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革命系列》中，我們提到了，工業化是一個稀罕品，能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寥寥無幾。
除了白人主政的歐美地區，東亞地區也實現了工業化。
由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大陸組成的東北亞經濟體，從貧窮落後狀態迅速實現了追趕，先後完成了工業化。
這也用事實證明了一點：
工業化和人種無關，只要路子對，白人也好、黃種人也好、黑人也好，都能實現從貧窮到富裕。
以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為代表的東南亞經濟體，它們比東北亞經濟體擁有更好的資源稟賦，也有強烈的發展意願。
但是，
它們卻在工業化的路上磕磕絆絆、後勁不足，至今沒有完成工業化。
造成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差異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用兩篇文章，來分析下這個問題。
今天是第二篇。
01
後發國家發展工業，必須實行保護政策
後發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後發國家不能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倡導的自由貿易路線，而要走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倡導的幼稚工業保護路線。
後發國家政府要採用高關稅、產業扶持、直接補貼等手段，來保護本國剛剛起步的工業不被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摧毀。
只有當一個國家確立了自己的工業優勢之後，政府才應該全力推行自由貿易體系。
這其中的道理，在《
西方國家給落後國家開的經濟藥方，根本不是通往發達國家的指南
》有詳細闡述，大家可以去看下。
用保護政策保護本國幼稚工業，這點東亞經濟體做了，其實東南亞經濟體也在做。
我們先來看馬來西亞，這是東南亞地區最積極推行幼稚工業保護的國家。
1957年，馬來西亞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但在隨後的20多年中，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在殖民時期形成的買辦階層控制著馬來西亞的種植園和食品加工業。
直到1981年，政治強人馬哈蒂爾上臺，宣佈著名的“向東看”政策，學習東亞國家大力發展製造業。
比如，馬哈蒂爾派遣了數千名馬來西亞人去日本接受培訓，甚至讓全體內閣成員學習日本茶道。
馬哈蒂爾還效仿韓國朴正熙政府的重化工投資運動，大力扶持和補貼本國企業，希望實現彎道超車。
但沒想到的是，那些得到了政府支援和鉅額補貼的私營企業家，並沒有利用這些資源來發展製造業、推動技術進步，反而透過私下獲得各種特許經營權，在國內市場跑馬圈地、鞏固自己的寡頭地位。
這些寡頭企業家把持著馬來西亞的石油、電力、通訊、採礦、房地產等上游業務，積累了龐大的私人財富，卻根本沒有為馬來西亞的工業發展做出什麼貢獻。
除了扶持私人企業，馬哈蒂爾也嘗試著透過國有企業來拉動本國工業發展。馬哈蒂爾推動成立了國營的柏華惹鋼鐵廠，希望能夠實現高階鋼材的自給自足。
但是他卻用人失誤，選擇的企業掌舵人既無能又貪腐，讓鋼鐵廠陷入鉅額虧損。
馬來西亞政府為柏華惹鋼鐵廠先後投入了60~80億美元的巨資，基本打了水漂。
當然，馬來西亞的國有工業也有亮點——同樣是由
馬哈蒂爾推動成立的寶騰汽車，是整個東南亞地區唯一一個擁有自主品牌的車企，輝煌時期還曾經是馬來西亞國內汽車市場的行業老大。
但是客觀來說，主要是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對進口汽車徵收高額關稅，才讓寶騰汽車擁有這樣的行業地位。
2003年馬哈蒂爾下臺之後，馬來西亞政府對寶騰汽車的支援力度下降，寶騰陷入連年虧損。
2017年，中國吉利汽車收購了寶騰汽車49。9%的股份。
從這段歷史我們看到，馬哈蒂爾試圖用高關稅、鉅額補貼來扶持本國工業發展。
但是，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它們靠著保護和補貼政策在國內市場躺著賺錢，根本沒有意願去搞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升級。
這麼多年下來，馬來西亞的工業依然停留在初級水平。
這其實是東南亞國家在實施幼稚工業保護時遇到的普遍困境。
02
實施幼稚工業保護，必須拿槍逼著資本家到海外去競爭
雖然馬哈蒂爾一直向日本和韓國學習，但他沒能領悟到一個關鍵問題：實施幼稚工業保護需要有一個附加條件。
企業家都是精明的商人，他們如果有機會在國內市場躺著掙錢，那他一定不會去參與激烈的全球競爭，更不會去辛辛苦苦搞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企業家追逐利潤的本能和國家的工業發展戰略並不是天然一致的。
所以，東亞政府在實施幼稚工業保護時，都是一方面給企業提供支援，一方面強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並利用市場機制淘汰掉沒有競爭力的企業。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
東亞政府都實施了嚴格的“出口紀律”。
所謂出口紀律，就是對那些受到補貼和保護的製造企業，政府會定期檢查它們的出口成績單，只有成績好的“優等生”才能繼續享受優惠政策。
比如，日本企業享受的減稅幅度，是根據它們的出口業績來決定的。
韓國企業必須每個月向政府彙報出口業績，政府根據這個成績單來決定企業可以獲得的信貸額度。
為什麼必須是出口業績呢？
因為企業可以躲在高關稅背後享有國內市場，但它們是不是真的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必須用國際市場來檢驗。
是騾子是馬，拉到國際市場上比比就知道了。
出口業績很難長期造假，這是衡量一個企業競爭能力的理想指標。
對於出口不達標的企業，政府會停止發放貸款、取消補貼、甚至是暫扣生產許可證、強制破產等等，以此來淘汰落後產能。
日本政府把這種方式叫做“管理競爭”，韓國政府更是把“管理競爭”做到了極致。
朴正熙政府決心發展汽車工業的時候，並不是像馬哈蒂爾那樣把寶押在一家企業身上，而是先後扶持了6家車企，讓它們相互競爭。
對於業績不佳的企業，由政府主導進行破產清算，或者與業績好的企業進行合併。
在不斷的優勝劣汰中，韓國培育出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本土車企——現代汽車集團。
現代集團的創始人叫鄭周永，他是個極其精明的生意人，無論是在日本殖民時期還是戰後美國人主導時期，他總能發掘賺錢的專案。
到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臺時，鄭周永已經是韓國五大建築商之一。
朴正熙上臺後，鐵腕命令韓國的各大財閥家族，必須進行大規模工業投資、進軍制造業，拒不從命的企業家一律以“投機倒把”罪抓起來。
鄭周永並沒有被抓，他以敏銳的政治嗅覺，迅速轉向製造業和出口業務。
1968年，現代公司和美國福特汽車合作，開辦了第一家汽車裝配廠，正式進軍汽車行業。
據說，
鄭周永每週都要和朴正熙共進一次晚餐，當面彙報業務發展情況。
同一時期，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LG集團創始人具仁會等，也被迫接受政府條件，配合政府實施工業戰略。
在朴正熙上臺後的10年中，韓國製造業出口額以每年40%的驚人速度增長，製造業出口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從25%提高到了80%以上。
韓國透過製造業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實現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蹟”，從一個幾乎是零工業基礎的國家躋身發達國家之列。
韓國工業化過程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就好像是一樁在槍口逼迫下締結的婚姻，而那個拿著槍的人正是朴正熙。”
當然，韓國的例子可能過於極端，但有一點是確定的：
東亞經濟體在實施幼稚工業保護的同時，政府都嚴格執行了“出口紀律”，都採取了“管理競爭”的辦法來優勝劣汰，都對本國的工業戰略和產業發展進行了有效引導。
而這些工作東南亞國家政府基本沒做，幼稚工業保護也就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03
金融自由化，讓東南亞經濟體成為了投資大鱷的提款機
雖然“華盛頓共識”拼命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好處，但金融自由化對後發國家來說恰恰是一副毒藥。
後發國家政府不但不能搞金融自由化，反而應該牢牢控制住本國的金融系統，讓金融系統服務於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
道理很簡單，無論是支援農村發展的農業信貸，還是支援本國工業發展的工業信貸，利潤率都不高。
對金融業來說，利潤率最高的是消費信貸、房地產投資以及證券投機業務。
所以，如果放任金融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麼後發國家本來就稀缺的資金一定會流向這些高利潤行業，而急需發展的農業和工業卻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援。
也就是說，金融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衝動和國家重點扶持工農業的目標是不一致的。
為了讓金融業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金融抑制”。
東亞經濟體在經濟起飛階段，政府都對金融系統實施了嚴格管制，由政府主導信貸資金的流向，並且透過故意壓低存貸利率，為重點扶持的工業企業提供廉價資金。
這等於是向普通儲戶徵收了一種隱形稅，用來補貼工業。
比如韓國，在經濟騰飛期每年通脹率高達15%~20%，而出口企業卻能以極低的利率拿到貸款，除去通脹後的實際貸款利率為-10%~-20%。
直到徹底完成工業化之後，日本和韓國才解除了金融抑制政策。
日本政府直到1980年才取消資本控制，而韓國在朴正熙時期對銀行系統實施了國有化，直到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才開啟金融自由化之路。
反觀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它們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就早早實施了金融自由化，本該去支援本國工業長期發展的資金，卻大量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
結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把這些國家的經濟打回原形，至今沒有恢復元氣。
04
經濟發展奇蹟並不稀奇，主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
透過上一篇文章《
東南亞工業化失敗的經驗教訓（上）：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工業化
》和今天的文章，我們發現，
東亞之所以能實現工業化，東南亞之所以失敗，主要關鍵是在農業、工業和金融政策上的不同。
東亞經濟體在經濟起飛階段，都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引導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並嚴格控制金融系統的資金流向。
而東南亞國家政府因為沒有做到這幾點，錯失了工業化發展的良機。
所謂“企業家才能”其實並不稀缺，東南亞國家並不缺乏精明的企業家，它們的真正短板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一國的政府，能不能強有力地推行土地改革，能不能控制國內資本家繼續創新和競爭，能不能頂住國際金融巨頭的壓力，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說白了，
一個國家的發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裡。
被鉅富們控制的東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