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戰兢兢
明代中期后皇帝一個比一個任性驕縱，從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無不因縱慾、服食丹藥以至中毒最終殞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鑑不遠，他的繼位三子朱載垕除了不吃丹藥外，在縱情聲色方面較之前有過之無不及。即位後立即傳示不朝，不召見大臣。在廣修豪華宮苑、大肆玩樂折騰6年後，就黯然死去。
大明王朝劇照
在中國歷史上，皇權新舊交替之時，宮闈總是充滿血雨腥風。此刻，張居正為了一舉奪取內閣首輔高拱權力，他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密陳高拱數罪，取得陳太后和神宗母親李貴妃同意後，下發皇帝聖旨、太后懿旨、貴妃令旨：“今高拱擅政，專制朝廷，我母子驚懼不寧，高拱即回籍閒住，不得遲留。”（《國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剛7天，白髮蒼蒼的高拱即在權力鬥爭中，黯然離場。
內閣經過鬥爭後，張居正終於浮出水面，取得了內閣絕對權力地位。就這樣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尊神宗生母為“慈聖皇太后”。神宗是為萬曆皇帝，在內任用馮保，而朝中大權都交給張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長世界裡，張居正、馮保成了影響他人生的重要夥伴，張居正除了主持內閣工作，同時承擔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馮保這個司禮監的負責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兒”。
馮保影視形象
10歲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賴張居正的輔佐。張居正身材高大，長鬚及胸。這個孩子十分聰明，知道眼前這個“長鬍子老頭”的厲害和重要。總是很謙卑地稱他為“先生”或“張先生”，在下御札時，也不多提其名，只寫“諭元輔”。在兩宮太后的大力支援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張居正將明代改革推向了歷史最高水平，影響極其深遠。這個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極高。張居正負責皇帝經筵，有一天，講完經史後，小皇帝忽然問起：“建文帝果是出逃了嗎？”張居正回答說：“國史沒有記載，只是故老相傳，說他披著僧服雲遊四方，在田州題詩一首，其中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小皇帝連連嘆息，命抄錄詩句送上。張居正說：“此亡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祖《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小皇帝肯定深深為建文帝的遭遇而感到憂傷，尤其是建文帝“流落江湖”，為之嘆息不已，善良的天性讓他多次遙想那些離奇而又憂傷的故事。
張居正影視形象
張居正對神宗皇帝的教育極其嚴厲，一次神宗讀《論語》，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其聲如雷鳴，這一突然的訓教，讓神宗“悚然而驚”，在場的同僚們無不大驚失色（《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慈聖皇太后為配合張居正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訓導，“常常守著看管”，“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神宗對張居正內心極為忌憚，慈聖皇太后動不動譴責神宗說：“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張文忠公全集》）所有的這些外圍壓力給這個10多歲的孩子強大震懾，他沒有了安全感，整天戰戰兢兢，這樣的壓力隨著年齡的增長體悟得更深刻。不僅如此，兩宮皇太后對司禮監馮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聖皇太后特別要求馮保，要他“萬分留心，引君當道，勿得順從，致傷聖德”。馮保當然唯命是從，寸步不離地看管這個小皇帝。《明史·馮保傳》講了這樣一段故事：“慈聖皇太后遇帝嚴。（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
馮保與皇太后影視形象
就在勤政的前兩年，萬曆八年（1580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宮執事太監孫海、客用的誘導下，酗酒鬧事，一時宮內大亂。第二天馮保將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后，太后第一反應極其強烈，怒氣衝衝地揚言：“欲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為帝。神宗頓時嚇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時，以示懺悔，皇太后才肯寬恕。”（《萬曆邸鈔》，萬曆八年庚辰卷）
結果，按照馮保、張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邊一大批親信太監，由此神宗對馮保的關係由信賴、畏懼轉為懷疑、怨恨。而馮保仗著皇太后的勢力，對神宗有恃無恐，為將來的下場埋下了伏筆。
也就是這年，18歲的神宗已經成年，張居正作為顧命大臣，輔佐幼帝的任務似乎可以結束。對此張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別人議論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便於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請求，意在歸政。儘管對權力的貪戀就像鴉片中毒，但作為通讀歷史典籍教訓的他不得不作深長計議，以免前功盡棄，中途翻車。他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表達了一種隱憂：“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張居正想到權臣霍光、宇文護強勢操控政局的下場，不免有了恐慌情緒，《漢書·霍光傳》裡“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與驂乘”幾個赫然大字讓張居正的心裡一陣顫抖。
萬曆皇帝畫像
雖然神宗皇帝多次對張居正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這話如果反過來想，真是“不同凡想”。
張居正在兩年前就給神宗遞交了《乞歸葬疏》，神宗畢竟16歲了，遂示以“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張居正再次祈求後，神宗遂說：“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這句話倒也是事實，所謂的“萬曆新政”無非是“張居正新政”，帝國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張居正一人手裡，情商及自尊心極高的神宗心裡必定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憤恨，只不過他懂得隱忍的妙處。臨行前，張居正上奏說：“大婚之後，應該要有節制，要愛護保養身體，留心於庶務萬機。”說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為之哽咽得說不出話。與此同時，神宗告誡次輔呂調陽等人說：“有大事不得擅自獨斷，應疾馳驛送江陵聽從張先生處理。”權力的使用至此達到極端默契，只不過越默契，神宗的心就越不痛快。
張居正影視形象
張居正回鄉葬父，湖廣地區各衙門官員全部到場，唯有巡按御史趙應元沒去，張居正懷恨在心，這件小事，完全體現了張居正內心的傲視天下。明代內閣權臣嚴嵩、高拱已經到了無所不統的地步，張居正猶有過之。當時人說，張居正受顧命輔政，“宮府一體，百臂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即把皇帝內宮的事務和朝政的事務集於一身，貨真價實的威權震主！這一點張居正自我都不否認，他曾對阿諛自己的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即攝政，代替皇帝施政。神宗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戰戰兢兢地等待，直到張居正去世的那天。
二、翻手為雲
萬曆十年（1582年）對於神宗來說是一個重大年份，這一年，張居正病逝，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繼任首輔，這年神宗20歲，遂親自過問朝政，企圖有所作為。司禮監太監總管馮保失去了張居正這樣外廷強有力的支持者，神宗開始著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閒住。”緊接著，既然馮保可以攻倒，張居正有何不可。言官門窺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彈劾張居正。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善於窺伺的陝西道御史楊四知首先出馬，歷數張居正十四條大罪。經過多方謀劃，張居正不僅身敗名裂，連家都給抄了，張家子女因此餓死者有十餘人。同時搜出了張居正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黃金大約一萬兩，白金十萬兩。張居正的大兒子張敬修，經不住刑訊上吊而死。神宗是個權力慾極強的人，親政以後，勵精圖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獨斷”的局面。
《明通鑑》講述了下邊的一件事情，萬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禱，他當著群臣的面對內閣輔臣說：“天氣乾旱雖然是由於朕沒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天下官吏貪婪，盤剝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後應當慎重地選擇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著沉重的肥胖身體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萬曆皇帝舞臺形象
不管怎麼說，此時的明神宗看不出一點意外，處理政務也是有條不紊。與此同時，他提拔了申時行接替張四維出任內閣首輔，朝政大權牢牢掌控。他的執政風格相當強勢，對臣下的上疏相較溫和的諫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驕縱性格日益明顯。
萬曆十五年（1587年），神宗展開了一系列運動，要求“朝廷內外文武官員，冠禮、婚娶、喪事、祭祀、宮室、車馬、衣服，不得超過制度規定奢侈”。京師突發大雨，民屋傾倒，發生了傷亡，他聽到訊息後，馬上下令順天府進行賑濟和撫慰。同年江南發生洪水，江北發生蝗災，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發生嚴重乾旱，於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稅糧進行賑濟。
與此同時，神宗上朝，諭令內閣輔臣申時行等說：“如今災害頻繁，實在是由於官員貪汙腐敗，不顧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獄有冤案、錯案，以致傷害和氣，當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務。”
萬曆戎裝畫像
打掉馮保、張居正後，神宗心裡有種突然的輕鬆和疲憊，“張居正先生病逝五週年，皇帝端坐深宮，往事又重新在心頭湧現。他降諭工部，要工部如實查報，張居正在京內的住宅沒收歸官以後作何：是賣掉了，還是租給別人了？如果租給別人，又是租給誰了？工部的答覆沒有見於記錄。大約史官認為記載了這道上諭，已經可以表明皇帝當時微妙複雜的思緒”（《萬曆十五年》）。他的身上有著太多張居正的影子，張居正畢竟在他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揮之不去。
神宗皇帝智商、情商都非常高，對事物分辨能力較強，張居正對他的帝王式教育比較完整，卻非常不平衡，這個孩子10歲喪父，終日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而張居正對其的宮廷教育缺乏感情上的鼓勵和理解，甚至要將其塑造成完美化身，從即位開始就不斷檢討各種天災人禍，他似乎從未做過一件讓張居正感到滿意的事情。
而他生性自尊極強，體胖虛弱，鮮有經歷體能鍛鍊，造成他身體多病，心緒煩悶，宮闈生活本身就是損害身體精神意志的地方，絕非成長中的有利環境，當皇權與性格結合後，當意志無所阻礙後，隨心所欲、肆意妄為都將成為可能。
“萬曆三大徵”
三、覆手為雨
權力的掌心翻過來整個社會都將受到巨大震動，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個朝政如同地震般發生強烈震顫，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文官集團也將發起對抗。帝國之間的交涉雖然只是幾張不經意的奏摺和批示，但文字鬥爭往往勝過其他，“自殺式諫言”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錦衣衛忙得不亦樂乎。所謂君臣吵鬧聲聲入耳，權力鬥爭步步驚心。萬曆年間明神宗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的肆意謾罵，直接逆反對抗，並且導致他脾氣愈加暴躁難治。萬曆十六年（1588年）的年末，有個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觸怒神宗，神宗說：“李沂不說貪官卻唯獨說朕貪婪，誹謗君父，罪行不可饒恕。”
萬曆皇帝畫像
首輔申時行處事溫和低調，儘可能緩衝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問題上，他也罕見地表達對抗立場，聯合群臣以集體辭職相威脅。神宗扔給他們兩個字“悖逆”，加上政治鬥爭失利，申時行這年辭職回家。這年明神宗的脾氣越來越壞，每次奏疏一上，勢必大怒，一個“怒”字佔據了萬曆二十年（1592年）之後的所有光景。對待這些高階知識分子，他越來越沒有耐心，似乎這點他與太祖朱元璋比較相像，即輕視儒生文官：“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從此這個皇帝越來越驕縱任性，用“靜”制洶湧的文臣集團，用“無為”對抗朝政紛繁。
明末有人評論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鬥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明朝怠政是一大傳統，甚至成為“特色”，從正德皇帝算起，到萬曆皇帝將這項“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權力的掌心翻來覆去，明朝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步走向了噴發的火山口。總而言之，他對朝政的基本態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嘉靖御政的風格。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萬曆晚年形象
這種非正常理政手段，無疑加劇了君臣矛盾。這種扯皮式政治運作，大量消耗了國力，明代最終在沉默中走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