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個充滿浪漫和傳奇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偉大在於雖過千年，至今仍影響著中國人的方方面面。先秦時代的思想塑造了中國人深入骨髓血液的性格。就如很多家庭都會給孩子讀的“成語故事”，大多都出自這個時期。
“先秦時期”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百家興起，諸子云集’，各個學派為治國安邦、富國強兵、平定亂世出謀劃策，勾畫出了那個時代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雖諸子學派中大多數在後世因為種種原因衰落，但諸子學派創造的思想卻一直流傳至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發展。
之所以“先秦時期”的文化思想異常活躍，既有時代的大因素，也有英雄人物的不懈追求。
當時的整個社會階級差異明顯，主要是貴族、民眾和奴隸。這一時期，作為各國直接統治者的諸侯王，其實並沒有那麼“專權”。
各國的統治形式更多的是一種“共議”的模式，君主並未有十分穩固的權利。這段時期，各種貴族推翻國君的記錄舉不勝數。
春秋初期的鄭國‘繻葛拒周，箭射天子’；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晉’；戰國時期的‘田氏代齊’；戰國後期的楚國“三族並立”。這些事件，在暴露出統治階層內部爭鬥的同時，也表明當時的統治階層的衰落。
當時的各個統治者們，不得不‘開眼看世界’，尋求新的治國御民理論。政治上的迫切需求，為“諸子學說”蓬勃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在當時，民眾被劃分為“國人”與“野人”。在政治上，“國人”與“野人”是有本質不同的。
整個社會中“國人”是居住在城郭之內的民眾，與貴族還儲存著某種血關係，也可以看做是最底階層的貴族。所以，雖也受剝削和壓迫，但當時國人有參與議論國事的權利，甚至對國君廢立、貴族爭端仲裁等有相當的權利，同時有服役和納軍賦的義務。
“野人”居郊外野、鄙之中，是原被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雖也像“國人”一樣以種田為生，但地位低下，是可以隨著土地賞易給貴族，不會被任意殺戮。
雖然“國人”與“野人”都是勞動者，但在基本權利是存在本質區別的。這點就和羅馬帝國早期的“公民權”有幾分相似。“國人”與“野人”之間的隔閡，最極端表現是不得進行通婚。如果“國人”和“野人”通婚了，就要受到排擠，甚至懲罰。當時，整個社會認為這是自降身份，丟“國人”臉的不恥行為。是不是有種熟悉的味道飄過？濃濃的咖哩味。
激烈的社會矛盾，迫使原有的統治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人”與“野人”之間的隔閡，在春秋戰國時代，被慢慢破除。
西漢劉向的《說苑》卷六《復恩》中一篇“秦穆公亡馬”便是有力佐證。從原文細節發現，秦穆公時期，原有統治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野人已經實質上獲得了‘參軍權’，這點是“國人”與“野人”在政治權利上最大的不同；另一方面，野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最高統治階層的認可，這為之後各國開展的‘變法革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也直接將“諸子百家”推向前臺。
“羊皮換相”的典故，講的是羊皮換相是秦穆公用五張黑公羊皮換回一代名相百里奚的歷史傳奇故事。
當時因為‘列國征伐’，百里奚成為了奴隸。在楚國宛邑，秦穆公慧眼識才，用五張黑羊皮將百里奚從市井之中換回後。百里奚登上秦國朝堂成為大夫，人稱“五羖大夫”。主持秦國國政期間，百里奚“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輔佐秦穆公倡導文明教化，實行“重施於民”的政策，內修國政，外圖霸業，開地千里，稱霸西戎，統一西北地區，促進了秦國的崛起。
“羊皮換相”不僅僅是百里奚一個人勝利，而是一個時代的勝利，為後世“唯才是舉”樹立了典範。
《漢書藝文志》記載，先秦時期有名的共有189家，留下著作4324篇；後來約有10家發展成了學派。諸子百家是後世對先秦學術思想人物和派別的總稱。
周王室東遷以後，學術重心由王官逐漸移向民間，自老子、墨子以後，一時大思想家輩出，如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皆能著書立說，而成一家之言，後世因稱這些思想家為“先秦諸子”。
在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許行、陳相、蘇秦、張儀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至於一般的出謀劃策、談天雕龍之流，以及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更是人數眾多。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各學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則是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論語》、《孟子》、《老子》（《道德經》）和《莊子》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先秦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相攻、戰爭頻仍，這一切動亂的背後，孕育著是那個時代的‘百年鉅變’。這個大變局百年未有，這個鉅變的根源是奴隸制的徹底土崩瓦解，而表現就是從‘人’開始的。數千年前的‘大變局’，發端於“人”。原有的‘約定俗成’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被拋棄，新的治理模式還未成型。新舊交替之間，孕育出無限的可能。
春秋戰國時代，“國人”與“野人”、奴隸等被統治階層逐漸融合為一體，形成了龐大的貧民基層，也為法家的興盛打下了堅固的‘群眾基礎’。
戰國時期，法家在提出“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政治主張。法家政治主張多為平民代言，從根本上動搖了血親統治的根基。
經過戰國時期的大洗禮，法家思想一騎絕塵，法家出現慎到、韓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吳起、李悝、韓非等一大批時代鉅子，他們在法家“不泥古而拘今，唯變法以圖強”的大旗下推進著那個時代的大變革。
法家思想的高光時刻，便是秦國的一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