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在最為得勢的三年，即天啟五年（1625年）至天啟七年（1627年）期間，遼東局面出現重大轉機，但是說轉守為攻，壓著後金打，確實有點“言過其實”。
“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在《明史·袁崇煥傳》中，清朝對於他們這位曾經的對手予以了高度的評價，同時也說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一來，八旗鐵騎在遼東戰場上可謂是無往不利。在這數年的征戰中，後金奪撫順、佔清河，取得薩爾滸大捷，進而攻下開原、鐵嶺，奪取遼陽、瀋陽，最後輕取廣寧，牢牢掌控了遼河以西的大片領土。期間明軍也出現了毛文龍“鎮江大捷”這樣的小規模勝利，但是整體的戰局上依舊是後金佔據了絕對的主動，直到袁崇煥在天啟六年（1626年）取得寧遠大捷，以及天啟七年（1627年）取得寧錦大捷，明軍在遼東的戰局上出現了一定的改觀。但是從整體的戰略態勢上來看，後金依舊佔據著戰局的主動，而明朝也依然處於戰略防禦狀態，依靠著“關寧錦防線”抵抗著後金的進攻。
而除了袁崇煥，還有兩位重要人物對於明朝穩定遼東局勢，抵擋後金擴張步伐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一位是孫承宗，另一位就是毛文龍。
孫承宗於天啟二年（1622年）自請督師薊遼，天啟皇帝親自將他的這位老師是送出宮門，並賜給孫承宗尚方寶劍、坐蟒等，之後內閣大臣也將孫承宗直送到崇文門外，可以說給予了孫承宗空前隆重的禮儀。
而在督師薊遼期間，孫承宗也用他的一系列舉措穩定了遼東局勢，迫使後金努爾哈赤這面不敢越過遼河。
首先，孫承宗大刀闊斧的進行人員調整。將王在晉等一批庸碌之人趕出遼東，提拔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將領，這些人在之後對後金以及清朝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袁崇煥、祖大壽、趙率教、滿桂、吳襄、尤世祿、閻鳴泰、毛文龍等，都是在當時以及後來響噹噹的人物。
其次，孫承宗嚴明軍紀，提升戰鬥力。他先是最佳化隊伍，裁剪了一大批戰鬥力低下計程車兵，同時貫徹“以遼人守遼土”的策略，就地招募士兵，並從中選拔精銳，強化訓練兵配發優良馬匹與先進武器，這些人也就成為日後“關寧鐵騎”的班底。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火炮和火器，全面提升了部隊戰鬥力。
再次，就是以錦州為起點，寧遠為中心，山海關為後援依靠，修建了“關寧錦防線”。這條防線也在當時成為了努爾哈赤乃至後來皇太極的“噩夢”，特別是新建的錦州城和寧遠城，讓金軍數次吞下苦果。
最後，就是大力發展遼東地區生產，安置難民，減輕朝廷壓力。
可以說，孫承宗與努爾哈赤是棋逢對手，如果不是後來魏忠賢的掣肘與構陷，迫使孫承宗辭職，努爾哈赤還真的有可能不敢貿然發動寧遠之戰。而孫承宗督師薊遼期間，收復失地四百餘里，修築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餘座，屯田五千多頃，安置戰爭難民近百萬。也正是憑藉如此大的功勞，無論是明朝還是後來的清朝，都對其予以了盛讚。
而毛文龍此時已經成為東江鎮總兵，以皮島為中心，並依託在朝鮮的鐵山和義州建立糧倉，形成了“敵後根據地”，成為後金的重要牽制。儘管此時的毛文龍的“主業”已經放在了發展走私與貿易上，但是他的襲擾後金的“副業”也還算搞得有聲有色，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的遼東戰場上，明軍這面只能說是穩定遼東局勢，暫時性的阻擋了後金進攻的步伐，而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所組織的兩次大規模的進攻中，又先後取得了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的勝利，努爾哈赤更是在寧遠之戰中身負重傷，最後鬱鬱而終。但是明朝的勝利也僅僅是防禦戰上的勝利，明朝與後金之間依舊以遼河形成對峙，並沒有在“關寧錦防線”的基礎上，進行領土的收復，依舊處於戰略防守的態勢。
所以，說這一時期的明軍壓著後金的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確實是“言過其實”了。
而在這期間，魏忠賢對於遼東戰場所起到的作用，也應該按照正反兩個方面來看來。
天啟四年（1624年），魏忠賢為了爭奪權勢，開始對東林黨成員進行殘酷的打壓、迫害和排擠，包括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在內的一大批東林黨骨幹成員被魏忠賢折磨致死。在此之後，魏忠賢不斷培植黨羽，鞏固自己在朝中的勢力，同時又用非常卑劣的手段，讓天啟皇帝與朝政逐漸隔離，進而最終走上了權力的巔峰。而在魏忠賢擅權專政的同時，也開始了對於自己的“造神運動”，其頭銜被加到了“九千歲”，為他建立的生祠更是遍佈全國各地，就連袁崇煥等人也被迫選擇了隨波逐流。
在逐步穩定住朝中局勢的情況下，魏忠賢將勢力開始向遼東波及。
作為東林黨人的孫承宗，遭到了魏忠賢持續性的排擠和打擊，但是天啟皇帝對於自己的這位老師是極為信任，甚至因為孫承宗對魏忠賢進行了責罵。然而，魏忠賢為了扳倒孫承宗使用了近乎於流氓的手段，最終導致了孫承宗的憤而離職。
而孫承宗的繼任者高第竟然下令放棄遼東，以重兵死守山海關，這才導致了努爾哈赤的出兵，只不過這一命令遭到了袁崇煥的抗拒，於是才有了袁崇煥在毫無支援的情況下，取得了寧遠大捷，一戰成名。而遼東也險些葬送在了魏忠賢和高第手中。
此後，魏忠賢派駐遼東的經略閻鳴泰，監軍太監劉應坤、紀用等人，前往遼東，這次可以說魏忠賢還算是用人得當，進而與袁崇煥、趙率教、滿桂、祖大壽等的配合下，取得了“寧錦大捷”。
然而，作為“寧錦大捷”的重要功臣，袁崇煥卻遭到了排擠和不公平待遇，這也直接導致了袁崇煥的辭職隱退，險些讓遼東再一次陷入危機。
可以說，除了高第外，魏忠賢做出的人事安排比較得當，而並非閹黨的袁崇煥等人也得到了重用，但是從魏忠賢的本質來看，還是他對於權力貪戀的表現，只不過確實是“運氣好”，選對了人，而對孫承宗、袁崇煥的排擠，又暴露了他排除異己的心態，這也使得遼東的戰局出現了動盪。
當然，除開在用人的當上，魏忠賢在這期間對於遼東的戰局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一方面，就是在對遼東的支援上，並沒有進行掣肘。
儘管孫承宗作為東林黨成員，受到了魏忠賢的打擊與迫害，但是不同於當初作為東林黨大佬葉向高和張鶴鳴持續性的掣肘楚黨成員熊廷弼那樣，魏忠賢對於遼東戰場的建設還是給予了重大的支援。包括修築關寧錦防線，發展水師力量，添置火炮、火器，訓練關寧鐵騎等等，魏忠賢還是予以了很大的支援，包括遼東的軍餉，也是比較充足，哪怕是毛文龍冒功領賞和撈空餉，魏忠賢也是沒有進行過度追究。這些都是保證明朝在遼東戰鬥力的根本。
另一方面，就是魏忠賢在充盈財政收入上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
一直以來，人們給予魏忠賢的一項正面評價就是徵收商業稅和礦稅，沒有將負擔加給普通百姓。實際上，這是出於魏忠賢對於富商大戶的仇恨，以及朝堂當前財政空虛的決定，而實際上的效果確實顯而易見的，即維繫了民間百姓以及農民階層的社會穩定，同時籌集到了必須的糧餉。
如果從深層次來看，魏忠賢的種種行為都可以歸結到他對於權力的渴望和貪戀上，他的功也好，他的過也罷，都是以爭奪權力為目的。作為一名太監，註定了他無法更進一步，他能做的只能是維持現狀，維持天啟皇帝的統治，才能讓自己繼續把持朝政，繼續掌握權力。
也正是因為如此，他的一些舉措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於了當時的遼東戰局也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但是不能因為此就忽視了魏忠賢作為一代亂政權閹的種種罪行，也不能就此簡單的為魏忠賢“平反”。
最後，還要特別說明的是，天啟皇帝儘管迷戀木匠活，儘管不問世事，任由魏忠賢擅權專政，但是年輕的天啟皇帝絕對是“庸而不昏”的典範，也是擅玩兒權力平衡的高手，這一點從積極支援孫承宗就可見一斑，而他在這期間所發揮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在魏忠賢鼎盛的三年時間裡，遼東戰局出現了短暫的轉機，魏忠賢的作用是有，但並不是根本，上至天啟皇帝，下至孫承宗、袁崇煥以及大批遼東官員將領的苦心經營，才是其中的根本。而此後遼東局勢的轉折，進而導致皇太極圍攻北京，也不能簡單歸咎於一人或者幾人的錯誤，而是包括後金、明朝乃至蒙古、朝鮮等多方勢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所以並不能說因為魏忠賢，才會有遼東戰局的優勢，況且這份優勢，本就是言過其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