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賀斌
而災情的不斷疊加，災民的需求也發生著動態變化，郝南目前正在和幾個機構商量建立一個關於重建的資源對接平臺，“但現在的問題是，還剩多少錢，究竟有多少機構要做重建專案，我們都不知道。”
捐得快，花得也快
正因為大量捐贈在短期內迅速湧向鄭州，給人一種錯覺，河南捐贈已經飽和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應急階段的投入，這些錢只是杯水車薪，實際需求還有很多。”郝南說。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般災後重建階段所需資金是緊急救援階段的3倍，但由於捐贈人缺乏對災害捐贈的認識，尤其是公共輿論通常要求捐贈的錢快進快出，所以河南水災現在還沒徹底結束，錢基本都花得差不多了。”
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說。
這也是全世界災害響應與管理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災害生命週期包含減防災、備災、緊急救援和災後恢復4個階段。其中，緊急救援屬於響應性迴應，而減防災、備災、災後恢復屬於戰略性迴應。
基金會救災協調會、方德瑞信、資助者圓桌論壇在對國際災害領域經驗與教訓進行梳理時發現，資源大量集中在緊急響應階段，而備災、減災防災、災後恢復與重建階段的資源投入雖然更具成本效益，但難以獲得資源。
災害生命週期包含減防災、備災、緊急救援和災後恢復4個階段。
怎樣才是捐贈者的戰略性捐贈？在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看來，至少包括捐贈時對資金的時間配置、領域配置、目的定位等方面做出戰略預設。
“戰略性捐贈倡議”提出按照“緊急響應—災後恢復與重建—減防災與備災”規劃資金投入。對此，賈西津認為，將集中動員起的社會物資，更多向時間長軸的後端配置，使用到資金需求更大的災後重建乃至未來災害防範階段，就是對救災生命週期的匹配。
“我們其實是在做捐贈者市場培育，拉平資訊鴻溝，讓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一些常識性的瞭解。”葉盈向《中國慈善家》解釋，“否則在這個階段，大家都會要求執行機構趕緊把錢花掉，毫無戰略性規劃，做這個倡議也是為資金承接的主體機構減輕一些壓力。”
為何而捐？
更令郝南無法理解的是，當國家應急響應從Ⅲ級提升到Ⅱ級後，籌款策略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直到後來，他才發現，大家對於災難的認識，對於應急響應的認知並不清晰，“像這種和汶川地震一個量級的災害，而且受災面積這麼大，社會資源的籌款量應該至少在百億元以上規模，我們社會籌款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在郝南看來，此次河南水災，無論是從籌款的傳播，還是從花錢的戰略，沒有真正基於需求是最大的問題。
實際上，
社會資源流向嚴重不平衡的問題，在全世界災害響應與管理領域都普遍存在。由於災難發生的當下更容易引起捐贈人共情，災害捐贈往往更具即時性，社會資源大量集中在緊急響應階段。美國行業資料表明，災害慈善資金投入中80%是在災害發生的60天內籌得的。
但就災害響應與管理領域的資金使用總體情況而言，災後恢復與重建階段所需資源一般是緊急響應階段的3倍，而在減防災領域每投入1美元，就能夠在災害緊急響應階段少投入6～7美元。
2019年6月18日，四川省宜賓市長寧縣雙河中學操場上，孩童在救災帳篷外吃零食。
因此，此次戰略性捐贈的倡議主要面向捐贈端，幫助關心本次災害的企業、基金會、行業協會、社會團體與慈善家們提出戰略性捐贈參考建議。“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捐贈大額資金的機構和個人慈善家，能更理性地看待災害發生的各種因素，希望他們能更重視在減防災這種價效比投入更高的階段去做一些規劃，避免一些捐贈資源的浪費。”葉盈說。
“騰訊對於整個的災害有全盤的思考，而不是隻看到緊急救援階段下簡單的物資需求。”葉盈表示，對於企業而言，災難捐贈有利於樹立品牌形象，時機的選擇非常重要，可以在災害發生時的輿論視窗期宣佈捐贈數額和階段性的資金使用計劃，但並不意味著要在緊急救援階段就把錢全部花掉。
和國企、外企不同，民企的捐贈決策流程短，使用較為靈活，更能起到“補位”的作用。“我們希望能夠針對這些企業公益版塊的負責人和具體執行者做捐贈者培育，這樣，在災害發生時，他們能夠迅速提出更為理性的捐贈方案，供民企決策者參考。”葉盈說。
據劉選國介紹，目前中國紅基會正在開展課題研究，將構建中國的政、社、商合作，覆蓋從簡單救災到災後重建這樣一個完整體系的能力建設。“在沒有災難的時候，如何發動眾多的網民對減防災、備災專案產生捐贈的衝動，的確是需要探討的話題。”
“從個人的捐贈心理來看，當災害發生，在沒有受到過任何的輿論引導的情況下，第一直覺就是‘這是救命的錢，要用到受災的人身上’，而不會認為要用做災後重建，或者做減防災的教育。”葉盈希望，未來的網際網路籌款平臺不再要求以專案制的形式去做災害領域的籌款。因為在專案制中，籌款的邏輯和議題本身的邏輯是有衝突的，即使機構有意識做戰略性響應，也會面臨輿論風險和品牌風險。因此，很多機構只能將減防災包裝成一個專案去籌款，再把災後重建包裝成另一個專案籌款，但如此一來，災難議題就被完全割裂，呈現出碎片化的方式，大大影響籌款效果。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馳援河南救援隊”救助轉移受災群眾。
以需求為導向
戰略性不光體現在捐贈端，更體現在執行端，接受捐贈的社會組織、基金會如何把錢花到刀刃上，才真正實現了災難捐贈的效率。
對此，郝南表示，“戰略性捐贈，首先要有戰略性需求。”
目前，卓明已經統計了1300多個安置點和村組的需求資訊，每天幾百名線上志願者們都要給已經取得聯絡的村組和安置點打電話跟進需求資訊，但要真正瞭解災民的需求，光打電話還遠遠不夠，卓明又和一線團隊聯合，到受災現場去核實需求。
“決定將錢花在哪兒之前，要先做需求評估，這是個救災領域的常識。”郝南認為，
需求評估是基金會救災專案管理的首要內容，一些專業的基金會，不僅將需求評估寫入工作流程，還要求必須到現場核實需求。
在國際的災難捐贈中，有專門的資金配比用作需求評估，在執行費一欄專門列出。然而，國內重視需求評估的基金會並不多見，捐贈者也預設慈善捐贈不需要成本，管理費、執行費等一直備受爭議。
“管理費其實就是做現場需求評估、物流成本、專案管理、監測評估的費用，可當我們跟捐贈者提出有管理費時，往往被誤以為是提成，當然不願意。所以，對捐贈者做好解釋，加深他們的認知非常重要。”郝南說。
“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葉盈向《中國慈善家》進一步解釋說，無論中心化的救災形態，還是去中心化的救災形態，政府系統往往缺乏靈活性，很難對災害做出及時響應，此時民間力量就能發揮很大作用。如果慈善資金也大量進入到政府的資金盤子，由政府統一調撥，就失去了民間力量的靈活性。
在劉選國看來，從應急救援階段的指揮協調到災後重建的規劃和建設，政府都起到主要作用，但政府不是萬能的，“這時候，就需要民間組織當好配角，做好政府在災後重建的補充。透過去現場，發現政府可能還照顧不到的地方，或者說暫時沒有足夠的精力顧及的地方。”
“重建階段不光是重建被毀掉的家園，更要幫助災民建立起重新生活的基礎，這需要災民的積極參與。”郝南表示，所以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是能夠賦權，強調參與式的、賦能式的、支援式的，而不是贈與式的。
郝南比較推崇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以工代賑”模式，災民不僅能動手重建家園，還能獲得收入。據瞭解，中國扶貧基金會設計的“重振家園行動—災後以工代賑家園清理專案”，在河南災區落地620個專案村進行清淤工作，幫助鄉村儘快恢復家園。
在郝南看來，解決需求最好的辦法其實還是把錢花在災前，提高災害防禦能力方面，比如建設水利設施、監測預警機制等等，目前這些方面主要還是政府的工作。而社會力量可以在增強災害應對能力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加強對社群救援力量的支援，建立多方應急協同機制等。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引導參與河南救援的民間救援隊在河南省應急管理廳備案，其“援豫救援隊保障專案”以每隊最高10萬元的標準，資助參與河南救援的民間救援隊，用於裝置採買、人員補貼等。“報名申請的救援隊有1000多家，經過稽核，最終篩選出500多個符合資助條件的救援隊，目前已向277個救援隊撥付保障資金（首款）。”劉選國說。
今年的“99公益日”期間，中國紅基會與騰訊合作，上線“數字救援”專案，透過社會資源再動員，長期幫扶中國民間救援力量成長。同時，透過紅十字國際學院舉辦救援隊負責人培訓班，提升救援隊的專業化和標準化。
“如果我們不分好壞，也沒有倡導方向，就去用資金的導向決定這些事情，會造成這個行業發展的混亂。如果沒有先制定好標準，沒有特定的有序方向，那麼無序的支援，必然將使這個行業畸形發展。”郝南建議，基金會資助更多在於價值倡導，告訴社會與救援隊行業，哪些是應該提倡的，有序地引導一個方向，能夠更前瞻地去補齊一些行業性發展和基礎建設的問題。
郝南認為，相比遠端跨地來救援，自救互救才是救人的主要方式。所以，要鼓勵更多隊伍、社群，建立起社群型、屬地的救援隊。
2016年5月12日，“防災減災日”，成都崇州崇慶中學學生進行防地震演習。
葉盈對此表示贊同，民間自救組織要有足夠的力量和訓練，才有可能在緊急響應階段快速協作起來開展自救。“社群裡的人與人之間能在緊急情況之下快速地自我組織起來，去應對災難，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元素。”此外，還包括緊急狀態下資訊的暢通，社群、學校、超市等都建立一套資訊傳導機制，災害資訊能夠層層下達到社群和個人層面，哪怕不看新聞，也能透過與外界的接觸獲得災害資訊。
此外，在減防災領域，還需要做好災害教育，大家缺乏防災減災的意識，對每一級預警機制所代表的意思和所需的應對要有認識。
“我們的災難教育是缺失的，在缺乏常識的情況之下，任何的突發事件都會造成非常大的消耗，不光是政府資源的消耗，也包括民間資本的消耗。”葉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