輦，平順縣王莊里人，清順治七年（1650）歲貢，曾任寧武府訓導、代州學正等小官。王升輦學習好，當老師收學生，成就也不小，就是參加“高考”一直落榜。一共參加了九次秋闈，都沒考上舉人。但是他“性情溫厚，氣度端凝”，在地方上聲望很高，名揚府八縣。所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縣杜之昂主持編修《平順縣誌》的時候，就將王升輦的話記在了“縣誌”中。
知府劉復初說的“東城之脊”是指東藏寺之東山崗上，王升輦說的“東城脊”是哪裡？這點是有疑問的，所以說“縣誌”中的話模稜兩可。平順中學在編纂《東藏學府志》時把王升輦說的“東城脊”自然認為是東藏寺之東山崗上，作為書證，又有“下馬碑”作為物證，於是便有了文廟舊址在平順中學這一塊的說法。
康熙版《平順縣誌》：舊城圖
《東藏學府志》之書一出版，平順文化界便有人覺得書中所言不對，文廟不是在東藏寺之東。理由呢？還需要理由嗎？！
第一，平順縣城的文廟作為縣城內較大的一組建築群，位於現在平順賓館北樓位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完全拆除，許多老人們還記得這事，肯定不會有假；第二，康熙版《平順縣誌》中無論舊城圖還是新城圖，文廟均標註在縣城東門之內，而東藏寺遠在縣城東門之外；三是，康熙版“縣誌”中《平順縣改建儒學碑記》記載，改建文廟之地，“東城垣右”“面對秀峰”“背依峻嶺”“坐北向南”，這些條件並存，現在平順中學這塊地方不能完全滿足。
如果平順縣的下馬碑在除卻平順中學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掘出來，可能就不會出現後來平順文廟之爭這件事。但是這通下馬碑偏偏在平順中學校園裡的建築工地被挖出來了，也很難說不是天意。
文化界人士推測，這通下馬碑應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拆除文廟時，被運送到平順中學做了門檻石，且根據實際需要被切除了一角。推測只是推測，不是事實，保不齊就是瞎推測，是錯的。
不過，《東藏學府志》中直言“奉康熙諭旨在通往文廟的路口立康熙諭旨碑（民間俗稱“下馬碑”）1通”，也是罔顧事實，明明康熙版“縣誌”中確實記載為“建立下馬碑二座”。
康熙版《平順縣誌》：新城圖
古時候的事，我們都沒有經歷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可以的。如果有考古發現，那是最好的，但可遇不可求。更好的辦法是去浩如煙海的古代歷史文獻中抽絲剝繭，慢慢探索，在不斷地探索中發現。
絮語
多年前，我還是毛頭小夥，星期天和同事在長治市十字街見到一擺象棋殘局的攤子，下棋者輸了出一元，贏了得兩元。我們兩個人閒的無事竟直直看了有半天之久，見過了多人失敗的路子，認為找出了一個破解之法。一人拿出五毛錢，湊了一元躍躍欲試，不幾步也敗下陣來。一老者語重心長的說，當局者迷啊。
有人問我，寫了半天文字，你說說平順文廟到底在哪裡？我能怎麼說呢？我也是局中人啊！
記得我在平順中學上高中那個時候，每年高考達本科線的人可用鳳毛麟角來比。而從平順中學發現、保護、樹立下馬碑至今，平順中學的教育質量節節攀升，每年都有北大清華等名校錄取的學生。此一時彼一時，不可同日而語。
平順文廟已經沒有了，只剩一通“下馬碑”，也是文物了。願平順的教育文化事業紅紅火火，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