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儘管中國民間事實上仍然是公曆和農曆並用，但是在紀年法上，我國仍然使用的是世界主流的公曆紀年。而在近代公曆傳到中國之前，中國古代使用的是什麼紀年法呢？可能大家知道古代中國有帝王年號，使用年號紀年是從漢武帝開始的，而且用帝王年號紀年實際有些複雜，也沒有固定規則。所以實際上中國古代還通用另一種紀年法，就是干支紀年。
現在初中歷史教科書都介紹過，當時定的是公元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但可能少有人知的是，當時規定的民國紀年元年元旦，除了和公曆對應外，還和另一個曆法對應了，這就是非常罕見的黃帝紀年。
當時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宣佈的並不是以公元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而是宣佈將“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 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當然，這個“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實際上就是“公元1912年1月1日”。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自武昌起義以來，南方革命黨人用的就是這個紀年。
估計現在大部分人都沒有聽說過黃帝紀年，這是個什麼紀年法呢？
要了解這個，先要回顧當時的社會思潮。清末的反清革命，最初實際有著較為濃厚的“反滿民族主義色彩”，所以傳說中的中華民族始祖黃帝成為一個核心的凝聚點，對黃帝的崇拜也達到了頂峰，所以很多革命黨人都有朦朧的使用黃帝紀年的想法。
嚴復寫於1898年的《有如三保》中有“開國自黃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字樣。但最早提出“黃帝紀年”的是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劉師培，1903年， 他以筆名“無畏”在《黃帝魂》上發表《黃帝紀年說》。
“夫用黃帝紀年， 其善有三：黃帝以前之歷史事實少， 孔子以後之歷史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 則紀事一歸於簡便， 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 以神武天皇紀年， 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 凡漢族之主中國者， 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 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 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 皆由於以天下為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 則君主年號從屬空文， 當王者貴之說， 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黃帝紀年說》
但問題是，黃帝紀年怎麼算？黃帝畢竟是傳話中的人物，生卒年月在文獻上未有明確記載，那以哪一年為黃帝紀年的起點呢？考古是不可能，只能靠古籍推測了。既然是這樣，那就有爭議。
黃帝是傳說人物，但仰韶文化中的西坡遺址可能和黃帝傳說有關
劉師培的主張是把黃帝誕生的那一年作為紀元元年，於是光緒二十年是黃帝紀元4601年。但《江蘇》雜誌1903年第3期首先正式使用了黃帝紀年， 將“光緒二十九年”變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
湖北軍政府創辦的《中華民國公報》，日期標註為黃帝紀元4609年10月15日
正是因為對於黃帝時代的時間推測不同，其紀年起點也有許多不同說法。當時革命黨中影響最大的同盟會準備搞一個標準版的，宋教仁在1905年做了一番考證， 根據《皇極經世》、《通鑑前編》、《通鑑輯覽》等典籍推定該年為黃帝即位4603年，於是，這一說法成為主流的黃帝紀元，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時即依此署年。
於是，民國元年（1912年）大部分時間為黃帝紀元的4610年，但黃帝紀年對應的是農曆，而民國紀年對應公曆，所以1912年年初有部分時間屬於黃帝紀年4609年的年末。
黃帝紀年在當時的民族主義者中非常盛行，1908年， 受革命思潮影響的碧荷館主人 （楊子元） 的小說《新紀元》由上海小說林社出版。作品竟然設想中國處於公元1999年， 是世界上的君主立憲制強國， 欲向黃種人國家推行黃帝紀年。
在這種思潮下，革命黨紛紛使用黃帝紀年，武昌起義之後， 湖北軍政府的文告以及各省響應的文告都採用黃帝紀年， 甚至各省發行的銀兩票、軍用票， 也大都使用黃帝紀年。
那為什麼革命成功了，反而不用了呢？這其實可以看做是那種狂熱民族情緒有所降溫了，畢竟革命已經有階段性成功，不可能再宣揚過於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官方也開始宣傳“五族共和”了。而且，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討論中，黃帝紀元被認為是帝王紀年法之始，與民主共和精神不相稱。於是，“黃帝紀年”成為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的產物，而鮮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