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 盧祥之
辨證論治是中醫重要的思想方法。張仲景在《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中，許多節都以“辨某某病脈證並治”為標題，歷來醫家認為“辨證論治”由此而來。
中醫辨證思維哲學非常廣博，在研究中醫文化的程序中，中醫辨證思維的哲學性、文化性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值得探討和關注的方面。
辨證論治是中醫重要的思想方法
為了說明辨證論治這種思維方法的重要，張仲景曾說，這種方法“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臟。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
張介賓在《景嶽全書·傳忠錄》中說：“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為醫道之綱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醫道雖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陰陽而已。”
徐大椿《傷寒類方》也有“見症施治”之稱：“《傷寒論》非仲景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細分之，不外十二類，每類先定主方，即以同類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復一一註明，條分而縷析之。隨以論中用此方之症，列於方後，而更發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讀者於病情、藥性一目顯然。不論從何經來，從何經去，而見症施治，與仲景之意，無不吻合。”
從語法上看，“辨證”的詞性比較複雜，有名詞成分，也有動詞的指向，還有形容詞的含義。而辨證論治作為一個片語，文獻上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章虛谷在《醫門棒喝·論景嶽書》中說的：“不明六氣變化之理，辨證論治，豈能善哉！不識六氣變化，由不明陰陽至理故也。”
辨證論治的思想基礎是辯證思維
辨證論治的思想基礎，體現在哲學理念方面的特點就是認為世間萬物之間是互相聯絡、互相影響的，要求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時，以動態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
辯證思維是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舊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遵循的是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而辯證的思維方法則“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使對立透過中介相聯絡；這樣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適合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
“亦此亦彼”是一種重要的思維方法。中醫的學術研究和辨證思維上，也十分重視這種方法。“亦此亦彼”的例證講求的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
長久以來，有一種“中醫是經驗醫學”的說法。傳統中醫容易形成“慣性思維”，“慣性思維”容易產生於經驗主義。人們的思維方式、思維習慣經過長期積澱養成，有些人習慣於直線思維，而許多臨床大家和名老中醫並非如此，他們在多年實踐中有自己辨識疾病的思路和經驗方藥。中醫之所以有療效高低之分，就在於這種辨病、識病的精細程度和方藥進退絲絲入扣的把控，這是思想、思維方法及理性架構方面縝密、系統的體現。而這種多視角、多層面的思維方式，對整體、過程的全面把控，正是中醫哲學豐富的辯證思維觀點的具體表徵。
中醫辨證思維與文化內在聯絡密切
張岱年先生說：“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是怎樣形成的？應是在佔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想的薰陶之下形成的。所謂共同心理的基本內容是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中醫辨證思維在這一點上與文化的聯絡表現得非常明顯。
“文”作為名詞，界定著兼有藝術家和藝術品雙重身份的主體；“文”又是一個動詞，敘述著一個正在發生的行為或文化事件；“文”還是一個形容詞，描繪著審美特性和藝術魅力。“文”的三種性質，本質上是兼性主體的一體三性。
“文化”的內容有民族學的，也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及遺傳學的不同內容。從語義、歷史角度看，中醫的辨證思維與文化的內在聯絡也十分密切，而且“哲學本身就是文化的思想基礎，也是文化的核心”。
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經濟生活及歷史發展特點的基礎上形成的。中醫充滿了中華文化氣氛，重視人與自然的整體觀念、陰陽五行藏象，重視“醫未病之病”“治病求本”“扶正去邪”“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思想方法。
兼性思維是中醫文化的重要特徵
“兼”者，合併，由部分合成整體。《荀子·解蔽》說：“萬物可兼知也。”在中醫文明史上，作為文化的表徵主體，兼性無處不在。以中國古代的醫學家為例，就社會身份而言，很多亦儒亦醫：達時為儒，平時為醫；儒仕為官，隱遁為醫；治政為官，治人為醫。
文化名人如蘇軾、陸游、歐陽修、王安石、范仲淹、辛棄疾等，都是“無儒不通醫”。古時儒醫同謂，儒而知醫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儒醫著書，立說立論，推動了醫學發展。儒學、醫學倘若兩精，可為士林稱頌，並且受到社會的尊重。這種兼性身份、兼性職業也必然帶來兼性思維。
著名西漢文學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詮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意思是，我寫的這個東西已經成文，如果有什麼地方和以前的評論是一樣的，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和前人寫的有所出入，那也不是我刻意為之。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無論和前人的思想相同還是不同，現在把道理分析出來，將其中比較核心的意思予以闡述。
如果單純地“各照隅隙，鮮觀衢路”，就會“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而“兼性思維”則是“萬里逸步”，文學的事情和醫學的事情，都要有一定的綱領，應該掌握主要方面，廣泛地瀏覽和精細地閱讀歷代經驗，抓住其中的要領，開拓自己的思路，注意掌握關鍵、放長韁繩、駕馬遠行，“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純熟掌握一種技藝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中醫臨床，紙上談兵是不行的。用劉勰的話說，就是“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圓滿觀照永珍，務必先要廣博觀察。而“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辯盈乎氣”。這樣，兼性思維成就了兼性的主體，引喻在中醫文化上，辨證思維主體身份和多樣性，反過來鑄成了兼性思維的辨證思維主體，這就體現出了中醫辨證思維的哲學性和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