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底特律，汽車行業蓬勃發展，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崛起為全球三大汽車巨頭，美國市場被它們壟斷，三巨頭佔據了美國汽車行業的所有市場份額。那是每個美國人的榮耀時刻，底特律是這一切的中心。生意興隆，人人過著幸福的生活，人人有車，無人失業。
其中福特在1913年建立的第一條生產流水線，使得時間成本及人力資源成本大幅下降，到1920年代，一臺T型車的售價僅為300美金，比它面世時的價格降低了近三分之一。福特還在一年後率先宣佈公司為八小時工作制，最低日工資為5美元，這一標準比當時行業的平均日薪高出兩倍，工人們的工作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甚至也都擁有了自己的第一臺福特汽車。在T型車取得巨大成功後福特成為北美最大的汽車公司。後來T型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陳舊和過時，銷量也因此放緩，亨利·福特的兒子埃德塞爾·福特設計了A型車來接班，不過效果不太理想，T型車的神話無人能打破，但這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真正的危機來自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股市爆發式崩盤，大蕭條開始了。美國的汽車產量直線下降， 1930年下降到3，363，000輛，一年後，產量下降到1，332，000輛，僅為1929年產量的25%。由於汽油價格飛漲，沒有人想買車，導致底特律的失業率飆升，仍在工作的人的工資被削減。1929年，汽車工人的平均年薪為1639美元。到1931年，這個平均薪資已經下跌54%至757美元。那一年，福利津貼是每人每天15美分。底特律的繁榮景象在工人們眼前飄走了，許多人都感到絕望。
到1932年，情況並沒有好轉，危機加深了。一項統計資料顯示，那時每天有四名底特律人死於飢餓。而伴隨著三分之二員工被解僱，富豪亨利·福特卻說，這些人之所以失業正是因為他們工作的不夠努力。當時，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都沒有提供失業保險或社會保障，每個人都在為了生活而掙扎，他們努力工作以養家餬口，卻被老闆說“不夠努力”。工人們決定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
因此，底特律失業委員會和美國汽車、飛機和車輛工人決定於1932年3月7日星期一組織一場從底特律到迪爾伯恩的遊行。儘管遊行並沒有獲得批准，但底特律時任市長弗蘭克·墨菲（後來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決定讓遊行繼續下去。
3月6日，工會團結聯盟書記、美共領導人威廉·Z·福斯特在底特律發表講話，為遊行做準備。遊行者打算向福特汽車公司的負責人亨利·福特提出 14 項要求，其中包括重新僱用失業者、為醫療保健提供資金、結束招聘和晉升中的種族歧視、為失業者提供冬季燃料、取消對工人使用公司間諜和私人警察並賦予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等。
遊行當天非常寒冷，《底特律時報》稱其為“冬天最冷的日子之一，寒冷的大風從西北部呼嘯而過”。約3，000至5，000人舉著標語，上面寫著“給我們工作”、“我們想要麵包而不是麵包屑”和“向富人徵稅，養活窮人”，他們被要求和平遊行避免暴力。然而，在迪爾伯恩的福特工廠前，衝突發生了。
迪爾伯恩警方試圖透過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來阻止遊行，並開始用棍棒擊打遊行者。一名警官向遊行者開槍。手無寸鐵的人群分散到鋪滿石塊的田野，撿起石塊扔向警方。憤怒的遊行者重新集結並向工廠前進了近一英里。在那裡，兩輛消防車開始從天橋上向遊行者噴射冷水。警察與工廠聯合向人群開槍。遊行者喬·約克、科爾曼·萊尼和喬·德布拉西奧被殺，至少22人受傷。
組織者決定取消遊行，工人們開始有秩序地撤退。但是福特安全部門負責人哈里·貝內特卻開著車到現場，並開啟窗戶，向手無寸鐵的人群射擊，他的汽車隨後被工人們用石塊砸中，貝內特也因此受傷，於是他下車繼續向撤退中的人群開槍。警察和福特的保安人員也用機關槍向工人們開火以掩護貝內特，還射死了一名16歲的少年喬·巴塞爾，造成數十人受傷。有48名工人被捕，其中一些甚至是在醫院的病床上被警察用鐵鏈鎖住的。
在葬禮上，喬·巴塞爾的弟弟本·巴塞爾大聲說道：“以我被謀殺的兄弟的名義，我號召你們組織起來戰鬥。全世界的工人萬歲！”隨後樂隊開始演奏《國際歌》。約有80，000人參加了前往墓地的遊行。6月，非裔美國工人柯蒂斯·威廉姆斯因在遊行中受傷，不治身亡。種族隔離政策使他無法與工友們一起被埋葬；葬禮委員會僱了一架飛機，把他的骨灰撒在墓地上。
市長墨菲後來對3月7日的流血事件發出批評，他譴責哈里·貝內特是“不人道的野蠻人”，稱亨利·福特為“可怕的人”，並說：“將病人囚犯鎖在床上是一種野蠻的做法，不應該出現在文明社會”。檢察官哈里·S·託伊召集了一個大陪審團來調查暴力事件。6月底，他們完成了調查併發布了報告：“在聽取了雙方許多證人的證詞後，大陪審團認為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起訴。示威者的行為完全無視既定的權威，是考慮不周和不合法的……警察履行了他們自認為他們作為執法人員所宣誓的職責，比如在城市邊界攔截暴徒，使用催淚瓦斯，在危急和暴力的情況下，使用槍聲保護生命和財產。”
九年後的1941年4月11日，在40，000名福特工人進行為期十天的靜坐罷工後，亨利·福特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簽署了集體談判協議。1992年，工會的退休人員購買了五塊墓碑——其中一塊是威廉姆斯的——並將它們放在四個墳墓旁，每一塊上都刻有“他為工會獻出生命”的字樣。
他的母親坐在他的屍體旁邊。“他是一個工人的兒子，”她簡單地說，“假若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感到很光榮，因為他是為工人階級鬥爭時候倒下去的。”
——《比爾·麥凱大哥》，菲利普·波諾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