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殷過程中，周人滅國無數，曾經的小邦一下子“闊”了起來。為了震懾殷人勢力與酬謝功臣，周武王大肆分封群臣，但其中對召公奭的封賞卻出人意料。首席功臣姜子牙被封在齊地，次席功臣周公被封在魯地，齊魯在當時是富庶之地，其他姬姓宗親基本上都在富裕的中原一帶，但第三號功臣的召公奭卻被封在了戎狄雜錯的苦寒荒蕪的燕地，著實讓人很難理解。
由此，近代很多史學大家提出不少質疑，比如學者齊思和曾指出：“若夫召公之封，尤有可疑。夫武既克殷，滅國甚多，擇地而封，豈患無土？又何必遠流之幽州之野？且戎狄雜錯，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竊蓄此疑久矣。後讀《漢書·地理志》燕、吳故國皆在中原，始知其後來之燕、吳皆本夷狄而冒為姬姓者也。”也就是說，齊思和認為燕國是後來狄戎冒充的，召公奭沒有被封在燕地。學者童書業也有類似觀點，他指出：“史籍（指《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記燕世系及事多缺誤，未可盡信。北燕來歷迄今難考。”
當然，上世紀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帶，考古發現周初燕國遺址，出土了一些刻有銘文的青銅器，其中堇鼎銘文說到“匽（燕）侯令堇飴（頤）大保（召公奭）於宗周。庚申，大保賞堇貝，用乍（作）大子癸寶 。仲”，燕侯派“堇”給召公奭獻食物，“堇”得到召公獎賞，回來鑄鼎紀念。毋庸置疑，周初的確將召公奭一支分封到了燕地，大概如史書所說，當時周朝初定局勢還不穩，召公奭留在中樞沒有就封，讓兒子代管封地，即“元子代封”。
關於召公奭的身世，除了知道他是姬姓宗族之外，其他的史書沒有記載，但從武王伐紂時召公與周公分列左右，之後武王給周公“周地”為采邑一樣給予他“召地”為采邑，以及召公、召伯等的稱呼來看，召公奭在周初宗族中必然有著很高的身份，因此按理應該被封在富庶膏腴之地才對。但姜子牙、周公旦、以及其他宗親等，都被封在了富庶之地，為何偏偏將召公奭封在了遙遠的苦寒燕地，總不至於是對召公奭不滿吧？我們都知道，古今燕地農業都很一般，單靠當地產出很難支撐一個強國，所以除了燕昭王時曇花一現，其他時間燕國一直很“低調”，根源就在於燕地苦寒，導致燕國國力較弱。
武王滅商時，透過牧野之戰一舉滅掉紂王大軍，但實際上之後還有一系列的戰爭。根據《逸周書·世俘》記載，之後周武王兵分四路，攻向東、南兩個方向，大約是山東和朝歌南部，主要是在殷商京畿地區，繼續征討殷商殘餘與殷商鐵桿盟友，最遠處一直打到東海之濱，進行了長時間的征戰、屠殺與掠奪。
《史記·吳起列傳》記載，商朝疆域龐大，“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北到遼寧、南到湖北、西到陝西、東到海濱，因此在周軍直接征服的區域之外，還有龐大的商朝勢力。其中，在商朝都城的北部地區，周武王並未派兵征討，而北方又必然存有不少殷商勢力，因此周武王封周朝重臣召公奭於北燕，是不是以此來鞏固帝國在北方統治，震懾當地勢力，提防來自更北的殷商勢力南下？但北燕到中原距離較遠，中間又沒有什麼其他周朝諸侯，將召公奭孤零零的封在北燕，面對眾多強敵，還是讓人不可思議，甚至讓人不免惡意的聯想到周武王是不是在坑害召公奭。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挺身而出，周朝封召公奭於北燕的真相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清道光年間，山東壽張縣梁山下出土了7件青銅器，史稱“梁山七器”，其中《大保簋（見上圖）》銘文記載：“王伐錄子聖，聖摣厥，反。王降徵令於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賜休餘土，用茲彝對令。”其中，“錄子聖”是武庚，紂王之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周王討伐武庚，途中生病返回，於是派大保召公奭率兵平定，大保完成討伐之命，周王親迎大保，並將餘（地名）地的良田賜予他。由於周初三監之亂或武庚之亂中，周成王並未親征，而是周公旦奉命征討，因此這段銘文記載的事件發生於三監之亂後面。
這段話有些顛覆認知，因為史書記載得很清楚，在武庚之亂中周公旦東征已經誅殺了武庚，怎麼他還有機會再次造反，以至於勞駕周王親征？但《大保簋》的記載不太可能有假，因此真相應該是武庚兵敗之後逃了，周朝為了某些政治目的，就宣稱武庚已被誅殺，斷絕殷人反周興商的念頭。其實，史書上也曾提到武庚逃走，《逸周書·作洛》中說“王子祿父（武庚）北奔”，逃到了北方地區。
上個世紀，在河北淶水一帶，考古發現了不少刻有“邶伯”字樣的青銅器，“伯”代表老大的意思不是指爵位，其中的“邶”字有明確史載，武王克殷後將商朝京畿一分為三，將武庚封在邶國，因此“邶伯”指的是武庚或其繼任者。“邶伯”青銅器的出現，證實三監之亂後部分殷人逃走之餘，也說明之後殷商殘餘與周朝曾在燕地有過較長一段時間的對峙，或許由於邶國屬於地方小勢力不服周，成不了什麼氣候，或許邶國過於敏感，於是周朝就隱藏了這一段歷史。
《大保簋》與邶伯青銅器的出現，也帶來了另一個思考：封召公奭於北燕的周王，真的是周武王嗎？
以周公旦為例，史書上說周武王封周公旦於魯，但之前武王已將“周地”賞給他作為采邑，姬旦由才被稱為“周公旦”，為何還給予分封魯地的重賞？清朝考古辨偽學家崔述質疑：“周公既受祿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魯？”周公旦是文臣，伐紂時位於武王身邊，有謀略之功但無實際軍功，周武王給他“周地”作為采邑，符合“非軍功不分封”的規則。《詩經·閟（bì）宮》記載：“王（周成王）曰叔父（周公旦），建爾元子（嫡子伯禽），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也就是說，周成王封周公旦於河南的魯地，三監之亂後又“俾侯於東”，加封到了曲阜一帶。顯然，《詩經》說得更符合邏輯，武王死後周公旦攝政，周成王不好直接分封周公旦，於是就分封他兒子伯禽於魯，之後周公旦平定三監之亂，或因為他為了避嫌，成王就又一次加封他長子伯禽。
與姬旦一樣，伐紂時姬奭也位於武王身邊，一樣只有謀劃之功而沒有軍功，滅商之後周武王先將“召地”賞給姬奭，於是姬奭被稱之為“召公奭”。武王已經酬謝過了召公奭，還會再一次給予分封諸侯的重賞？顯然不太可能。結合《大保簋》與邶伯青銅器不難看到，殷人北逃之後，在河北地區聯合商朝殘餘繼續反周，儘管召公奭征討後得勝而歸，但無論他有沒有徹底滅掉武庚一脈的勢力，都在提醒周朝統治者防範河北、遼東地區，都要在北方地區建立一個據點，打下一根釘子，所以在此分封一位重要諸侯勢在必行。在當時周朝，召公奭可謂是最適合的人選，於是周成王將召公奭分封於北燕。
總而言之，周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不太符合邏輯，而周成王封召公奭於北燕，卻符合當時局勢。所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真相到底如何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事告訴我們“盡信書不如無書”，即便司馬遷的記載也未必正確。
參考資料：《史記》、《大保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