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變化太大，時間也過得太快，30年前的朝天門，不是這樣的”。
53歲的鄧禮俊站在朝東路，一條位於重慶朝天門碼頭貨運往來最繁忙的路上，抬頭看著四周高聳的摩天大樓。他的身後，是朝天門的新地標來福士商場。
他輕輕哼起了初到重慶時學會的那幾句號子，“一根棒棒，上山下鄉，兩根索索捆不落，颳風下雨，都要雄起……”
1990年，22歲的鄧禮俊和妻子從老家重慶忠縣，來到朝天門碼頭，做起了棒棒。
城裡的生活，並沒有比貧困的老家輕鬆：沒有錢，連挑貨的竹竿都是自己砍的；沒有住處，每天睡在給棒棒專設的大通鋪裡；吃的是路邊一塊多錢一頓的“棒棒飯”；穿的是幾毛錢一雙的草鞋，揹著貨一天就穿爛了，幹了好幾年，才捨得買一雙解放鞋……
鄧禮俊不願再回憶年輕時的生活，他用兩個字概括，一是“苦”，二是“熬”。
故地重遊，鄧禮俊百感交集：他面前這條街，曾是棒棒兄弟們的聚集地，大家一起扛貨，一起擺龍門陣（聊天）。
現在，他的朋友們都不見了，就像他一去不返的年輕時光。
重慶自古航運發達，滿載貨物的船隻，在長江與嘉陵江的交匯處——朝天門碼頭聚集。碼頭在低處，城市在高處，過去幾十年裡，棒棒就是連線碼頭和城市的毛細血管。
包括鄧禮俊在內，無數缺少專門技能、唯有一身力氣的農村青年，進入城市後，棒棒成為了他們首選的職業。
棒棒隨身攜帶的竹竿，是他們的勞動工具，也是進入大城市的撬棍。
棒棒們助推了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高速發展，也註定了這個職業沒落——再沒有不通公路的地方，貨車成了運輸的主力，鐵路、航空、公路運輸替代水運……都在不斷壓縮棒棒的生存空間。
2021年，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幾位學生，做了一次重慶棒棒生存現狀調查，他們估算，重慶的“棒棒”數量已不到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轉行，成了棒棒們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
鄧禮俊的同行裡，有的搞廢物回收，有的擺起了夜宵攤，有的做了外賣騎手，而鄧禮俊則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和他有一樣選擇的棒棒，並不在少數。
夏天的重慶，燥熱難當，鄧禮俊的駕駛室裡，兩臺小風扇呼呼地吹著熱風。他剛從南坪接上一單貨，往朝天門大正商場的方向行駛。
離開棒棒行業之後，改行貨運司機之前，鄧禮俊曾有一段短暫的“退休”時光。和很多重慶人一樣，他迷上了打麻將，“後來老婆不讓我打麻將了，那我總得乾點啥吧？”鄧禮俊說，肯定不能繼續當棒棒了，一是身體吃不消，二是沒生意。
“一開始開貨車，是老婆逼的，但開了幾天，我感覺年輕時那股勁又回來了”，那股勁，就是靠自己勞力吃飯的底氣。
鄧禮俊覺得，自己還是一個棒棒，雖然生產工具變了，但乾的還是同一樣事。
鄧禮俊回到了朝天門的大正商場，一座以服裝批發為主的市場，他的主要拉貨地之一。這座商場建於1997年，年輕時的鄧禮俊，在這裡沒少流過汗。
鄧禮俊認為，“開貨車比當棒棒輕鬆，以前扛100多斤的貨，走幾百米腳就打閃，現在就是一腳油門的事”。
但貨車也有不如棒棒的地方，自從朝天門成為景區後，他不太願意來這裡了，遊客太多，經常找不到停車的地方，“不像棒棒那麼自由”。
鄧禮俊明白，屬於棒棒年代已經過去。但在骨子裡，他仍然扔不掉棒棒的身份標籤，走到路上，遇到正在幹活、等客的棒棒，他會上去聊幾句，老哥哪裡人，年紀多大，最近生意咋樣？
他很敬佩這些年紀比他還大的棒棒，也為他們心疼，“時代變了，這可能是最後一代棒棒了”。
吳鴻斌，是棒棒裡少有的年輕人。2018年，18歲的他高中畢業，隨家裡當了二十多年棒棒的叔叔入了行。
新棒棒入行需要拜碼頭、找市場。吳鴻斌很懂事，和比他大二三十歲的老棒棒們混在一起，分煙買水，很快搞好了關係。
行業裡好久沒來新人了，老人們對他很照顧，有活了就找他一起。吳鴻斌扛不動貨，老人們也會施以援手。
吳鴻斌的偶像，是曾被多家媒體報道過的重慶棒棒冉光輝，《重慶棒棒，十年買了一套房》故事的主角。吳鴻斌曾希望像他一樣，憑自己的身體和能力，在重慶買房安家。
但吳鴻斌很快就發現，這一行的苦，遠超他的想象，“扛貨需要技巧，我瘦，身高1米75，體重才100斤出頭一點，身上貨物一壓，就吃不消了”。
幾番波折後，他離開這個沒落的行業，和鄧禮俊一樣，成了一名貨運司機。也正是這個原因，他結識了偶像冉光輝。
“走紅”後的冉光輝，拒絕了網紅公司的邀約，依然在當棒棒。
冉光輝認為，同城貨車運輸的便利，改變了現有的生態，但仍為棒棒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一些貨物仍需棒棒轉運，比如從山上的市場，把貨物運到江邊的中轉站”。
有時，冉光輝會約幾位棒棒一起，把貨拉到一處，再網約一輛貨車一起裝好，拉到中轉倉儲。貨運費幾位棒棒平攤，花不了幾塊錢，還節約了時間成本與體力。
就是在叫車的過程中，新老兩代棒棒，吳鴻斌和冉光輝相遇了。
初次合作，吳鴻斌給冉光輝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吳鴻斌做棒棒時，學會了給貨物打包、搬運的技巧，幹活麻利、不拖泥帶水。當貨運司機後，這項技能幫了他大忙，贏得了許多回頭客。
“連冉師傅都對我的手藝讚不絕口”，能得到偶像的認可，吳鴻斌很得意。
和冉光輝告別後，吳鴻斌有些感傷，“看到冉叔，想起了我以前的棒棒老師，他們可能沒有什麼大本事，但堅持靠自己的身體賺錢，樂觀開朗，這些年很多人說棒棒會消失，我覺得不會，即使消失了，它也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重慶沙坪壩，著名景點渣滓洞、白公館位於歌樂山腳，歌樂山的另一邊，分散著大大小小規模不等的批發市場。37歲的重慶人周先富，兩年前就在這片區域當棒棒。
“那時我們還有很多同行，現在很難再見到了”，他說。
周先富的人生軌跡，和大多數棒棒不太一樣。年輕時，他在全國各地打工，河南、江蘇、廣東、浙江，哪裡有活他就去哪裡。
隨著結婚生子，孩子也一天天長大、唸書，他決定結束漂泊的人生，回到重慶，承擔起父親、丈夫的角色。
周先富一家租住的廉租房就在沙坪壩，離這幾個專業批發市場不遠，30多歲回重慶的周先富，找工作四處碰壁，他就去市場幫別人搬貨，成為了一名棒棒。
問題很快就來了，一邊是活越來越少，一邊是孩子馬上要讀初中，開銷更大，做棒棒的收入，遠不能支撐家庭的開銷。
“那會兒，我的心理壓力很大。揹著上一個商家的貨，就在想著下一個活在哪裡，全憑運氣。運氣好的話，一天能賺個兩三百，運氣不好就只能白等”，周先富看著身邊的棒棒一個個轉行，他心裡越來越慌。
跟著朋友一起，他轉行當了貨運司機。
“我挺滿意現在的狀態的”，周先富說，有做棒棒的經驗，轉行當貨運司機也算駕輕就熟。“以前做棒棒總覺得低人一等，現在有個車，拉貨送貨，感覺人也自信了”。
他的收入也有了大的提升，“平均一個月能掙一萬塊錢，有系統派單，你也可以搶單”，不像以前，吃了上頓沒下頓。他認為，這是網際網路發展給自己帶來的好處。
周先富的工作範圍，依然是他當棒棒時常去的幾個市場，老同行們正一個接一個消失，但他的車裡仍舊留有一根竹竿，這根竹竿像一個圖騰，他不知道何時再會用到它，但他總覺得會用到它。
鄧禮俊見過棒棒最鼎盛的時代，也經歷過最凋敝的年代。如今的他特別愛乾淨，穿衣打扮都是乾乾淨淨，清清爽爽。自己的貨車也是每天清洗擦拭，他說這是做“棒棒”給他留下的後遺症，他見不得髒。
現在的朝天門日新月異，可只要有貨拉，這裡還是他的朝天門。
周先富說，自己這個年紀，沒有太多的情懷與理想，生活的壓力如影隨形，他做“棒棒”腳踏實地，做貨運司機也腳踏實地，把每天的工作做好，多賺點錢，讓孩子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就是他現在唯一想的事情。
年輕的吳鴻斌，蝸居在觀音橋一處十幾平的房子裡，他的目標，是在30歲前，可以在重慶買套房，就像他的前輩冉光輝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