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劉三解新書《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第二章第三節文位元組選
劉三解著《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劉邦“賀萬錢娶妻”的故事，在《史記·高祖本紀》中的記載要點可拆解如下：
（1）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
（2）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3）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4）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5）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6）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1）指明瞭呂公原居“單父縣”，與沛縣縣令是好朋友，因為“避仇”，才搬家到沛縣。也就是說，呂公搬家的理由與項梁家移居會稽的原因一樣，呂公更進一步，避“仇從之客”，也就是仇家的“賓客”，可見，呂公的仇家屬於能“養客”的大族、豪族。
（2）和（3）說明，來給呂公道賀的“豪桀吏”主體就是“諸吏”，如果裡面包括“縣豪”王陵、雍齒，劉邦坐在上座，就成了“素易兄長”了，不合適。
在（2）和（3）的基礎上，有（4）、（5），就是呂公“好相人”，也就是能“看相”，仔細端詳了劉邦之後，發現“狀貌”，也就是長相儀態很“精神”，這是第一印象，其實說起來也不玄妙，因為劉邦“見過大場面”，在座的人又都是平時拿來“逗著玩”的同僚，所以沒有心理負擔，俗稱“放得開”，這才在“上坐”之後，“無所詘”，
也就是很自如，用《史記·高祖本紀》的原話概括，就是“意豁如也”。
這些前提，都是劉邦的“賀錢萬”，還有了蕭何打圓場的一句“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也就是說，
要麼，呂公對劉邦早有耳聞，要麼，就是衝著“多大言”去的，至於“少成事”，他不在乎。
前者說起來荒誕，其實並不奇怪
，因為劉邦從張耳遊數月，而張耳能“致千里客”，屬於魏地的“豪俠名士”，類似的人還有季布，見《史記·季布欒佈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
主語換成張耳，那就是有名於“楚”“魏”，能得秦朝的千金購賞，他的“客”—劉邦，在魏、楚交界的小區域有一些薄名，並不難理解，當然，這個資訊傳遞的細節，我們今天無從知曉，只能說是一種可能性。
更大的可能性，在於今天比較費解的“好大言”。
在先秦文明體系之 中，“言” 和“行”是具有同等政治、歷史價值，甚至宗教價值的資訊
，比如《尚書》中的諸多“誓”“誥”，以至於周天子的“左史記言，右史記行”，
延續到《左傳》，則直言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立言”的傳統流傳至漢唐，所謂“文學”本身，更是具有了近乎宗教意義的“魔力”（見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
所以，在一個資訊靠口口相傳，又篤信宿命論，有強烈的求富求貴慾望的年代裡，
“大言”某種程度上就代表著“大膽”， “大膽” 和“學識”“見聞”“身份” 的結合， 代表的就是“大志”，用《史記·高祖本紀》的原話概括，就是“常有大度”，即超越本身份階層的勃勃野心
，這個恰恰是稀缺資源。
對於這個“稀缺資源”的記錄，也是《史記》描寫英雄人物的一個重要側面：
（陳勝）：苟富貴，無相忘。（《陳涉世家》）
（項羽）：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
（劉邦）：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本紀》）
（英布）：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黥布列傳》）
（韓信）：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 （《淮陰侯列傳》）
以上例子的引用，乃至於對“韓信葬母”的“太史公曰”，
都表明司馬遷本人一樣相信這種“宿命史觀”，而“大言”與 “大志”，乃至“大功”的對應關係，往往只在於有沒有人“奇之”，也就是有沒有伯樂識別千里馬。
項羽的“大言”被項梁“奇”，韓信的“大言”被夏侯嬰 “奇”，才有了進一步展示能力的機會，同樣，呂公“奇”劉邦之言，又觀察了他在沛縣“縣廷”諸吏中的地位和個人素質， 當然，相貌也是一方面。見《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
也就是說，劉邦是個當時意義上的“美男子”“偉丈夫”，當亭長之後，穿戴也很講究，是一個“修邊幅”的文明人。
另一方面，呂公還要看劉邦待人接物是否侷促。
這方面，劉邦更是“意豁如也”，如果之前呂公在碭郡單父縣曾對劉邦的“賢名”有所耳聞，那就算做過“背景調查”，這些都滿意，才有了後面的“求親”。
劉三解著《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也就是說，呂公並不是信了一句“大話”，就把自己女兒捨出去了
，尤其是上文中的（6），呂公與老妻的爭執，還提到了一個細節：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史記·高祖本紀》）
這裡的“常欲”是經常想的意思；“奇”，則略同於“囤積居奇”的意思，也就是“抬高價”，具體的行為就是—“與貴人”、嫁給“貴人”；沛縣令對你友善禮遇，求親不許，怎麼會“妄許”，這兩個字很有意思，是浪費了？還是妄自、自作主張？從呂公後續對妻子的斥責來看，妻子對女兒的婚姻沒什麼發言權，應該是“白費了”的意思，
可見，呂家二老的“婚姻觀”還真是“買賣思維”。
更重要的是，在呂公眼裡，沛縣令沒什麼了不起，哪怕是求親不與，另嫁劉季，他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呂氏家族的勢力，完全不怕得罪一個“居住地”的秦朝縣令。
必須指出的是，史書所見的呂公，
有二子：呂澤、呂釋之；三女：長姁、娥姁（名雉，字娥姁）、嬃。
呂后既非長女，也非幼女，在家中地位高低無從得知，只看劉邦婚前婚後的經濟狀況，似乎並無太大的改善，《史記·高祖本紀》：
（婚前）：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婚後）：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
婚前是賒欠酒喝，婚後請假回家種地，呂后還要帶著惠帝、魯元公主倆孩子在田中鋤草，可見，劉邦也不再是“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甭管幫大忙、幫小忙，終究是要參與耕作的。
這種經濟狀態，與呂公受賀時的富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簡單計算一下：
呂公所收的“禮錢”，劉邦、蕭何等“諸吏”已經以 1000錢為界了
，以裡耶秦簡《遷陵吏志》中記錄的秦代遷陵縣縣吏編制來看，滿編的“諸官嗇夫”與“諸曹令史”“校長”加起來，有 43 人（共 44 人，不含劉邦本人），這就得是 43000 錢了
，依照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記錄的官方米價 30 錢 / 石來算，就是 1433石米，
相當於百廿石吏劉邦 12 年的吏祿。
呂公遷居沛縣的一次“重賀”，大約能得到 43000 錢，
《嶽麓書院藏秦簡（貳）》記錄的金錢比值為 576 枚銅錢 =1 兩黃金，也就是說，賀錢相當於約 74.65 兩黃金。
就此可見，呂家不但有勢，而且有錢，但是，
以秦漢之際，女子嫁妝歸本人支配的通例，劉邦一個百廿石吏，呂后竟然還要帶著倆孩子下田鋤草，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釋就是，呂家在嫁出女兒後，並沒有給予什麼財力支援。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史書裡有三個反例：
張耳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 遊，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 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陳）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平既取張氏 女，資用益饒，遊道日廣。（《漢書·張陳王周傳》）
張耳、陳餘、陳平都娶了富戶之女，都得到了妻族的資助，所以，能夠“資用益饒，遊道日廣”，而劉邦的早年經歷中，根本看不到類似的轉折
，這就說明，呂公雖然嫁女，卻根本沒將劉邦當作“主投資物件”。
其實只要拋掉先入為主的“劉主呂從”的成敗結果，從當時的狀況來看劉邦與呂后的婚姻，就可以理解
，劉邦這樣的“亭校長”，雖然有“大志”，有“材力”，但是畢竟沒有張耳這種層次的“賢名”，
某種程度上，連陳平都不如，要知道，陳平投奔魏王咎，授官就是“太僕”，跟隨項羽，入關即賜“卿爵”， “賢名”終究還是得靠“遊道”，靠“錢”。
呂公有二子，呂澤和呂釋之，完全沒有道理不為子孫謀， 而為女婿謀。
劉三解著《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更重要的是，呂公將次女嫁與劉邦，而非沛縣令所求之親，
實則是看中劉邦在沛的關係網能為其所用。尤其是劉邦作為本地豪傑的號召力，以為“亂起”之時的武力爪牙， 這是身為“流官”的縣令所無法比擬的。
況且，在硬實力上，屬於呂強劉弱，所以，以次女呂雉嫁 劉邦，實際上是將他納入呂家的勢力體系之中，讓他的“縣豪” 關係、“縣廷”關係，都能為呂氏所用，而非相反。
唯有重新思考劉邦在沛縣的一系列人際關係之後，我們才能得出真正正確的結論，無論劉邦透過前半生怎樣的努力，在 沛縣重新編織出了超越“原生家庭”的“庶子”地位的“新天地”，他的起步“地板”都是時刻約束著他在“治世”中奮鬥的 “天花板”。
呂公對他的“投資”或“青睞”，不可能完全超脫於家族根本利益的考量，甚至從結果來看，這場婚姻只能是一系列佈局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誰決定誰”的問題。
試問，以呂氏這樣一個連“現管”的縣令都不放在眼裡的豪強富戶，又為什麼要無保留地將身家性命託付給一個“好大言、少成事”的次女女婿呢？
所以，本質上，劉呂的聯姻，只是呂公一筆“微不足道”的“風投”，至少在劉邦、呂雉已經有一子、一女之後，呂家已經沒有“持續投資”，而劉邦本人的兄弟、家族，更是無所謂幫助。
故此，劉邦娶妻之後，編織了一個又一個“靈異”故事， 包括“君相貴不可言”“赤帝子斬白蛇”“天子云氣”等，
這與其說是劉邦刻意為之，莫若說是迫不得已之下與妻子合作，為“投資者”編造的“故事”，以吸引新的“投資者”加入，無論是“捐錢”，還是“捐命”。
當然，此前也有類似的“靈異故事”，見《漢書·高帝紀》：
（1）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2）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3）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漢書·高帝紀上》）
這三個故事中，（1）令人難以置信，“夢與神遇”只能是劉邦之母知道，“見與龍交”則只能是劉邦之父看到的，而“龍之子”如果在當時發生和流傳，只能是兩位當事人的傳播，對於這一沒有事實驗證的近似“家醜”，恐怕不存在傳播的動機。
不僅如此，這個故事與“古聖王降生”的模板很像，卻又與“太公”早年對劉邦的態度過於違和，實在讓人懷疑是得天下之後的偽造。
（2）雖然有可能存在，但是本身沒有特殊意義，無非是一個“咄咄怪事”，可以作為談資，而且劉邦也不可能給外人展示這個“神異”，也應是得天下後的傳播。
（3）由於有旁證，且有譭棄債券的後果，很有可能是真的，
而多賣酒，完全可能是類似於夏侯嬰這樣的“迷弟”在沛縣並不少，熱衷於聽劉邦講故事，才帶來了客流。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劉邦真正有“政治目的”的靈異故事，實際上都出現在“娶妻”之後。
當然，這些故事必須在一系列社會地位、關係的加持背景 下，才能有效傳播
，否則就像英布一樣，受刑黥面，說自己未來會當“王”，聽者只會笑他；“與人傭耕”的陳勝，說出“苟富貴，無相忘”的時候，更是不會有人相信；哪怕是帶劍的韓信， 在對漂母說日後自當厚報，漂母的反應也是大怒，自己豈是為了求報答才給他飯吃的？恐怕漂母也認為韓信在“說大話”。
不過，劉邦不一樣，見《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
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也就是說，沛縣父老在蕭曹等文吏“自愛”的背景下，以“奇聞逸事”的理由，加上“占卜最吉”的加持，勸進劉邦，這個化學反應才算真正發生。至於是否在“計劃內”，恐怕連劉邦本人都不知道。
那麼，呂公有可能預見到嗎？ 當然不可能。
劉三解著《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這次婚姻，劉邦真正的收穫並不是呂氏家族的臂助，而是呂雉這位女中豪傑、“賢內助”。在沒有宗族支援的背景下，呂雉的輔佐，是他開啟野心之門的有力臂助，
但開門的鑰匙，其實早早被他攥在手中，那就是—知識。
劉邦距離戰國時代頂級的“學問家”，遠比其他人近得多。
《漢書·楚元王傳》記載：
（劉邦）即帝位，（劉）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
劉邦稱帝后，楚元王劉交仍與盧綰一起“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也就是劉邦最親近的個人參謀和傳聲筒。
劉交的重要角色恰恰說明，漢高祖並非厭棄“儒學”，而是另有緣由。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 漢王喜。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a
這兩段話都能看出來劉邦對於“繁文縟節”的厭惡，所以，憎惡“儒服”，討厭“繁禮”，那麼，他這種討厭的來由是什麼呢？
恰恰是因為“知儒”，有一個“多材藝”的幼弟，而對“儒生”的眼界過高，又透過他秦吏的“實用主義”價值觀而有所取捨。
前者的情感類似於墨子的“非儒”，學儒之後看到了儒家要求的“厚葬”而叛出門牆，因為了解，所以厭棄。
至於說劉邦基於“秦吏”價值判斷而厭惡儒生，則完全可 以理解，一直到東漢這樣一個“儒化程度”遠遠高於戰國、秦、西漢的時代，仍然可見對儒生的“厭惡”，見《論衡·程材》：
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慄慄，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
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敕， 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 以職劣。
這兩段話比較有代表性，前者說的是“地方長吏”選用屬吏中的“文吏”與“儒生”之別，“文吏”能夠完成複雜的業務，能完成“長吏”交付的職責，所以，“長吏”尊重“文吏”的能力。而“儒生”則哆哆嗦嗦地不能承擔繁重的工作，在領導有困難的時候，無從效力。
“力無益於時”，自然就沒有官職升遷，而能力以公事、官司分高下，世俗自然高看文吏而鄙薄儒生。後一段話，則是說： 世間有耿介之節操，對“長吏”進行行為道德匡正的，往往是 儒生；而阿諛奉承，順意取容的，往往是文吏。
所以文吏勝在能辦事上，卻在“忠誠”大節上有虧；而儒生的節操優異，卻在奉公稱職上差得多。
注意，《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也有類似“力無益於時”的話：
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太史公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為漢家儒宗。
總結一下上文，
就是倆字：沒用。
涉及當時的具體業務、職守，儒生百無一用，身為“秦吏”的劉邦當然深知這一點，
至於行為匡正，叔孫通、陸賈、劉敬、酈食其都有效驗，並未因為他們的儒者身份而受到排斥， 至於制禮作樂，也要等天下大定之後才有必要，這時候，任用、賞賜起來也絕不含糊：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 諸生。
道理，劉邦不是不懂，只是沒到用得著的時候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