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安宗弘光帝朱由崧，是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之孫、福忠王（恭宗孝皇帝）朱常洵長子，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生於京師福藩王邸。
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萬曆帝的第三子、也是最喜歡的愛子，萬曆帝當初就有捨棄皇長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的想法（萬曆帝次子朱常漵早夭）。但明代中晚期以來，文官集團勢力龐大、對抗皇權毫不退縮，為了維護儒家宗法制度的尊嚴、以及在事實上掌握“治統”的權力，文官集團以“祖宗家法、人倫道統”為藉口，對萬曆帝的“廢長立幼”舉動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反對。
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洵出生時開始，文臣們和皇帝就“立儲”之事進行了長達十五年的拉鋸式鬥爭，雙方因為此事鬧得不可開交，朝廷首輔因此換了數任、被降職、革職、甚至捱了廷杖的文官不在少數，這就是晚明時期，著名的“國本之爭”。
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生母慈聖皇太后的出面干預下後，再加上萬歷帝對於多年以來與群臣鬥爭始終不能獲勝的厭煩和灰心心情影響下，文臣們的堅持終於得到回報：萬曆帝向臣子們妥協，不再堅持立皇三子朱常洵，而是正式下達冊立皇太子的詔書，以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冬天，虛歲二十的朱常洛，終於在文官集團的擁護和力推下（其實也是維護文官集團自己的利益），被正式冊立為皇太子。而和皇位擦肩而過的皇三子朱常洵，也在同時被冊封為福王，以中原大城洛陽為藩國。歷時十五年之久的國本之爭，終於以文臣的勝利而落下帷幕。但與此同時，福王一系也和文官集團產生了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矛盾，將在四十多年後，給大明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結果。
朱常洵封藩後，萬曆帝以其年歲尚幼為藉口，沒有立即將他遣往封地洛陽，而是繼續讓他留居京師，待年歲稍長後，再行“之國”。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萬曆帝給剛剛滿十八歲的朱常洵在京師舉行大婚典禮，除了命戶部支出白銀三十萬兩用於福王大婚禮用度之外，萬曆帝還發私帑（就是皇帝自己的小金庫）白銀二十餘萬兩給朱常洵，作為婚禮費用。在有明一代皇子（親王）的婚禮中，福王所耗費的用度，是最高的一位（並且遠遠高過其他皇子親王）。
而就在福王大婚的第二年，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福王的兄長、皇太子朱常洛誕育了自己的長子，取名為朱由校，這就是日後的明熹宗天啟帝。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福王長子出生，取名為朱由崧（有史料記載朱由崧是福王嫡長子，但根據後來朱由崧始封爵位是德昌王、而不是福世子來看，他應該不是福王的嫡長子）。按照明代祖制，皇子封王、大婚後，都要立即前赴藩國就封，而不應呆在京師，以免威脅皇權。可福王自從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受封、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大婚以來，遲遲沒有前往藩國洛陽，還是繼續住在京師的王邸內，這讓本來就和他關係惡劣的文官們十分不滿，因此多方催促萬曆帝，讓福王早日就藩、“屏護皇室”。
萬曆帝對文官們天然就有一種厭惡、牴觸、逆反感，文官們越是催促，萬曆帝越是不願意照辦，因此，福王封藩後，足足在京師居住了十三年，一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已經二十九歲的福王再也沒有任何藉口繼續留在京師了，萬曆帝這才依依不捨地將他安排前赴洛陽就藩，時年十歲的福王長子朱由崧，也隨著父親辭別皇祖、一同出京，前往洛陽封國。
在此之前的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陽曆是1611年2月6日），朱由崧的伯父、皇太子朱常洛誕育了第五子，朱由崧又多了一個堂弟。不知道此時尚在京師的朱常洵、朱由崧父子，是否曾到皇太子宮中去探視、祝賀兄長（伯父）再獲子嗣（按照朱常洛、朱常洵兄弟之間因為爭奪儲位的尷尬關係來推測，朱常洵應該不大可能會親自去祝賀兄長得子，最多派內侍送些禮物，也就罷了）。這個剛出生的嬰兒，被萬曆帝親自賜名為朱由檢，也就是日後大明王朝的最後一代（正統）皇帝——明思宗崇禎帝。
自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就藩的福王父子在封國洛陽度過了富貴悠閒、無所事事、尊貴而乏味的二十多年。這期間，大明皇統數次更替，皇位從朱由崧的皇祖萬曆帝朱翊鈞手中先後傳給了伯父泰昌帝朱常洛、堂兄天啟帝朱由校、堂弟崇禎帝朱由檢。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曆帝駕崩後，新君泰昌帝朱常洛晉封皇侄朱由崧為德昌王（這證明了朱由崧不是朱常洵嫡長子，不然就直接封福世子了）。大約在崇禎八年（1635年）左右，朱由崧被堂弟崇禎帝晉封為福世子（明制：藩王無嫡子、且年過五十者，可冊立在世庶子中最長者為世子；而崇禎八年，福王朱常洵已年滿五十），這一年，朱由崧二十八歲。
崇禎二年（1629年），陝西農民起義爆發，在隨後的十餘年中，農民起義軍轉戰明朝北方、中部各處，同時關外的後金政權也數次入寇、威脅明朝中樞的統治。內外夾擊之下，明朝對全國的統治越來越虛弱無力，控制力衰退，江山社稷搖搖欲墜。
但這些內外亂局，以及如何應對的籌劃，統統和洛陽的福王父子沒有關係。按明朝皇室制度，藩王不得干預地方政務、不得隨意出城，不得私蓄兵士，只能守在封國城中，無聊地消耗著財富而已。因此，朱由崧和父親福王，即使已經身處嚴峻局勢中，也只能被動接受，而不能自己選擇應對道路（沒得選）。
崇禎十二年（1639年）底，被明軍擊敗、遠遁陝西商洛山中的農民軍趁明軍主力前往四川、追剿另一股農民軍時，趁機在商洛山中再次起義，並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初從商洛山殺出，同時彙集數千人，先入湖廣鄖陽（湖北十堰），然後迂迴進入河南。
農民軍入河南後，連克永寧、 宜陽、新安等十餘座城池，還發布了“均田免賦”的口號，一路收留饑民，開倉賑濟，因此“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如流水，日夜不絕，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農民軍因此迅速發展到十數萬人。在攻克洛陽四周城池後，農民軍對洛陽城形成了包圍之勢。在洛陽優哉遊哉居住了近三十年的福王父子，這一下不得不要面對真真切切的人生危局、和近在咫尺的生命危險了。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崇禎帝聞報洛陽被圍後，急忙命河南布政使司參政王胤昌率總兵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等援救洛陽。王胤昌率軍入城後，福王朱常洵賜宴給援軍將領，併發王府內帛犒賞援軍。
數日後，農民軍數十萬大軍（這個時候又增加人數了，投靠農民軍的饑民實在太多太多）開到洛陽城外，開始四面包圍、環攻洛陽城。剛開始守城的時候，福王還和城內官員一起，以重金招募城內義兵，出城偷襲農民軍營地（其中福王出了‘千金’，也就是一千兩黃金），取得了一些戰果。但農民軍遇挫後，集中兵力猛攻洛陽城西北角，取得了很大戰果，守城軍士傷亡慘重，也得不到撫卹、甚至物資補充，所以士氣迅速低落。
圍城數日後，因為城內糧草不濟、再加上守軍士氣低落、並和城外農民軍中許多人都是熟人、鄉黨（農民軍中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彼此相識，不願意死守。因此，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夜，王紹禹屬下士兵在城內發動了起義，並且擒獲了統兵文官王胤昌，開洛陽北門迎農民軍入城，洛陽因此失陷。
洛陽失陷後，猝不及防的福王父子在驚慌失措中棄城逃走，福王來到城外的迎恩寺中躲藏，第二天，循跡而來農民軍在迎恩寺中抓住了體胖不能及時逃走的福王朱常洵。福世子朱由崧則在亂軍中拼著命用繩子順著城牆而下，逃離了洛陽城（福世子當時應該不是很胖，否則做不出這麼有難度的逃命舉動），輾轉跑到懷慶府躲藏，暫時由皇室宗親、封國懷慶的鄭藩代為照料。
福王朱常洵被農民軍抓住後，當即被處死，不過野史中所記載的“福祿宴”恐怕是杜撰。因為根據福王的“壙志”（墓誌銘）以及官修的《明史》記載，福王被殺後，王府內的兩名承奉（宦官）還向農民軍乞求將福王的屍體交還給他們，並用車子載著運到洛陽西關安葬（後來改葬邙山之原）。因此，福王不大可能被農民軍殺死後，和梅花鹿一起煮成“福祿湯”吃掉。
福世子朱由崧避難於懷慶時，懷慶鄭藩鄭敬王朱載壐已薨，鄭世子朱翊鍾因罪被賜死，鄭敬王次子朱翊鐸尚未襲爵，鄭藩也是混亂得很，估計不大顧得上朱由崧這個逃難後輩。朱由崧在懷慶的避難日子，可想而知，很是艱難。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在為父親服喪三年（實際二十七個月）後，福世子朱由崧得到了堂弟崇禎帝頒下的繼位詔令，正式承襲福王。崇禎帝在命堂兄襲爵的同時，還將自己所配戴的玉帶交給頒詔內侍，讓他轉交福王，以示掛念。
原本福藩封國在洛陽，但此時洛陽尚在農民軍手中，所以福王不能返回封地就國。雖然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孫傳庭收復了洛陽，但旋即再次失守，孫傳庭敗退回潼關。因此，福王不得不繼續寄居在懷慶，與鄭王朱翊鐸同城而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農民軍在西安建國，成立了大順政權，隨即分兵各地，向京師以及其他明朝尚佔據的地方進軍。懷慶也被農民軍攻克，鄭王朱翊鐸不知所終，鄭世子朱常澄棄城逃跑，慌亂中顧不上帶著福王一起逃難。
危急中，福王再一次發揮了優異的逃跑本領，從懷慶府成功逃離，一路顛簸，逃至衛輝府，投奔衛輝當地的皇族長輩、潞王朱常淓（明穆宗隆慶帝之孫、萬曆帝之侄、福忠王堂弟、福王堂叔）。
三個月後，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衛輝府也有警訊傳來，農民軍開始向衛輝府進發。潞王、福王叔侄緊急商量後，決心避免懷慶鄭王的前轍，趁農民軍尚未到來之際，提前放棄衛輝，向南方“轉進”、以避兵燹之災。於是，福王隨叔父潞王在當天就收拾細軟，逃離衛輝，向南方避禍，暫居於淮安府。
在抵達淮安府時，福王、潞王遇見了同樣為了躲避農民軍兵鋒而逃難的宗室成員周王、崇王，大家同在淮安避難。事出倉促，諸王沒能在城內找到居住地，只得暫時住在湖嘴的舟船上。周王年老體弱、又經歷了農民軍三次圍攻藩國開封的激烈作戰，因此身體損害嚴重，不久後便在舟船中去世了。
就在福王暫避淮安府舟船之上時，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農民軍主力攻破京師，大明中樞覆滅，明朝在黃河以北的統治宣告結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