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南京條約》簽署後，內地五口開埠。與廣州和福州民眾的激烈反對不同，洋人進入上海縣城沒有遭到任何阻攔。他們順利在西姚家弄租了一處大宅安頓下來。
其實，清政府最不希望出現這種華洋雜處的局面。因此，當英國人因縣城狹小及衛生條件、生活質量差等問題提出，希望另尋他處規劃建設領事館和英商居留地後，得到了清政府的積極迴應。
□英法美租界的形成
1843年12月下旬，中英雙方就英人租地界址基本達成一致。這塊地皮在上海縣城以北靠近黃浦江，其東界為黃浦江，西面與一片荒地相連，北界為吳淞江（其上海段即蘇州河），南界為楊涇浜（後稱“洋涇浜”）。
1845年11月29日，《上海租地章程》出籠。1846年9月24日，英國領事巴富爾與上海道宮慕久議定英租界的西界，最初的英租界四至最終確定，總面積1080畝。
與此同時，法國人也開始尋求在上海設立租界。1848年7月，法國領事敏體尼提出將縣城以北，洋涇浜以南地塊劃為法人租地，並享有與英國人同等的特權。這完全出乎清政府的意料，他們原以為已經劃給英國人的租界是所有來滬洋人的居留區。
在敏體尼的恫嚇和堅持下，新任上海道麟桂被迫妥協。1849年4月6日，法租界確定界址：南界為上海縣城北門外的護城河，北界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褚家橋，東到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總面積986畝。
美國人自然也不甘落後，但衝在最前面的倒不是美國駐滬領事當局，而是一位傳教士——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當時，蘇州河北岸地價低廉，文惠廉以建造教堂為由在虹口地區購置了大量土地，並與署上海道吳建彰交涉，要求在此地居留，得到了吳建彰的口頭同意。由於文惠廉並無官方身份，因此雙方之間沒有任何正式協議，美國人居留區也沒有具體的界址。當時，美國政府根本無意在華設立租界。直到同治二年五月初十（1863年6月25日），美國領事熙華德才與蘇松太道黃芳議定了上海美租界的劃界章程：西起護界河（即泥城浜）對岸之點，向東沿蘇州河及黃浦江到楊樹浦向北3裡之處，從此處向西劃一直線回到護界河對岸的起點。此時，美國人居留地與當初相比已大大擴充套件，總面積達到了7856畝。
不過，當時雙方並未實地勘界，也沒有樹立界石。
美租界正式設立不到3個月，熙華德就在9月21日召開了美租界租地外人大會。大會決定：“按照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租地人大會透過的決議中所提出的條件，立即將虹口地區的市政管理及其有關的一切權利和義務，移交給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
英美租界由此合併，中國人稱之為上海英美租界，後統稱上海公共租界。
在上海租界存在的100年中，其範圍一直在擴充套件，界址並不是一條靜態的線。
□上海租界的大腦——工部局與公董局
小刀會起義是上海租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小刀會是清代一個與天地會和白蓮教均有連屬的民間秘密會社。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起義軍佔領上海縣城，大量華籍逃入租界避禍，清政府對上海地區完全失去控制。從此，上海租界華洋雜處的局面形成。
1854年4月4日，英美奉調保護租界區的軍隊和所謂義勇隊“萬國商團”與清軍在英租界西界爆發衝突，雙方互有傷亡，史稱“泥城之戰”。而此時，小刀會還牢牢控制著上海縣城。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舊址
上海英租界初建時設有“道路碼頭委員會”——一個職能非常簡單的自理機構，許可權極小，完全不具備政治統治權力。
為加強統治、協調防務，英、美、法三國領事乘著此時上海政局動盪、大批華籍擁進租界之機，於1854年7月1日召集西人租地人會議，擅自修訂出第二個所謂《土地章程》，同時解散原先的“道路碼頭委員會”，成立“工部局”，並建立警察武裝。
“工部局”貌似仿照清政府六部衙門中的“工部”命名，但其職能可不是隻辦理涉及工程建築的業務。“工部局”的英文原文是“The Municipal Council”，可以翻譯成“行政委員會”或“市議會”。因此，所謂“工部局”其實是一個完全獨立於清政府行政系統以外，而擁有地方行政實權的行政機構，具有政府的權能。
1855年2月，小刀會起義軍在清軍與租界當局的聯合夾擊下被迫從上海縣城突圍，首領劉麗川被殺，起義失敗。
之後幾年，定都天京的太平天國漸有東進之勢，特別是1860年忠王李秀成實施了對上海縣城的直接攻擊。英法開始逐漸與清政府合流，雙方配合鎮壓太平天國。1862年，忠王進攻上海再次失利。
上海局勢剛剛緩解，英美法在上海租界管理方面的暫時相安無事與合作即告完結。
1862年4月29日，法國領事愛棠以1854年的《土地章程》沒有得到法國皇帝批准為由，宣佈在上海法租界特設“大法國籌防公局”（後改名為“公董局”），貌合神離的上海英美法聯合租界正式解體。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與法租界的“公董局”在機構設定和運作方式上大同小異。其中最主要的，是警務權的確立和會審公廨的設立。
工部局設立之初首先成立了警務處，也就是咱們常說的所謂“巡捕房”。此前，英租界曾僱用了一些華人更夫，負責夜間巡更示警。1854年巡捕房成立後，巡捕是以英國人為主的西人。1865年4月後，巡捕房開始僱用華捕。1884年9月後，開始僱傭英屬印度人做租界巡撫，這是後話。根據其17條“服務規則”，巡捕可以逮捕罪犯、取締妨害公眾事物、檢查軍器、解除華人武裝、徵收稅捐等。其許可權範圍與工部局相同，最初包括英美法三塊租界。
1859年3月，當時法租界公董局還沒成立，法國領事敏體尼已經在法國租界區建立了一個“違警罪裁判所”。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成立後，也設定了警務處，即法租界的巡捕房，其職能許可權與工部局警務處大同小異。1907年4月後，安南（越南）巡捕也出現在上海法租界內。
1867年，上海道應寶時和英國領事文察斯德開始協商組織正式法庭。法國起初也願意加入，以使這個法庭的權力可以通行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後因認為初擬的法庭章程中有條款與法租界司法習慣不合，所以拒絕參加，並決定在法領署另設法租界會審公廨。
1869年4月，《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公佈，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由此成立。會審公廨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司法機關，它由上海道臺任命中方專職會審官（讞員），與外方陪審官（領事）會同審理租界內與華人有關的訴訟案件。與此同時，法租界也成立會審公廨，其制度與公共租界略同，但對清政府拏捕逃避於法租界的“罪犯”有更嚴格苛刻的限制。這也是後來很多志士更願意選擇法租界躲避的原因。
《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乍看貌似公允平等，但在實際操作中，中國司法主權卻頻遭侵凌。
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制度終結於1927年1月1日，法租界會審公廨制度終結於1931年8月1日。
□上海租界文化與“辣醬油”
直到今天，上海仍流行一種叫“辣醬油”的調味汁。這種源自英國的調味汁由多種原料混合加工而成，故而味道非常混雜，對於接觸少的食客而言可能會難以接受。而上海本地出產的辣醬油與英國產的正宗Worcestershire sauce相比，我個人覺得味道那是相當的不同。上海辣醬油與英國辣醬油是不能劃等號的。
上海辣醬油可以伴食滬式西餐中的炸豬排、羅宋湯，也用於上海本地的生煎饅頭、炒年糕。一些上海的網紅麵館，桌上必有一瓶辣醬油供食客自取自用。
小小的一瓶辣醬油，反應的正是以租界文化為骨的海派文化精髓——混合與駁雜。
上海的租界文化是與移民相伴的。租界在縣城之外，起初就是一片荒地。先是洋人，最早以英國人為主，之後法國人、美國人，五洲四洋的洋人慢慢聚攏；再是華籍，起初是避難的本地人，之後浙江、蘇南、安徽，乃至五湖四海的國人漸漸彙集。移民地區最大的特點是包容，而包容的結果必然是混合。
租界文化本身還帶著強烈的殖民色彩。中國傳統文化和習俗在這裡遭到的鄙夷和衝擊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直接，更強烈。洋人更“文明”也更愜意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會影響到華籍。無論是出於實用還是追時髦，初識洋文的人們難免亦步亦趨。但初學者也難免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這就造就了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操著被人稱為“洋涇浜”外語的人，自我感覺到的是掌握著上等人的交際語言。
但如果我們認為租界裡的文化滲透是單向的就錯了，洋文化在侵蝕本土文化，而那些洋人也在自覺不自覺中被裹挾進了無處不在的本地文化之中。
上海舊租界武康大樓
在租界這個詭異龐雜的環境中，各種文化和習俗相互交流衝撞進而混合，但遠達不到水乳交融、鬥榫合縫的妙境。可以這樣說，上海租界區的文化混合是簡陋粗糙的，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粗暴的。這是因為，租界的百年曆史遠遠沒有為水乳交融、鬥榫合縫提供足夠的時間；在租界那種物慾橫流、利來利往、快進快出的風氣下，耐心是絕對奢侈的東西。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種似中似西、似土似洋、似古似今、似舊似新、似俗似雅的風氣習俗；而只需稍稍細品又會發現，這種風氣習俗又是如此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古不今，不新不舊、不俗不雅。
毋庸諱言，近代設有租界的城市和地區很多，雖然時間可能比上海短几年，但真正稱得上有租界文化的只有上海。
在這裡，我想舉個肯定不很恰當的例子：廣州的開埠時間遠早於上海，和洋人打交道的時間也遠長於上海，但廣州的本地文化和習俗是如此根深蒂固，無論生活習慣還是飲食文化都沒有太雜化的現象。
如今，上海和廣州都是中國最有活力，也發展最快的大都會。
村松梢風，一位在日本也不算知名的作家。1924年，他以在上海的見聞出版作品《魔都》，“魔都”由此成了上海的別稱。
“魔”字是什麼意思？在這裡可不是什麼鬼怪，按照最新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神秘；奇異”。
康濤
2020年5月13日於北京研磨時光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