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徵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今年11月17日是北宋著名史學家與政治家司馬光誕辰一千年。
司馬光之所以聞名於世，是因為他編寫了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鑑》。這部編年體通史正文300多萬字，加上考異與胡注，約600萬字，共294卷，記載了戰國到北宋建國前的歷史，內容包括政治、軍事以及經濟、文化等。《資治通鑑》的唐五代部分，編撰在兩《唐書》和新舊《五代史》之後，作者在正史之外，引用的各種史料多達二百多種。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在資料取捨上，都有專業眼光下的甄別和嚴格的考訂。同時，《資治通鑑》又是一部政治教科書，受到歷代政治家的重視。《資治通鑑》還影響了史學體例的創新和發展，包括李燾、朱熹、袁樞、胡三省、王夫之、畢沅、陳垣在內的古今學問家、思想家都有圍繞著《通鑑》而創作的著述出版。
一、司馬光家世與生平
司馬光，字君實，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019年11月17日）出生在河南省光山縣，祖籍是陝州夏縣（今屬山西省運城市夏縣）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
司馬光像
關於司馬光的家世和生平，蘇軾（1037-1101年）撰寫的《司馬溫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是第一手資料。南宋史學家王偁（歷高孝光寧四朝、約略與朱熹同時）《司馬光傳》，《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則代表了南宋及元朝史家對司馬光的記述。
根據蘇軾的《司馬溫公行狀》等資料的記載，司馬光祖父炫，進士及第，仕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今陝西省富平縣）。父親司馬池（980-1041年），官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他們這一支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司馬孚是司馬懿之弟，在《資治通鑑》裡，編撰者的這位開宗之祖，始終以曹魏忠臣的面目出現。北魏時，先祖司馬陽在山西做官，死後葬於當地，司馬家族的一支從此就在這裡繁衍。隋唐以後家道中落，在祖父司馬炫之前，數代皆為布衣，此後至於司馬光，父祖皆為進士出身，他屬於仕宦出身的第三代。
父親司馬池幼年喪父，矢志於讀書入仕。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司馬池進士及第，做過幾任地方官吏。天禧三年（1019年）三月出任光山知縣，當年十月，次子出生，父親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司馬光。
司馬光幼承庭訓，青少年時代隨著在河南、陝西、山西各地為官的父親生活。六歲開始讀書識字，生性穎悟，記憶力強，對於理解歷史有天賦。青少年時代，發憤讀書，圓木警枕，《宋史》本傳說他，“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年甫二十，考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
他最初任華州判官，為了與在杭州做官的父親比較接近，獲准調任蘇州判官。但是，由於1039年母親去世，接著1041年父親去世，司馬光丁憂去職，並未能去蘇州蒞任。至1044年丁憂期滿，司馬光再度出仕，籤書武成軍（治所在今山東）節度使判官、次年知豐城縣事。
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被徵召到朝廷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尋改大理丞。從此直到1054年離開開封，他在首都任職前後有八年。這期間，父親的故友龐籍（988-1063年）出任樞密副使。龐籍在與司馬池交往的時候就很欣賞司馬光的才華，因而推薦他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遷殿中丞，史館檢討，修日曆，加集賢校理等職。司馬光歷任的這些館職選拔很嚴，是北宋士人仕途生涯中令人羨慕的清要之選。
司馬光仕途的第二個階段，也與龐籍有關。1054年，龐籍出知鄆州，再遷幷州，皆闢司馬光通判州事。在幷州通判任上，他提出對咄咄逼人的西夏採取強硬措施，經濟上斷絕互市，軍事上修築城堡。可是，有邊將肇起事端，輕率出兵進擊，被西夏打敗。司馬光主動將責任攬歸自己，最後龐籍作為邊帥承擔了首責。這次強硬的邊防政策失利，也許對司馬光後來在對外關係上偏向保守的態度，有一定影響。
司馬光再次到中央任職是1057年，幾近不惑之年。他先任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再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此後，他在首都地區工作了多年，特別是擔任了天章閣侍講，有機會直接接觸皇帝。再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這兩段中央任職，第一階段是館職，第二階段是諫職。館職是檢討文史，增益學問，對於酷愛讀書的司馬光來說，是如魚得水；諫職是對軍國大政向國君提不同意見，范仲淹曾任諫職，其《靈烏賦》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之句。北宋諫職素來咄咄逼人，司馬光擔任諫官長達五年，對於許多軍國大事，都提出過自己的犀利看法。
司馬光仕宦生涯經歷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北宋王朝政治的多事之秋。仁宗趙禎（1010-1063年）無有子嗣，1035年，抱養了年僅4歲的濮王趙允讓之子，即後來的英宗趙曙（1032-1067年）。四年之後由於苗妃（苗妃是仁宗乳母許氏之女）為仁宗生了兒子趙昕，這是苗妃的第二胎（頭胎為長女福康公主），趙曙又被送出宮回到生父身邊。這是1039年，趙曙8歲，處在懂事又不全懂事的年齡，送入宮又送出宮，心中的憋屈，可以想見。
1043年，5歲的趙昕夭折。這時仁宗年僅33歲，雖說膝下無子，難保哪一個妃嬪還會生出兒子來。這樣趙曙入宮的事就給擱下了。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身體健康出了問題，諫官範鎮（1007-1088年）首發其議，建議早立子嗣。範鎮是司馬光終生的忘年密友，兩人的政治見解相契，時任幷州通判的司馬光也三次上疏，論及早立太子。及任諫職，司馬光更是當面向仁宗提出其事。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四，趙曙被立為太子。半年後，仁宗崩駕，英宗趙曙方才繼位。這一次政治上的正確行動，對於司馬光後來的仕途生涯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在英宗朝（1063-1067年），司馬光繼續擔任諫職，並升任龍圖閣直學士。但是，英宗對於司馬光的諫言大多聽而不納。1065年，司馬光力辭諫職獲准，開始自家編纂《通志》（即《資治通鑑》前名）。神宗即位，任命為翰林學士，充侍講學士。神宗啟用王安石變法，司馬光持反對立場，主動要求到洛陽去專職修史，長達十五年之久。儘管期間他一直就變法之事發表批評意見。但是，編纂《資治通鑑》是他當時的主業。
1085年4月，宋神宗崩駕，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垂簾聽政，立即召回司馬光主持朝政，一年多以後司馬光去世。
二、《資治通鑑》的編纂及其旨趣
編寫《資治通鑑》這樣的傑出史學著作，需要史學、史才、史識、史德。司馬光學富五車，尤其具有歷史癖。孩童時代，聽人講《左傳》，就很入迷。他自己說：“獨於前史，粗嚐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
根據司馬光本人的說法，在英宗皇帝時，他曾經編寫《歷年圖》一書，“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顯然，這部《歷年圖》其實就是日後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提綱。司馬光還奉神宗旨意編寫了《國朝百官公卿表》，記載建隆元年（960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將近半個世紀的當代史。此外，他接著又編寫了二十卷的《稽古錄》，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這樣一來，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之前，已經有了一部個人撰寫的上自伏羲下至神宗即位的簡明中國通史。這是他編寫《通鑑》的重要基礎。
在編寫這套“簡明中國通史”的同時，司馬光已經開始了《通志》的寫作。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獻上自己寫作的八卷本《通志》，記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而亡的歷史。其中，周紀五卷、秦紀三卷，與現在的《資治通鑑》的分卷一致，這應該就是《通鑑》最初的稿子。這八卷內容，當是在《歷年圖》中的戰國和秦朝這部分提綱的基礎上增補完成的。司馬光把《通志》獻給英宗皇帝，得到讚賞。英宗感念司馬光對於自己被立為皇嗣的支援，政治上不用司馬光，但滿足了司馬光編纂歷史書的願望。英宗下詔設定書局於崇文院，編寫《歷代君臣事蹟》一書。司馬光牽頭，他可以自己挑選人員，官府負責撥給經費。皇帝想讓司馬光把精力放在編修《資治通鑑》上，而司馬光心中也一直有一個接續《春秋左傳》編撰編年體通史的夢想。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沒有得到皇帝的讚賞，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卻得到了皇帝的重視。
治平四年（1067年）初，英宗崩駕，神宗即位，繼續支援司馬光的編纂工作。神宗在閱讀了司馬光的部分初稿後，讚賞不已，以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特賜名《資治通鑑》，並把自己為端王時府中數千卷藏書也賜給書局，供編修時使用。神宗還提前寫了《序》文，當面交給司馬光。這也是對司馬光的一種鼓勵和安撫。
在政治操作上，神宗皇帝也是更看重王安石，而不是司馬光。這一點與乃父英宗沒有區別。神宗即位伊始，任命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因為與主持“熙寧變法”的王安石意見不合，司馬光辭去了在朝廷的職務，要求專門到洛陽去修史，得到了神宗的批准。至此，一項為皇家支援的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全面展開。
司馬光的修史班子有劉恕（1032-1078年）、劉攽（1023-1089年）、範祖禹（1041-1098年）以及司馬康（1050-1090年）等人為助手。這些人在對北宋時政的看法上，與司馬光高度一致。當時的工作程式是，先立“叢目”，估計司馬光的《歷年圖》應該是這個編纂大綱的基礎，但是《叢目》與《歷年圖》中的綱要不同在於，《叢目》是帶有史料出處性質的資料匯聚，比如範祖禹編纂唐史部分的《叢目》，司馬光指示說：
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
（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
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
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
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
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
他皆仿此。
）自《舊唐書》以下具未曾附註，如何遽可做《長編》也。
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並請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
《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
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
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
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
可見，正如“叢目”二字所示，一是史源之叢編，二是事目之清晰。
在《叢目》的指引下，助手們廣泛蒐集資料，彙集為“長編”；助手們的具體分工是，劉攽（字貢父）負責漢魏三國部分；劉恕（字道原）負責晉南北朝隋代部分；範祖禹（字淳甫，又字夢得）負責唐代部分，五代部分則劉恕等負責。司馬光的公子司馬康擔任部分校勘和協助工作。參加校勘的還有黃庭堅等。
最後司馬光刪削長編，編撰定稿。長編與定稿之間，還有一個對史實的歧異記載進行考訂的程式，其成果是“考異”三十卷。
《資治通鑑》的編修正式成立編纂機構是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治平四年十月，神宗賜序言，元豐七年（1084年）十一月最終完稿進呈。
從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程式可以看出，司馬光的雄心有兩個，一是編纂一部給君王提供借鑑的政治教科書，另一個是編纂一部詳實可信的中國通史，後面一點可以從其《通志》這個最初的樸實書名中看出來。四庫館臣評價說，《資治通鑑》一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假如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標停留在“資治”這一點上，他完全沒有必要寫這麼大的篇幅，朱熹的《通鑑綱目》就是浸潤了政治訴求的教科書，更未必要那麼繁瑣的考證。
陳垣先生說，《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除了“臣光曰”抒發胸襟，“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筆者在閱讀《資治通鑑》過程中，也有陳垣先生相同的感覺，即司馬光本人的思想旨趣是一回事，司馬光記載的歷史事件本身透露的思想觀點是另外一回事，這是兩個既有聯絡又有重大區別的問題。但是，這兩個既有交織又有衝突的訴求，構成了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基本動力。
司馬光有十分豐富的從政經歷，從地方到中央，從南國到北陲，從館閣、諫諍之職，到主持地方政務之任，面臨過很多複雜的政治、軍事和社會問題。司馬光又是一個有深厚學術修養的史學家，他在從政之暇，寫作過很多歷史評論文章，《司馬光集》卷七十、七一收錄了17篇，《四豪論》論戰國四大公子與《資治通鑑》戰國部分的論述基調一致，《才德論》與《資治通鑑》卷一開篇對於智伯的評論類似。司馬光不僅希望“致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而且有很深的歷史癖，他甚至認為自己凡事皆不如人，獨於諸史，粗嚐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司馬光自己說過，“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司馬光當初發心編纂《通志》的時候，後來得到英宗的支援設定書局編書的時候，以及後來神宗賜名《資治通鑑》繼續編纂的時候，司馬光編書的思路、宗旨，一直受到資治性和學術性這兩條線索的支撐。我們閱讀《資治通鑑》，也要明白作者的這樣兩種寫作旨趣。
然而有些看起來客觀的書寫，也要明白其背後有政治動機。《資治通鑑》的紀年最理性客觀。比如，三國紀年，以魏為正統，上接東漢，下啟西晉；在這個問題上比朱熹《通鑑綱目》以劉備為正統要高明。朱熹的寫法反映了南宋朝廷對於劉備繼承東漢在成都建立政權有同情心。南北朝的紀年，《資治通鑑》以南朝為正統，而且到隋文帝統一全國之後的589年，紀年才從南朝轉到北朝，順理成章。可是，清朝人編纂的《綱鑑易知錄》，在南北朝部分，則以干支紀年，這反映了清朝史家不願意委屈北方少數族建立的政權的考量。但是，我們反過來考問，《資治通鑑》以承繼中原的曹魏政權為正統，固然比較客觀務實，又何嘗不是因為北宋的建立，也是唐五代政權的延續這個因素呢？
三、如何研讀《資治通鑑》
當然，從司馬光編纂該書開始，《資治通鑑》就是歷代帝王的政治教科書。
在熙寧變法間，司馬光除了在洛陽編纂《資治通鑑》外，還要到開封邇英閣侍講，內容就包括講讀《資治通鑑》。
熙寧二年（1069年），十一月庚辰，神宗御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曹參不變蕭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後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說：“曹參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司馬光回答說：“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
熙寧三年（1070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帝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耳，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光又讀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信用其言，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可見，《資治通鑑》漢初部分，在這個時候已經有了成稿。司馬光在講讀過程中，針砭當代變法事件，試圖影響當朝皇帝的政治觀點。這種訴求會不會投射到司馬光的編纂中去呢？
由此我想起了偉大的佛典翻譯家鳩摩羅什（344-413年）。鳩摩羅什翻譯的300卷佛經，卻是一個破了戒的和尚。《梁高僧傳》本傳記載，他在臨終之前，“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火化後，果然應驗了他的誓言。我想借這個故事來說《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即使司馬光個人的政治見識有時代和個體的侷限，但是，他編纂的歷史著作卻是信史。司馬光與王安石是政敵，也是朋友。王安石當政並不對司馬光窮追猛打；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對他的個人品德也有充分的肯定，在病榻上仍然為王氏的喪葬待遇說公道話。這就是君子之交。一般後代為前朝修撰正史，難免有拉抬本朝、貶低前朝的政治動機，但是，司馬光的這部通史，則不存在這樣的需求。
除了前八卷之外，《資治通鑑》漢唐及五代部分的史料蒐集功夫，即《長編》的編纂都來自於寫作團隊，司馬光只是在他們蒐集的史料基礎上進行整理、剪裁、加工，《考異》三十卷，記錄作者史料取捨的理由，因此，我們對於《資治通鑑》記載的客觀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換句話說，即使司馬光有自己的政治態度，但是，扭曲史料和事實來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服務，是違背司馬光的史學良知的。這是我們讀《資治通鑑》應有的認知。
王夫之（1619-1692年）《讀通鑑論》是最全面的一部《資治通鑑》評論性著作，對於史實與史法都有精深的討論。卷末的《敘論》談到其撰寫宗旨，也談到其對如何閱讀《資治通鑑》的看法。如其《敘論四》雲：“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也就是說，不光是知道歷史的治亂興衰，還有作為實踐的指南。
但是，歷史與現實畢竟是有區別的，“夫治之所資，法之所善者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關鍵是我們要用“心”（深思熟慮）去體察古今之時宜與事勢。“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
在這裡，對古人的作為要有同情的瞭解，對古人的謀略要有換位思考的情懷，“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歷史的場景中去學習歷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除害者在矣。”這樣，古人的“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古今之“同可資，異亦可資也。”
我們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鏡子掛在牆上，可以照見我們的衣冠顏容，“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如何尊瞻視，鏡子本身是無能為力的，“鑑（鏡子）豈能為功於我哉！”歷史的經驗只有透過我們內心的消化，“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
透過王夫之這番梳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認識，第一，《資治通鑑》是一部記載歷史上家國興衰、治亂得失的書；第二，《資治通鑑》中的歷史敘述，並不會提供直接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需要我們根據自己所處的時勢、條件加以分析判斷。由此看來，司馬光的“臣光曰”只是他自己的一種分析判斷，我們後人讀《資治通鑑》不應該照搬司馬光的判斷。這是我們在閱讀《資治通鑑》的時候需要明白的。
總之，《資治通鑑》的歷史鑑戒功能，首先來自歷史本身的特性。其次，則是司馬光嚴謹治學所帶來的信實記載。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資治通鑑》所記載的時段，包含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這1362年的歷史，是中華政治文明發展史上的奠基時代。它完整地記錄了周秦之際的巨大變革，即從分封制走向郡縣制的關鍵時期；雖然百家爭鳴、商鞅變法不是《通鑑》記載的重點，但是它卻完整地記載了這場波瀾壯闊變革的政治背景舞臺。秦漢時代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本格局，包括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治結構，政府掌控下的商品經濟發達的經濟特色，以及儒法合流“霸王道雜之”的思想結構，都是在秦漢時期形成的。魏晉南北朝是儒釋道既融合又鬥爭的重要時期，也是民族融合與制度變革的重要階段。進而隋唐五代則出現了東亞文化圈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高潮，而漢唐間的文化與制度變革又為宋代以後的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總之，《資治通鑑》記載的這一段通史，誠如梁啟超所言，是迄今沒有任何一部史書所能超越的，從而構成了它不朽的價值。換句話說，要了解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要對這段歷史獲得一個翔實而又可靠的總體認識，就必須深入閱讀《資治通鑑》。
我想再引申一下討論。嚴復翻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論自由》，改書名為《群己界權論》，非常具有見識。什麼是自由（自繇）？“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會一黨之群體，須明白群己許可權之劃分，使不偏於國群而壓制小己，亦不袒護小己而使國群受害。”資本主義的興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逐次登場，資產階級高揚個性解放的大旗，隨著走出中世紀的步伐逐漸深入，西方政治上的等級制、經濟上的莊園制以及教會神權對思想的壟斷，也逐漸瓦解，於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對於個人權利的訴求，被西方高揚。但是，“群”的利益和權力則無形中受到了漠視，進而表現出民粹主義的傾向。這種情況，如果說此前尚不明朗，那麼在全球化時代，在資訊化、地球村時代，個人權利的過度張揚，卻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社會的穩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則將損害人類整體的利益，也終將損害每一個個體的長遠利益。從這個角度說，中華文明所高揚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為貴、仁義為本的儒家思想，大一統國家意識形態，對於解決當前世界性危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就中國自身情況而論，也需要從五千年中華文明歷史中，發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組織和制度資源。而這，也是我們今天研讀《資治通鑑》的意義所在。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