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為蒐羅培植人才，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是為國立最高學府。
東漢的太學規模十分宏大，最多時就讀學生達到三萬人，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的有用之才。
但隨著官員選拔制度的腐敗，大批的寒門學子入仕之路被堵塞，引發強烈不滿。
出於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自身出路的迷茫，一部分相對清正的官僚和知識分子就議論時政，提出尖銳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
太學因此成為當時的輿論中心，各州郡學子亦與太學生聯絡，遙相呼應。
這些人中，如外戚竇武、貴族官僚李膺、陳蕃、王暢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
“三君”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人學習的榜樣。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八顧”指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步八人，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為他人榜樣的人。
“八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為“能導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導其他人學習三君等榜樣的人。
“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為“能以財救人者”，即不惜家財，救助有困難者的人。
這些人成為天下學子推崇的榜樣，代表了當時的輿論導向，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以此為時尚，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而那些擅權妄為、壞事幹盡的宦官，更是害怕被議論，常常在皇帝面前進獻讒言，打擊報復，力圖除掉他們。
這些宦官，既得皇帝寵信，又掌握朝中大權，訊息也很靈通，可謂為所欲為，無法無天。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汎、徐宣等人為非作歹，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
地方官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人，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按律處置了這些人，結果遭到侯覽等宦官的打擊報復。
中常侍侯覽依靠奸佞狡猾而晉升，藉助皇帝恩寵，貪贓放縱，接受的賄賂數以萬計。
小黃門段珪家住濟陰，與侯覽一起購置田產，其僕人賓客侵掠百姓，甚至明目張膽地劫持過往行人。
濟北相滕延將他們一併收捕，處死了數十人，把屍體堆放在交通要道示眾。
侯覽、段珪大怒，將此事報告漢桓帝，滕延被處以濫殺無辜之罪，送到廷尉審理，免去官職。
侯覽等人從此更加放縱，侯覽的哥哥侯參為益州刺史，民間稍微有富裕一點的家庭，動輒誣以大逆之罪，滅其家族，沒入財物，前後累計數以億計。
太尉楊秉上奏侯參的罪狀，詔令以囚車將其押回，在途中自殺，京兆尹袁逢在旅舍清點侯參的財物，共有車三百餘輛，都裝著金銀錦帛和珍寶古玩，不可勝數。
侯覽因此事受牽連，被免去官職，但不久又官復原職了。
“八及”之一的翟超任山陽太守，想拉個自己人充實力量，於是就請同為“八及”之一的張儉做了山陽郡的東部督郵。
侯覽因母親去世而歸家，大肆修建母親的陵墓，張儉檢舉上奏其貪汙放縱，先後奪去他人宅第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頃，建造宅第十六處，都有高樓池苑，樓閣高堂相連，皆以彩畫丹漆裝飾，規模宏偉，僭用宮室的形制，又預先修造自己的陵墓，建造雙闕，有石槨，陵園的房廡高達百尺，破壞他人的房屋，發掘其墳墓，劫掠善良百姓，搶奪良家女子為妻等許多罪行，請漢桓帝將其處死。
侯覽利用職務之便，將上奏在中途截留，使其無法上漢報漢桓帝。
張儉見朝廷沒有迴音，於是拆毀了侯覽的壽冢家宅，沒收他的家財，列舉其罪上報，還舉報侯覽在母親活著的時候交結賓客，擾亂國法。
但這些上奏仍然被侯覽截獲，無法上達漢桓帝。
黨錮之禍起，侯覽誣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共為部黨。
東漢朝廷下令通緝，張儉被迫流亡，許多人為收留他而受連累，家破人亡。
翟超因為薦舉了張儉，得罪宦官，也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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