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唐正鵬
當然，歷史上也有為“西南夷”尤其是“盤瓠”之族的邊地少數民族秉筆直言，辨明真偽是非者。
其一，南宋文學家羅泌則認為：“盤瓠”是“人”不是“狗”。羅氏在其《盤瓠辨》一文中是這樣說的：“《伯益經》雲：‘卞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虨、犬子、豹奴、虎豚雲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謂南蠻。則知其說原衍於此，殆以白犬為尨（注：尨，多毛之狗也）爾。至郭璞、張華、幹寶、範蔚宗、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文雖短，然考據嚴實，情合理通，更道出了後世附會衍化的出處和原委。明代文人侯加地、陳士元均贊同羅氏觀點，陳氏在其《江漢叢談》中說：“盤瓠，人名，非犬名。”
其二，清代學者劉紹濂歷數“盤瓠”之說純屬臆斷編造，荒誕不經。劉氏在其《後漢書南蠻傳辨》文中說：“南彝之稱，雜見經史。《書》雲三苗，《詩》雲蠻荊，《史記》《前漢書》雲夜郎，皆南夷種類也，即《南夷傳》之星宿海也。初無所謂盤瓠其說者。自東漢末應劭撰《風俗通》，雜採詭俚之語，標為‘盤瓠’之稱，自矜博洽，而不知其無識不典實甚也。然劭非有柱下紀載之系，恣其醜記，著為創聞，不過博文人談鋒一快耳。夫何宋範蔚宗（注：範蔚宗，范曄也）者，著《後漢書》，冀光石渠，上嗣馬、班，率臆拉引，漫無別擇。乃翻遷、固之局，於《西南夷傳》上加入‘南蠻’二字，而援應氏詭俚之語冠於其首。無識者流，增衍為說，益以滋蔓，勢不能家置一喙，則亦不可不著論以破之也。”接著，他在文中提出了八條駁斥范曄《西南夷傳》虛妄之實的證據，現擇其中四條以資說明：“犬戎者，山戎、獯鬻、獫狁之總號也，南夷從無此稱。今雲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云云，則是猥以加之武陵蠻，殊駭聽睹。”此其一；“吳之姓以泰伯，將軍之官自戰國，高辛氏之代安得有將軍之稱者乎？”此其二；“高辛氏列稱五帝，其少女則堯與稷契之妹也，以配畜，雖至愚不為，而謂聖如高辛氏為之耶？”此其三；“武山石室，傳在盧溪，非有甚阻絕也。況犬可以往，豈人不可以至，乃雲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若迥非人境者。”此其四。由此四條，足以證明範曄“盤瓠”之說實屬臆斷雜採之不假。難怪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這樣評價范曄 ：“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沾，惜哉！無是可也。”劉氏此語既有對范曄才華的讚賞與褒揚，也有對其怪異史筆的懷疑與錯誤史觀的否定，可謂一語中的。
更有古今學者從古典文獻的語言、語境角度辨析應劭《風俗通義》、范曄《後漢書·南蠻西蠻夷列傳》中用語，證明“盤瓠”之說純屬應劭捏造、范曄沿襲：一為黃金古代以“斤”計算，到了秦代才出現“鎰”這個量詞；二為“三代”（夏、商、周為“三代”）開始分土，漢代才開始分人，古代那來萬家之封？三為“吳”之姓始於周代，遠古之時何來“吳將軍”？四為“將軍”之軍職，到了周代才有，高辛帝之時是沒有的事兒。細思此言，理據皆足，不失為一力證。
此外，古代中國一直以來就有“華夷五方”之說，即中土華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對應“四方夷狄”的代表人物為鯀（東夷）、歡兜（南蠻）、三苗（西戎）、共工（北狄），且附會成“檮杌”（檮杌，古代傳說中稱霸於偏遠西方之怪物，如虎大而類犬，毛長，人臉，其嘴長有似野豬般獠牙，尾長丈八尺，能鬥不退，兇狠無比）、“渾沌”（渾沌，據《神異經·西荒經》載，其貌似犬，四足如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走不便，有翅，欺負善良，喜歡殘暴之人）、“饕餮”（饕餮，據《神異經·西南荒經》：“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狠惡，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與“窮奇”（窮奇，據《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載，其貌似虎，體大如牛，長雙翅，喜食人，為兇惡之異獸）等“四凶”。此說源出於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第一》：“歡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闢。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至於鯀、歡兜、三苗和共工何以被流放，乃至被列為“四凶”之原因，司馬遷也說得清清楚楚：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歡兜“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三苗“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共工“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在談到“四方夷狄”的“出身”時，司馬遷認為：鯀、歡兜、三苗、共工分別出自顓頊氏、帝鴻氏、縉雲氏和少皞氏。
據相關史料記載，顓頊氏即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鯀為其後裔，鯀亦為大禹之父；帝鴻即黃帝，歡兜為帝鴻氏苗裔；縉雲氏最早見於《左傳》文公十八年，為炎帝之後，三苗（三苗，姜姓，早期為部落首領，後世代指苗民）為其苗裔；少皞氏，黃帝之長子，是為青陽，母為嫘祖，共工是其苗裔。如此看來，號稱“四方夷狄”的“夷”“蠻”“戎”“狄”與中土“華夏”在種族上是有親緣性的。正因為遠古時代同出一源，故而“華夷五方”這個概念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所處地域與方位的區分，並不具備真正種族上的意義。這一點也得到了當代著名史學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童書業的贊同。童書業在其著作《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第108頁）中論及中國種族與疆域和夏、商、週三代形成時說：“中國民族是一種複合體。其中最主要的體幹當然是所謂的‘華夏’族。但這‘華夏’族，也並不是一種單純的種族，他也是一個複合體。原來古代所謂‘中國人’其實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代表是殷、商，西支代表是夏、周。夏、商、週三代原是三個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東方，血統與東方夷族很是接近，從種種方面看來，或竟與淮夷為一族。夏人起自西北，其種族來源不可確知，但與周人的關係必很密切。周人起自西方，血統與西方戎族很是接近，從種種方面看來，或竟與氐、羌為一族。至於姜姓各國，更是西羌的近支，近人已論定了。春秋時時人所謂‘華夏’，實是文明偉大的意思；所謂‘中國’，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義只是文化的與地域的，種族的意義很少。如果講起種族來，則當時所謂‘夷蠻戎狄’不是‘諸夏’的血族，也都是他們的近親。”童氏在為春秋史作結時，道出了“華夏”與“四方夷狄”對立的原因與時期：“周人起於陝西，那地方大約本是夏族的根據地，他們又或者與夏族有些淵源，所以他們自稱‘夏’。因周人勢力的擴張，‘夏’的一個名詞就漸漸成為中原民族的通稱。春秋時中原人常常自稱‘諸夏’，而稱他們異類的人民為‘蠻、夷、戎、狄’。——於是‘夷’‘夏’對立的觀念才確立了。”
如此看來，無論古代史官還是士族文人，實在沒有必要無端排斥同出一源的所謂“四方夷狄”，乃至千方百計地臆斷捏造荒誕不經的故事充當可據之“史料”，極盡貶損和侮辱之詞。殊不知“辱人猶辱己”也！今之學者亦不可在這些問題上斷章取義、妄加揣度，指鹿為馬、以訛傳訛，甚至恣意發揮古人原本就十分荒誕的傳說和“記載”，誤導後世子孫，以至自取其辱。
最後，再來談談如何對待神話傳說與民族歷史的問題。所謂神話，不僅僅是古人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更是人們對神秘的自然力量和英雄人物的敬畏和崇拜，往往以“故事”和“傳說”的形式出現，感性成分居多，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神話在於宣洩人的情感，或表達某種意志，故而神話受所形成的時代嚴格侷限和制約，主觀而不真實，乃至於荒誕詭譎，這就是神話傳說的特點。歷史是對人類文化的傳承、積累和擴充套件，展現人類社會文明的軌跡，解釋人類社會發展的特點與規律。以記錄、研究和詮釋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活動為要務，相對神話而言歷史具有客觀真實性。同時，因為歷史是一個連綿不絕、永續不斷的過程，故而還具有延伸性的特點。
“盤瓠”之事實屬神話傳說，即便載入“正史”《後漢書》中的《南蠻西蠻夷列傳》的“盤瓠”之說亦不是“史料”。神話傳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至多可以佐證某個歷史階段的主流“情感”或“意志”，如把神話傳說完全作為某個民族或族群的“史料”對待，那就很有可能使一個民族的歷史面目全非，喪失本真。故此，我們在研究發掘“盤瓠”文化過程中應該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要“正”。所謂“正”即歷史觀正確。所有民族或族群從遠古迄於今世，都有其發展歷程，雖各有特點特色，但作為一種並行於時空裡的客觀存在，都是平等的，不應有優劣、好壞、醜惡之分。所以，在研究與“盤瓠”相關的民族歷史過程中，必須以堅持客觀、理性、公正、公平的史觀為前提，科學合理地區處歷史上所遺存的文獻和相關資料，辨虛假而識真章，去誕妄而求真實，還歷史之本真。二要“清”。所謂“清”即學術理路清晰。“神話”圍繞情感與意志而說話宣情，“歷史”依據客觀存在而記事說理，雖有一定的聯絡，但二者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不可把“神話”當作“歷史”看待，猶不可把“神話”作為歷史事實的佐證資料，影響歷史的真實性和可靠度。三要“闊”。所謂“闊”即文化視野廣闊。在我看來，一個民族的歷史連同其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延續不斷、變動不居的過程，絕對不是孤立獨行的，也不可能單獨存在於某一時空之中，總是在延續的時間與變動的空間裡，與周遭的一切恆常聯絡且互相作用著而共同演進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就是在幾千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過融合與發展、傳承與弘揚而形成的。因此，我們研究“盤瓠”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史，不可宥拘於一時一事一物，或一地一人一族，隨意地、生硬地將某一文化附會於某個民族或族群，人為地斬斷與周遭的聯絡，從而喪失研究和發掘的價值。應該把這種文化與歷史置於中華文明的大視野中去考察，豐富中華文明的內涵與外延，最佳化中華文化的資源，提升中華文化的檔次與水平，以求增強中華文化的民族凝聚力與向心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