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沈醉出任雲南站站長時，曾到南京靈谷寺戴笠的墓前告別。告別之後正要離開之際，姜毅英來到此處為他送行。沈醉原文寫的很好，值得原文引用：“當我正要上車離去之際，突然見一輛美國道奇牌小車飛駛而來。車剛停穩，就見一個身著將軍服的女人從車上跳下來。定睛一看，原來是軍統局唯一的女少將姜毅英。（此時已是保密局時期了）她下了車，就先向戴笠墳行了個禮。隨即轉過身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並用力地摔了一下。她頭偏向一邊，並不看我，但我感覺到她有滿腔的氣憤和同情，故欲言又止。這次我被毛人鳳擠走，她是非常清楚的，她為我深感不平。她沒有和大家一起去我家送行（沈在來戴笠墓之前剛在家中接受了朋友們的送行），是料定我一定會到戴笠墳前來，所以特意趕來了。她和我握完手之後，什麼也沒說，就抱著兩個孩子親了親，然後囑咐三個隨從好好照顧我和孩子。我們彼此心裡都有數，反而不願說什麼，臨上車時，她才握著我的手說了兩句話：“心放寬些，路上保重！”我很感激她的友情，無言的緊握了一下她的手，重重的點了點頭，就開著車，頭也不回地走了。汽車在京杭公路上疾馳著，不知過了多久，坐在車後座上的司機忽然對我說：“姜組長的車跟在後面。”我立即停下來，她的車也駛到我的跟前停下。我走過去，讓她不要下車說：“回去吧！”她點點頭，我又上了車。走了半小時，司機說：“姜組長的車還跟在後面。”我只好又停下，走過去說：“送君千里，終有一別。請回吧！”她一句話不說，只叫司機掉過車，向南京方向駛去。望著那遠去的汽車，我的心情稍稍寬慰了一些。雖然身處這個無情無義、只謀個人升官發財的環境裡，畢竟還遇上了姜毅英這樣人情味十足的人。我們雖然相處多年，並無深交，但在我失勢之時，竟能如此，實為難得。”
對於姜毅英，沈醉一開始很瞧不起她。認為她是靠著與戴笠、毛人鳳是親戚、同鄉的關係才爬上來的。姜負責軍統局的機要工作，幾個處長、主任在一起活動時，只要見她一過來，就會不約而同的改了話題。怕姜在他們中間找材料、打小報告。後來發現姜並不是一個長舌婦，人很能幹，對工作也很負責，才漸漸地對她有了好感。等到戴笠飛機失事，下落不明時，她說的一番話更改變了過去對她的看法。
此刻沈醉離開南京遠去雲南之際，姜毅英來為他送行。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一切盡在不言中了。讓人感動的事，姜毅英的車跟在沈醉的車後面，默默為他送行，經沈醉兩次勸阻才離開，更可看出姜的為人了。一個人有這樣的同事也就很不錯了。其實看遍沈醉寫過的所有文章，對軍統的人幾乎罵了個遍，唯獨對姜卻寫的很感人。
1949年姜毅英經上海去臺灣。撤退到臺灣之後，姜毅英成立「匪情研究室」，專門從事對中共政軍情勢的研究。在冷戰時代，外界想了解中國內部狀況，臺灣幾乎是唯一的情資來源。倪雅倫回憶說，「她就是把抓到的匪諜，希望留下他們的性命，把他們轉借為匪情研究室的一員，一起再研究情報，因為要穩住他們的心情，讓他們向心力更夠，還把他們在大陸的家眷，想辦法、很困難地讓他們撤退來臺灣。」由於姜毅英的所作所為，間接保護了很多被捕中共潛伏人員的性命。例如曾經擔任中共西安地下黨情報組織的負責人趙耀斌（寫著有《十年恩澤憑忠膽》），當年中共在臺灣最大的臺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中共幹部洪幼樵、許敏蘭等人，都曾親筆寫卡片向姜毅英表達說不出的感激之情。
喬家才在臺灣桃園看守所坐牢期間，姜毅英曾專程看望並送上一筆錢，也算有情有義，不枉同事一場了。
毛人鳳去世之後，姜毅英從保密局退役。退役後曾任臺北雨農小學校長，這所學校是為紀念戴笠而成立的。學校的很多學生是情報局同仁的子女，由姜毅英來當校長於公於私都再合適不過了。姜任校長期間，建樹頗多，許多老一輩情報界人士，至今仍對「姜校長」津津樂道。
姜毅英曾留下手寫的自傳，也許以後可以透過她的手稿讓世人更加了解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