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佞幸列傳》，是鄧通、韓嫣、李延年等人的大通鋪，並不是衛青霍去病的列傳。衛青霍去病住的是大標間《衛將軍驃騎列傳》。
之所以大家都有這種錯誤的認知，是因為《佞幸列傳》中的一段話：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自是之後，指的是李延年之後。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從李延年之後，皇帝的內寵大多出自外戚。衛青霍去病也出自外戚，但他們是才可配位的。
深度翻譯一下就是，那些出自外戚的媚寵我是看不上的，雖然我認同衛霍的才能，然而我並不認同他們憑藉外戚身份得皇帝寵幸的上位方式。
的確，衛青霍去病有才不假，但如果不是與漢武帝的皇后衛氏有特殊關係，他們至少會推遲上位的時間，甚至被埋沒一生。
另外，漢武帝居廁見於衛青，霍去病十餘歲得寵於漢武帝，的確有那麼點說不清道不明，給了司馬遷這樣說的口實。
而這一點，就是司馬遷最看不起衛霍的地方，所以他專門要在《佞幸列傳》裡提這麼一句，點明衛霍“外戚貴幸”的這個出身，揭露他們為人不齒的一面。
但司馬遷並未將衛霍納入佞幸列傳，一來因為他們對國家之功，而佞幸列傳住得太擠了；二來因為他們只是“幸”，但並不“佞”。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要有意無意的提這麼一句，給衛霍打上佞幸的標籤呢？
這源於司馬遷的政治立場和個人情感。
首先說政治立場。司馬遷早年與董仲舒、孔安國交情很好，受公養之學影響較大，對暴政有著天然的反對，對漢武帝過度的中央集權和對匈奴的窮兵黷武似乎並不那麼贊同。這一點，從他詳細地錄入韓安國的那些言論觀點或許可見一斑。而衛霍和李廣利等人一來以幸上位，二來是漢武帝“窮兵黷武”的代表人物。
其次是個人情感。首先司馬遷在受宮刑之前，長期擔任郎中和太史令，並不屬於武帝的決策層，而在宮刑之後，卻反而升任中書令，得為武帝近臣，這種對比令他十分討厭因幸而上位者，在《史記》中，多處都可以看見司馬遷對真性情十分讚賞，而對阿諛貴幸者看不上眼。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為李陵辯護而受刑，因此李廣的列傳寫得十分精彩，而他們的對手衛霍的列傳就顯得流水賬形式了。
這兩個方面的原因，致使司馬遷對衛霍的功勞和地位是頗有微詞的。
然而，作為一個史學家，司馬遷十分懂得真實的重要性，他要寫的是一部“究天人之際”的信史，因此不能過分的表現出對衛霍的鄙視，但以上種種原因，他並不肯放過衛青霍去病的這一“汙點”，那麼怎麼辦呢？
於是，便有了我們看到的，衛霍列傳如流水賬一般的記載，包括衛霍的記載中刻意地強調他們私生子、“冒姓”的身份，還有《佞幸列傳》裡有意無意的提這麼一句。
這正是太史公高明的地方，然而司馬遷沒想到的是，後世很多人卻將這點春秋筆法作為語言的寶典，學得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