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寫出范蠡不以權貴經商的致富之道。商當然不是范蠡發明的。《史記》對於從商經管的記載始於太公望，武王以之為師，位在周公之上。對於太公望這麼 寫：“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太史公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則匱少而山澤不闢矣。”同 上。
古人的財富觀念是農工商虞。虞是騶虞，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養馬、狩獵、蕃畜加在一起，但根據順序，騶虞在後。後來養馬者只是極少 數，狩獵只是個體戶的事，而蕃畜可以歸併入農業，騶虞在日常用詞中漸漸消失了；也許在孔子時代就已消失，只成了農工商。商是人的文化的標誌之一：繁榮是它 帶來的，它需要道路才能將貨物運出、運回，真正的“道”的概念由此而來。商一直非常重要，它應是國之大事，但在那以封建為主時代，國之大事變成了祀和戎， 可見古人的政治對內則以敬祖、獻祭為務，對外則以戰爭或戰鬥為務，商事是排在這兩者的後面，也排在直接生產的農，即時應用的工後面了。我們不知“三寶”為 何，可能是國計民生中最重要的糧食、原料、交通工具。
商是一種剝削。這一個概念一直存在於古人心中，它甚至於潛藏在現代中國人的思想 中。直接生產者是工農，使用者是工農兵、貴族、從事的人。抽象的看來，商只起了一箇中間人的作用。商者賤買，加上利而賣，從農工那裡買來的商品根據市場的要 求、民眾的購買力賣出而獲利。大宗的利本應屬於工農的現在有了一小部分，可能更大的部分歸於中間人。因此農工的希望是要避免這些中間人，那麼才能多獲些勞 動所得。這些中間人一般生活得要比勞動者好，有的甚至於能以商致富。古人甚至帶著輕視地說到商是“無商不奸”，帶著看不起商的口氣。我們千萬別忘記，商人 逐利，而儒家是輕視利的，因此在儒家的觀念中，商人的社會地位最低。
商人的社會地位雖低，但在那階梯極窄的升入富貴的社會中，唯一例外的是富而不貴的商人：他們中可以藉著富而近於或入貴。太史公寫：
……\［蠡\］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怠之，遂至巨才，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貨殖列傳》。
太史公在范蠡到陶地時還寫過一段他去陶之前的事：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之皮，耕於海畔，芒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 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
歷史沒有說范蠡在齊為相多少時候，可能也不太長，就有“不祥”之感，活活描出一幅“商人遇到君，有理說不清”的圖畫來。這裡我們看到一個以富致貴的消 息，但這條路似乎也是走不通的。聰明的人如范蠡很快就知道，經營了二十多年，最後幫助勾踐復國，打敗吳國，卻必須急流勇退。不退的計然（即文種）最後死於 刀下。現在出而為相（約在齊平公和齊宣公之間），也不是妙事，所以就歸了印。
孔子在齊平公二年就去世。孔子似乎不知有范蠡，范蠡比孔 子年紀小一點，似乎也不知有孔子。子貢的“廢著鬻財”在今天說起來恐怕就是房屋買賣和理財，以致他“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子貢好似今天駕了最 高等的汽車，呈諸侯以束帛之幣而能與之共餐。子貢是名成功的商業大腕，他到處宣揚孔子，孔子的名氣由此大振。
范蠡、子貢等在商業上的 成功使諸侯動心，但並起不了任何改變政治的作用。兩人雖因富而貴但不為或不得為諸侯所用，開創出一番事業，形成一種氣候。其實范蠡在經營成功上也是不能一 心二用的。這些行為只限於個人和個人範圍之內有些作用，甚至受到諸侯的接受和讚揚，甚至於干政，也只能起到一點作用，不能牽動大局。范蠡本能地感到他的成 功是不祥的，就是說只能起暫時的作用，而且名利還會帶來殺身之禍；他的老友文種的下場就是個證明。他再一次退出了政治的舞臺。史雖未言范蠡是個求均的人， 但從他“散盡其財”致三千金後“再分散於貧交昆弟”看來，是個求均的人。他決定不幹政的原因是看不到封建的政治在個人的努力下會有向均方向實質性的改變， 且還不祥。我們這麼說，是想說明他不是一個怕事的人，只消看他如何幫助勾踐，替勾踐帶兵打夫差就可知道。
從商致富，富而後貴，貴而幹 政的道路范蠡都走過來了，封建政治中的富貴貧賤的對立還是沒有什麼變動。也許孔子很快了解到這種模式的後果，他是堅決不從商的。他只能走一條更為徹底的道 路——復古，把君王們都勸到立堯、舜的君德像“文王以百里之地起於豐鎬”而終有天下那樣的實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