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末年那場宮廷政變，讓楊堅順利掌握了大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這場政變居然出奇地順利。在楊堅看來，自己走了一條捷徑，這條捷徑雖然讓他迅速達到了目的，但正常來說，通往皇權的道路應該是艱難曲折的。所以，過於順利反而讓楊堅留下了深刻的隱憂。尤其在人事方面，宮廷政變不像改朝換代，楊堅的只能透過整合舊有官僚體系，不斷收攏人心，才會讓舊有官僚為自己服務。這也就造成隋朝剛開始時，在用人上受到了極大的制約。
當然，任何朝代剛建立時都有自己的不足，尤其是透過政變起家的王朝，往往很難控制住各種利益集團。這一點在隋朝體現得非常明顯。
宇文泰組建的“關隴集團”是北周、隋、唐三個朝代不可動搖的政治基石，其內部的凝聚力在於關中文化的整體性和對山東地區的歧視，也就是說具有十分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尤其在人事問題上的排他性是整個“關隴集團”保持政治活力的一個源泉。
楊堅建立隋朝之後當然是不能衝破這個侷限的，更何況楊堅本人就是出自北周十二大將軍之家。但在大一統的集權制度下，“關隴集團”也需要探索新的用人模式。楊堅建立隋朝之後，在不改變“關中本位”的前提下，其用人策略也不斷地變化和豐富。
隋朝建立伊始設立了三師和三公，其地位僅次於皇帝。隋朝初年的三師和三公組成人員都是北周創業集團的人。
事實上，隋朝初年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很高，卻不管政事，正所謂外表地位尊貴，實則沒有權力。原先北周權力集團的功臣都被安排上類似這樣的職位，因此“關隴集團”壟斷權力的局面實則悄然發生改變，後來這批人逐漸老死或被貶殺，楊堅甚至連這樣一種榮譽職位也不願再授予其他人。
除了三師三公之外，三省長官的任用也能看出隋朝初年的用人策略。隋朝三省長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漢族，即使將近乎胡人的虞慶則算作胡人，其胡漢官員人數也完全不成比例，與北周時代權力核心成員的民族成分構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這些人大多出自京兆、天水、華陰、河東和渤海等地，但是掌握實權的大都集中出自京兆到洛陽一線，這些人都在隋朝取代北周的改朝換代之際支援楊堅。因為楊堅用人首先看重政治立場，並不特別在意地域之分，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任用李德林等出身北齊的官員，而且隨著國家統一程序的不斷深入，有越來越多的山東和江南等地的人加入官僚隊伍中，甚至在隋煬帝楊廣在位時，出現了專門重用江南士人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隋朝初年楊堅重用的人，在北周時代無一擔任中央高官，這些人都不是北周政權的核心成員，與楊堅有明顯的身份地位差別。
隋朝代替北周之後，用人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關隴集團”重要人物雖然身居高位，但手中已經沒有實權。事實上，這些人早在北周內部多次的政治清洗中就產生分化，但是又由於位高權重而無法為新王朝所任用，取而代之的是北周時代的一些中下級官員。這些人對北周並沒有太多的感情，反而對北周末年的政治環境逐漸敗壞感到失望，因此很容易聚集到朝代變更者楊堅的旗幟下，試圖透過改朝換代獲取權力，進而實現抱負。這些人大多是兩京地帶的漢族，受過良好的教育，比戰場出身的“關隴集團”戰將更有文化，所以這些人在新朝代裡崛起，其實是由亂到治的必然發展趨勢。
當時六部尚書和禁軍衛府大將軍的情況，和三省長官的任用情況基本相同，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少數民族出身的官員佔有相當比例。尤其在集權體制下，軍隊是國家的柱石，置於皇帝的嚴格控制之下，先後有十名皇族外戚擔任禁軍大將軍。這麼多人都得到信任和重用，說隋朝代替北周是漢族推翻少數民族政權的鬥爭是不準確的，隋朝實際上是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國家。
隋朝的三省長官和很多高官，出身於原北周地區者佔絕大多數，但是真正出自北周創業集團或者原北方六鎮的卻不多見。楊堅上臺時對北周皇族宇文氏進行了斬草除根的屠殺，他所提防的就是宇文氏在“關隴集團”的影響力。楊堅建立隋朝後，必然不會倚重北周舊臣班底，而且楊堅此後大搞政治清洗，主要就是針對與北周政權關係相對比較近的上層官員，因此他著重培養並重用的人，多是其親族、舊部和故友，以及在政治上和這些人頗有淵源的人。
楊堅並沒有顯赫的戰功，這就決定了他不會重用北周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軍功資歷者，也決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從隋朝官僚階層家族的背景來看，皇室與弘農楊氏居於中心地位，與皇親國戚一起控制朝政。本來就人事基礎薄弱的楊堅，不得不在弘農楊氏之外，倚重皇后獨孤氏。當然，楊堅在上臺後也提拔了一批政績突出的政治新秀，這表明楊堅並不拘泥於小圈子，只是比較而言，楊堅的用人範圍還是比較狹窄的。
人事基礎的薄弱，所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楊堅不敢輕易相信別人，在發生了幾次功臣背叛事件之後，他內心對那些表面忠誠的官吏更加懷疑，在他的高度集權下，那些直言進諫的忠臣反而成了打擊目標，而將自己野心掩蓋起來的政治投機者卻飛黃騰達，導致朝廷魚龍混雜，忠奸難辨。尤其是在平陳之後，楊堅的心態越來越失衡，在開創新的政治局面的同時，中央朝廷的權力進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
當時不僅六部全都為皇親國戚所控制，而且門下、內史二省長官也都由皇族擔任，尤其是楊堅在位的最後幾年，廢立太子的事件對朝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朝廷中樞權力完全為皇室所把控，高層內部的權力平衡被打破，中央集權轉變成了皇室集權。這種狀況的出現也說明楊堅到了晚年對自己的執政能力越來越不自信，這也成為隋朝用人的一大變化。隋煬帝楊廣即位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皇室壟斷政權的局面，但他卻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大批重用南方士人，因此造成用人上的又一個變化。
隋朝時期山東和江南人士佔權力中心的少數，主要原因是隋朝統治的時間太短，這些地區出身的官員尚未經受長時間的政治立場考驗，楊堅對他們還並不熟悉，因此也就談不上委以重任。但是在六部尚書以下的官員中，山東和江南人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些人擔任地方官的頗有政績，在朝廷內任職的，雖然不能參加高層的政治決策，但在處理日常事務時也是身居要職。正因為是這樣一種局面，所以在社會文化走向繁榮的隋煬帝楊廣在位時期，這些人就能以文采出眾脫穎而出。
但是站在隋朝皇室的角度來看，山東和江南人畢竟是出自原來的帝國（北齊和南陳），要說將這些人完全與出身關中的官員一視同仁，是不現實的。隋朝建立之初，楊堅對於他們明顯抱有戒心。這其中就存在地域歧視的成分，至於是否能將權力鬥爭、地域歧視以及官場中派系之爭，全都歸納為排他性路線，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總而言之，楊堅的用人主要集中在幫助他進行改朝換代的兩京地區出身的漢族官員，同時融合一些少數民族的支持者。隨著統一程序的不斷深入，又吸收了山東、江南計程車人參加。到了開皇中期，由於發生多次政治鬥爭，加重了楊堅對官僚階層的猜忌，又由於太平盛世時間久了而生出驕慢之心， 家庭不幸所帶來的焦躁和失望，以及老年偏執等因素，中央集權逐漸變成楊堅的個人專斷，形成了皇族近支遍佈朝廷權力要衝的不正常局面。而過度集權又無助於克服潛在的朝廷分裂因素，反而加劇了隋朝內部的政治矛盾。內部協調與平衡的策略一旦失效，也就標誌著隋朝開始面臨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