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新偉，詩人、媒體人。
公元1076年，歲在丙辰，北宋神宗熙寧九年，這年的八月十五，蘇東坡寫下了《水調歌頭》，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寫中秋節最有名的一首詞。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東坡“創作生涯長達四十多年，留下二千七百餘首詩、三百多首詞、四千八百多篇文章”，在這個人生跨度和作品數量中，《水調歌頭》可能不是最能代表蘇東坡文學成就的作品，但絕對是膾炙人口、傳諸久遠的一首詞，
因為中秋佳節，因為對親人的思念，因為對世事無常的追問與開解，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詩意，更作為一種人生哲學使得這首詞最大範圍地流傳下來
。
從文人學者到普羅大眾，都熟悉蘇東坡這首詞，和他眾多的文學名作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寒食詩》等等一起，也是後世書法家最樂於書寫的作品內容。
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在八月十五，仍然會對蘇東坡這首詞油然而生親切感，仍然會覺得它是
最能表達此時心情的語言
，不能不為一千年前文學創作中永恆的激情所感動。而且，它也超越了當時蘇東坡所感嘆的
空間的阻隔
（“千里共嬋娟”），當我們欣賞中秋之月的時候，分明還可以感受到
時間悠遠的力量
：眼前這塊月亮，就是蘇東坡寫到的那一塊月亮。
難怪林語堂為蘇東坡作傳、提到這首名作時說：
“他在密州想起未能相見的弟弟，就寫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詞。批評家說，這首詞一出，其它描寫滿月的作品都不值一顧了。”
（林語堂《蘇東坡傳》，宋碧雲譯）
因為反對執行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蘇東坡從熙寧四年（1071）開始外任，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當地方官。他的政績很好，但作為不同意見者，他在基層執行新法的同時，不免有很多情緒發之於詩詞（林語堂的蘇傳，將其名為“抗議詩”），遂有元豐二年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回中央受審的“烏臺詩案”。
寫《水調歌頭》時，蘇東坡在山東密州任上，一切都還沒有發生
——既沒有發生文字獄，他跌宕的貶謫生涯也還沒有開始。如果用他晚年的自述詩“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來看，“功業”都還沒有開始。這當然是蘇東坡的自嘲。從文學成就上看，也是實情。
他在密州不僅寫下豪放的詞作《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
），還修建了
超然臺
（
“稍葺所居園北舊臺而新之，弟轍名之曰超然，作賦，自作記”
）、
快哉亭
（
“密州城西北有送客亭，下臨濰水，軒豁曠蕩，欲重葺之，名快哉亭”
，見孔凡禮《三蘇年譜》），留下了這兩所名跡的文章：蘇東坡請子由寫了《超然臺賦》，自己寫了《超然臺記》，並且遍徵“跟帖”，請張耒、文同、李清臣等人“同題作文”。
而《水調歌頭》正是蘇東坡八月十五在超然臺喝酒之後寫的，我們從孔凡禮的《三蘇年譜》上還可以知道，蘇東坡那晚是與客人喝酒，先寫了“次韻孔宗翰題詩”，再“賦《水調歌頭》兼懷弟轍”。
圖源：紀錄片《蘇東坡》
《水調歌頭》這首詞有一個類似題目的小序：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使得我們一千年後的讀者還能知道蘇東坡創作此詞的
“5個W”
。近世詞學專家如顧隨、繆鉞、葉嘉瑩等對蘇東坡的詞均有精彩賞析，而關於這段小序的研究，朱剛先生在《蘇軾十講》裡從詞這種文體的發展來分析，尤見勝義：“在蘇軾以前，填詞大抵沒有題目，只標一個詞牌，即樂曲名，接下來就是正文了。”蘇東坡的貢獻在於，他把詞的題目和小序發展起來，是他“對詞的文字發展史做出的一個貢獻”。
可以設想，假如沒有這段小序，後來的讀者是無法直接、快速地進入到《水調歌頭》關於中秋懷念親人團聚這一主題的。
蘇東坡所懷念的親人，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與他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不僅在文學上互相砥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就說：“說來有趣，子由常常讓蘇東坡寫出最好的作品。”），他們在政見上也一致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在神宗死後，二蘇被召回朝廷，在對新黨的清算和對舊黨的不同意見上，他們也保持一致。“烏臺詩案”發生後，蘇東坡在獄中寫詩與弟弟訣別，有句雲
“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手足之愛，溢於言表。
蘇東坡的文學作品裡不僅以男性視角為主（他的詩詞不同於他之前的代女性立言的作品），其關注的物件也是男性世界——與他十分相得的第一位妻子王弗，於治平二年（1065）去世，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懷念她；續娶的王閏之是王弗的堂妹，她就是《後赤壁賦》裡“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的那位“婦”。雖然相伴三十多年（1093去世），關於她的詩文並不多。蘇東坡晚年的侍妾朝雲，也只是筆記傳說較多。
這三位女性，和在“烏臺詩案”救他一命的仁宗皇后、舊黨當權庇護他的英宗皇后，是蘇東坡生命中的守護神，但真正在他文學作品裡佔主角的，還是弟弟子由。
就在蘇東坡第一次外任杭州的熙寧四年（1071），當時子由在陳州，蘇東坡順道去看他，“在那兒住了七十多天。”（林語堂《蘇東坡傳》）“軾留陳州七十餘日。”（孔凡禮《三蘇年譜》），直到這一年的九月才離開。林語堂說二蘇不僅交換了對政治的看法——這是可以想見的，還共度了中秋節——從時間上這是確鑿的。
“這是一個難忘的中秋節，他日後常常懷念這個日子，因為以後六年他始終沒機會和弟弟共度佳節。”
這個情節有助於我們理解六年後蘇東坡創作《水調歌頭》的緣由和心態：這首詞不是偶然的，它潛在的因素，既有二蘇深厚的兄弟情誼，也有短暫的相聚——古代人的種種不方便，是今人難於想象的，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這種狀況直到晚清，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從道光二十二年入京，到同治元年奉旨返京，與父親翁心存長達二十餘年未見面（見《翁同書手札系年考》）。
而在封建社會，家族觀念也使得兄弟關係更為重要，白謙慎先生的《晚清官員收藏活動研究》中對吳大澂在外為官、接濟家族和興建家族義莊有詳細分析，都有助於我們去體會
古人的親情世界，他們對維繫這種感情所作出的各種努力
。
一千年來，《水調歌頭》受到後人的熱愛，除了體現出的親情這種凡人情結，它在文學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視。畢竟，主題先行的文藝匯演主題曲也只能流行一時。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蘇東坡寫出了
面對世事無常的達觀精神
，但他更為我們描繪了
詞人上天入地、與神對話的大膽想象力
，讓讀者隨他縹緲的路線，經過幽暗與孤獨，體會彷徨與疑惑（少有的多個疑問），最後降落，
“何似在人間”
。
前人對這首詞有諸多解讀，甚至說宋神宗讀到這首詞的這一句，認為蘇東坡還是忠君的。這倒不如說，蘇東坡對於現實世界始終抱有積極的態度，他的樂天知命精神在其後漫長的嶺南貶謫生涯中得到完全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