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麗
邊疆時空
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
黑龍江東北數字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
王秀麗
華南師範大學副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理事。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元史、宋元明時代江南社會的延續與變革等。著有《文明的吸納與歷史的延續——元代東南地區商業研究》等。
摘要：
宋元鼎革，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沒有遭受大的觸動，江南地區的農商經濟在南宋的基礎上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海運的創行和元代寬鬆的海外貿易政策，使得江南沿海地區的海上貿易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太倉、上海等沿海地區迎來了歷史上首次經濟大發展，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發展中，這是空前絕後的。在海上貿易大發展的浪潮中崛起的江南海商，透過私家園林的建設和對文化人士的聚攏與扶持，初步展現出他們對江南社會和歷史的縱深影響，圍繞著這些富商巨賈的私家園林，在元末的江南，出現了一個個富民奢雅、文士優遊計程車商親融圈。入明以後，隨著朱明王朝對江南豪民的經濟褫奪和對江南文士的政治文化壓迫，這獨具時代特色的一個個士商親融的社會群體，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江南沿海農商社會也隨之黯然褪色。
關鍵詞：
元末明初；江南地區；海商；士商親融圈
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之後，江南經濟文化核心圈的形成、發展與沉浮命運，成為中國農商社會發展的風向標。經過了東晉南朝、五代時期的南唐吳越、南宋至元等幾個階段的積蓄與發展，元代中後期的江南，成為富民優遊、文人雅集的全國性經濟文化中心；富民的園林別墅成為文人士子流連雅聚的所在。元末群雄爭霸，富庶的江南地區成為各支軍事政治力量爭奪的焦點。經過十餘年的軍事爭奪，最終在政治鬥爭中獲勝的朱元璋，對昔日頑敵張士誠的軍事根據地江南地區進行嚴厲的報復，大批江南富民與士子被強行遷往鳳陽或雲南、遼東、西北等邊荒之地；同時籍沒大家資產，“準租起稅”。強遷重賦之下，江南地區陷入漫長的歷史衰竭期。直到宣德正統以後，伴隨著江南地區商業經濟的逐漸復甦，江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才又重新起步；又直到弘治、正德以後，元末的富民優遊、士子風流才再度出現在江南地區的地方社會舞臺上。元末明初的江南，對於中國農商社會的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深刻歷史意蘊。但這一重要論題似尚未引起學界的應有關注。本文選取元末明初的海商與士商社會生活為主要研究物件，試圖透過對江南精英層經濟社會生活內容與生存面相的歷史解讀，展現元末明初政治變動下的江南社會變遷。
一、宋元鼎革與江南海商力量的持續發展
與蒙古早期對北方地區的野蠻征服截然不同，元下江南，除了極個別的地區之外，基本實現了軍事上的和平佔領和政治經濟上的平穩過渡。宋元鼎革，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沒有遭受大的破壞，唐宋以來江南農商社會的發展成果得到比較完整的繼承。在蒙元王朝的重商政策下，元代江南地區的商人異常活躍。在沿江沿海的蘇松、杭嘉、紹寧一帶，海上經營成為經濟精英最普遍的致富模式。太倉、上海、福山、澉浦、慶元等沿海港市，成為元代富有海商的聚集地。
蒙古人“簡直”，用人不問出身背景。宋元鼎革，朱清、張瑄由宋末飄忽東南沿海的海盜，一躍而為元代海運事業的弄潮兒。由於朱、張兩家的糧運及海外經營，太倉由“居民鮮少”的墟落髮展為“外夷珍貨棋置，戶滿萬室”的璀璨海上明珠。元代太倉的迅速崛起與發展，成為元代海運與海上貿易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有力歷史見證。許多來太倉從事海運和海外貿易的商人取得了成功，集聚了大量的財富。元朝末年，顧瑛的長子顧元臣曾擔任海道萬戶府副萬戶，駕巨舟往來於海上，說明顧家也擁有龐大的私人船隊。可以推斷，元后期享譽文壇的崑山富商兼學者顧瑛當年經商起家，與航海和海上貿易也有很大的關係。
太倉之外，上海是元代又一個乘海運與海外貿易發展的東風迅速崛起的港市。南宋末年，上海設市舶司，海商活動開始頻繁。“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於水陸之道”。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到寶祐四年（1256）之間由村設鎮。入元以後，上海海外貿易繼續發展，尤其是海運千戶所的設定，使得經濟移民迅速增加，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設縣。在上海的經濟移民中，揚帆海上的海商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精英群體。費家在宋時既以海外貿易起家，入元后，費㮤、費拱辰、費雄祖孫三代先後在上海市舶司與海道漕運萬戶府任要職，同時繼續從事家族的海上經營。趙景周，元初“贅姑蘇曹氏”，後經營海上貿易，徙居上海之陳村塘。子趙文明，“嘗協同費雄為海運萬戶”。上海地處沿海，與江淮鹽運司下轄海鹽場密邇，一些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同時還參與鹽場經營，成為遠近聞名的鉅商富族。唐昱（1264-1353）經營海上貿易取得成功後開始涉足鹽業，使唐家成為遠近聞名的豪富之家。華亭東百里下砂場，宋建炎中始立鹽監，瞿氏、唐氏世代從事鹽業經營，任鹽場監場、提幹。入元后，唐守義“輔聖朝開海道，策上勳，膺宣命授忠顯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當時活躍在上海港的，更多的還是像嘉定州大場沈氏、松江鄭白鶴等這樣的純粹的民間海商。以上只是留存在現存文獻中的幾個偶然的個例，王冕《過武塘》：“青衫閘轉雲間路，河水分流過武塘……魚鹽市井三吳俗，番島舟航十丈檣。”描述的是上海、嘉興沿海海商駕著巨型海船從事海上經營的日常景象。
常熟福山港是元代江南漕糧的主要起運港之一，也成為富有海商聚集的所在。福山曹氏，“善治貲居”，入元后海運官糧、經營海外貿易取得了很大成功，“子孫食指以千數，佔仕籍者十有二三”。家族中多人在元海漕部門任要職，“以財雄於吳”，成為與顧瑛、沈萬三齊名的江南三大富豪之一。曹氏之外，常熟徐氏、劉氏都是馳騁於元代海運與海外貿易領域的成功的航海世家。澉浦是杭州的外港，由於地理位置的優勢，在宋時就已發展起了海外貿易。入元以後在楊梓及其後代的經營之下，一躍而為與泉州、太倉齊名的海外貿易中心。在楊氏的影響下，“小民爭相慕效，以牙儈為業，習成奢僣攘奪之風”。一時間，在澉浦出現了許多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賈交海南，居積不可貲算”。南宋時由吳興遷居杭州任水之陽的謝氏，入元之後轉而經營海外貿易。謝天錫（1232-1301）“既富而安，不驕不奢”。到他的兒子謝鬥元（1259-1303）“以漕海勞績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閒，畢力幹盅”。在海運中撈取第一桶金之後，轉而一心從事海上商業經營。
慶元設有海運千戶所，也是市舶司所在地，聚集了不少富有漕戶與海商。元末方國珍據臺時期，出任海運萬戶、千戶的幾個家族，包括吳家、韓家、倪家、戴家，都是實力雄厚的航海家庭，擁有規模龐大的船隊，從事海運和海上貿易。當然，當時活躍於慶元沿海的更多的是沒有在政府任職的一般海商。戴良筆下的鄞縣夏榮顯、夏榮發兄弟，就是在定海海道暢通、商業繁榮條件下興起的實力派本土海商的代表。戴表元的“蠶鄉絲熟海商來”“須臾扣門來海賈，大藤換糧論斛數”等詩句，為我們展示了在慶元收購蠶絲、藤條的海商的活躍。馬祖常的“甬東賈客錦花袍，海上新收翡翠毛。買得吳船載吳女，都門日日醉醺醪”，則為我們揭示了浙東海商的雄厚實力與奢華生活。
元佔據江南後，實行的是極為寬鬆的經濟政治統治。粗放的政治統治模式疊加到高度發達的江南地區農商社會結構之上，在江南沿海地區造就了一個獨特的官商一體的豪民階層。太倉、上海、澉浦、定海等地，既是市舶司所在，又是元代海運的起運港，都設有海運千戶所。這裡的海商許多是官商一體，或在從事海上冒險發家後謀求官位以自保，或在獲得漕運職位後轉而從事海外貿易。
除了太倉、上海、福山、定海之外，在太湖之濱、浙江沿海的其它地方，也廣泛地存在海商的活動。高啟曾在蘇州看到不少海客。他的《題陳節婦》詩記述了蘇州海商陳已久客死海上的事情。楊維楨《海鄉竹枝歌》：“門前海坍到竹籬，階前腥臊蟛子肥。啞子三歲未識父，郎在海東何日歸？”華亭人孫華《商人婦》：“妾年將今笄，嫁與東家兒。東家兒，販江西，夫婦五年三別離。江西娼家花滿蹊，不知今年歸不歸？春來還為作春衣，滿院楊花雙燕飛。”向我們揭示了浙東西海商的海上經營情況。元代疆土遼闊，海疆的寧謐與寬鬆多樣的海外貿易政策為各色商界精英從事海上經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經濟舞臺，由宋及元，海外貿易在江南商人階層的致富途徑中佔有重要地位，許多富商巨賈的商業成功都與海上貿易有關。被當時人奉為江南財富之最的顧瑛、沈萬三、福山曹氏，都由海上貿易發家，這並不單純是歷史的巧合。
海外貿易的興盛推動了江南沿海農商社會的繼續發展。上海外貿的繁榮使得元后期的松江富民雅士雲集，“數十年來，習俗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其實，在江南沿海一帶有一定經濟力量的豪富之家，但凡有些商業頭腦的，都擁有數量不等的私家船隊，土地經營之外，多兼營海上貿易。如大德十一年（1307）東浙大祲，佔籍清泉鹽場的定海人樂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米，平價使人就糴，遠近畢集，活者甚眾”。蕭山西陵渡人吳世澄也赴廣東糴糧回鄉發售：“裒家貲駕大舟循海而南，運粟以濟其鄉之人，鄉人賴以活者亡筭。”而海商發家之後，都熱衷於投資土地。如前述上海趙氏，發家後廣置田產，成為地方上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入明後後代“世掌鄉賦”。太倉殷九宰的兒子殷紹宗，元明之際“家人駕鉅艦往來江漢，為大商者十數輩”。入明後鄉民推掌萬石者四十年，直到永樂壬辰（1412）死於經商途中。定海韓常（字惟善），致富後亦極力投資田產，入明後“有司以戶賦之重推為糧長”。趙軼峰所說的明代中葉以後商紳一體的農商社會特徵，在元末的江南已經非常明顯。
二、海商階層的文化追求與元末江南沿海計程車商親融圈
（一）海商發家後對文化與文化人的嚮慕與親近
海外貿易經營是風險係數極大的致富行業，多數從事海外貿易者都非緗素世家，自身文化層次不高。江南沿海地區盛行男子出贅的習俗，宋元時期，真正置身於海面上的海外貿易經營者相當一部分來源於社會底層。海商發家後，廣泛從事社會捐贈、提升家族社會影響之外，普遍表現出對文化與文化人的嚮慕與親近。
太倉的成功海商發家後普遍表現出對文化與文化人的親近與敬慕。上海唐昱致富後，“益延名師教諸孫以禮義，暇日則為園池，植花竹以自娛。肩輿往來田野間，置酒餚召朋友親戚，歡笑殆無虛日”。子輩“皆克紹家業，善務生事”，“家益以振”。到孫輩世安、世能、世才，“彬彬競爽”，“始能相尚儒術，從事師友，以染濡禮義為悅。”到曾孫輩，“皆躬蹈士行，朝奮夕勵，叔出季處，志遠大以振家聲，事詩書以圖久遠。”五世同居，男女數百指。成為聞名上海的名家巨族。起家於武官的以市舶官兼營海外貿易的上海費家，十分注重文化形象的塑造。費㮤晚年謝事後“往來蘇杭山水佳處，自號耐軒老人”，有意地接近文化與文化人。費氏發家以後，十分注重子弟教育與自身文化檔次的抬升。與費家結親的都是江浙一帶有名望的文化世家，如湖州德清趙孟頫家、台州陶宗儀家。看到海外貿易的巨大利潤，連身為文學藝術家的趙孟頫都被培養出了經濟頭腦，屢屢將自家資產變兌為鈔，請費拱辰代為附舶經營。費氏的文化投資，到費雄一代開始得到回報。費雄表現出對名畫鑑賞的興趣和能力，與文化名人崑山郭翼、會稽王艮、天台柯九思、京兆杜本等時常共賞書畫，頗多交往。
沈萬三致富之後，十分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以重金延請吳中博學君子王行為塾師，“每文成，酬白金鎰計”。文物收藏是財產保值和文化地位提升一舉兩得的投資渠道，是元明時期追求奢雅之士的不二選擇，沈家亦不例外。常年的文物收藏，使萬三孫沈伯凝成為遠近聞名的收藏家和古器鑑賞家。定海韓氏從事海上貿易發家後亦熱心於社會賑濟，到第二代開始涉足書畫文物收藏與品鑑，韓常“家居無所嗜好，惟購法書名畫及古彝器。”慈溪人童金，從事海運發家後，廣泛從事社會賑濟，“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為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定海樂大原，“有持舊書易米濟飢者，輒應之，遂蓄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者’，孫良果能讀書，一時名卿若黃溍、王褘鹹器重之。”
（二）海商私家園林的修建與元末江南沿海計程車商親融圈
許多海商致富之後，都不惜斥巨資打造私家園林，藉此廣攬名士，提升社會知名度。這些寬敞雅緻的私家園林，成為地方名人、全國知名文士麇集的場所，部分地充當了地方文化精英的社會活動中心，成為元末以“奢雅”為特色的江南民間文化醞釀、傳播、發展的重要舞臺。
位於太倉茜涇的顧瑛的玉山草堂享譽全國，屢屢為當時後世的文人學者所稱道。顧瑛商業經營取得成功後，“始折節讀書”。至正八年（1348），在太倉茜涇西營建大型的園林別墅群。園中遍營堂、舍、樓、齋、舫、軒、巢、亭，共28景，或高大或巧小，或敞或收，各有風格。屋宇亭軒四周遍種佳木善草，水上盡植芙蕖菱芡，或綠陰濃郁，或明媚爽朗，或幽閴深遂，一日之間不可以遍賞。顧瑛將其家產盡交給兒子元臣打理，晨夕與勝流雅客置酒賦詩於樓堂軒館之中，“壺槊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一時風流文雅著稱東南。顧瑛喜好收藏，湖光山色樓是他收藏古器物圖畫及經史百氏圖書的地方。“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於彥成、琦元璞輩，鹹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並冠絕一時”。四方文士，上至翰林學士如虞集，下到才會書人如張久可，紛紛來訪，使玉山草堂成為全國文人嚮往流連的所在，“眷乎山水花竹之間而忘其去”。活躍於顧瑛玉山草堂或以其它方式參加草堂交往圈的，除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墨客之外，還有蘇松一帶的鉅商，尤其是海商。如贈與沈萬三巨資的吳郡甫裡陸德源、海商沈存齋、錢塘商人馮正卿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玉山草堂的盟會活動。顧瑛由士而商、又由商而士，集商業精英與文化精英的社會身份於一體。圍繞著玉山草堂，形成了元末集奢雅的江南物質生活與全國文化影響力為一體的一個典型的江南士商親融圈，“文采風流，照映一世”。
在元末泉州港的商業環境惡化之時，泉州的富有海商像朱道山、孫天富、陳寶生、田勝祖等都紛紛來到太倉尋求新的商業發展和愜意生活。這些人都與太倉知名文士間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元明之交的大學者如王彝、高啟、袁華等都是朱、孫、陳等人的座上客。尤其是陳寶生，文化修養很高，尤擅品鑑書畫作品，家有春草堂，所藏甚富。在元末明初的太倉，形成了一個以陳氏春草堂為中心計程車商親密和諧的小社會。陳寶生的父親陳思恭，本是海鹽商人，順帝初來到泉州，為莊家贅婿，出海經商，死於海難。作為海商二代，由於母親的精心栽培，陳寶生除了經商之外，還是半個文化人，詩書畫兼長。寶生耗巨資從事書畫名品收藏，尤鍾情唐人草書，家中藏有多幅名品，其中有張旭帖，有林藻深慰帖等。倪瓚曾為寶生繪《春草軒圖》，袁華題詩其上，說他“字臨張旭帖，詩詠孟郊吟”。陳寶生也收藏當代畫家的作品，像張雨、茅澤民的作品等，他都有收藏。許多著名詩人學者畫家，像袁華、張適、王彝、高啟、倪瓚、黃公望、張羽等都與他有密切的交往，並都曾為他的藝術收藏題詩作賦。他位於太倉城南的別墅，成為袁華、張適等人經常的居所。袁華是元后期太倉知名學者；張適，蘇州人，北郭十才子之一。元明交替，江南沿海政局動盪，陳寶生等轉而從事國內轉販貿易，沿鄱陽湖-贛江-大庾嶺路一線到廣州去販舶貨盈利。倪瓚、袁華都賦詩送行。陳寶生經常將舶來珍貨送與身邊的文化人為禮。
慶元倪氏是元后期有名的海商世家。在海運經營中發家的倪天澤，斥巨資購得城北前宋吏部尚書高某的“竹墅”，“延高人勝士講誦觴詠，日以為常。篤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在私家園林的打造上倪天澤很是花了一些功夫，“治其亭樓軒檻、沼島圃徑，位置得宜，濟勝有具。花竹靚深而云煙生，水波空闊而鵷鷺集”，亦奢亦雅，“使遊者忘去”。倪家園庭成為聚攏地方名士的上佳場所，倪天澤經常在這裡宴集慶元一帶的文化名人。在父親的刻意培養下，倪可與肆意詩書，成為慶元一帶文化圈中頗擅盛名的人物。“惟與故人之邃於學者遊衍吟適園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積書盈齋室，手校讎不倦書，修《倪氏譜系》，續胡貫夫《廟學典禮》，補朱子《家禮》。”倪可與在自家園林中“延士樂賓，衣冠俎豆無虛日。凡朋偶之徃來，親戚之情話。騷人墨客，吟詠相接。詩賦辭章，動盈籖軸”，“雅志讀書，家藏萬卷”，過著“圖書在床，素弦在壁，壺矢在旁，瓢杓在縣，館賓在席；清蔭幽芬，遊鱗出泳，好鳥和鳴，主人命客酌酒賦詩”的奢雅生活。他“扁齋居之室曰花香竹影”，大書法家周伯琦書匾，台州名士劉仁本作記，烏斯道兄弟、劉仁本、張仲深等都有詩題記。倪可與喜好書畫收藏，藏品都經當時名儒，如戴良、烏斯道、乃賢等題詠。倪氏園池，儼然就是慶元城北的玉山草堂，慈溪名士、烏斯道兄烏本良在這裡坐館，多數活躍在慶元沿海一帶的名士都是倪家的座上客。
其他如福山曹氏、周莊沈氏等都有闊綽優雅的私家園林，每一處園池，都成為文人雅士聚集的場所，上演著士商親融的歷史故事。海商家庭致富後，開始主動打造家族文化形象。除了家中的長子繼續幹盅持家之外，多鼓勵其他子弟讀書，追求由富到雅的轉變。“叔出季處”，成為最常見的家族發展模式。元代江南知識人入仕道路狹窄，文人生計更多地與地方經濟力量的文化需求聯絡在一起。在江南沿海地區，經濟文化的互惠互利成為士商交往的實質性內容。鄭元祐的“留取珊瑚拂釣綸”、袁華的“乞得丹砂煩寄將”都是海商與文化精英間經濟文化互補關係的真實寫照。士商親融的社會生活，對元代江南地區的文學風格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江南沿海的文學形成了明顯的貼近俗世生活的海派風格，呈現出雅俗共賞、士商熔融的新風貌。在江南文士的筆下，海商的生活與事業是令人嚮往而又值得尊敬的。面對海商群體的慷慨瀟灑，袁華“胸蟠萬卷不療飢”的理性反觀，高啟“回頭卻笑垂釣子，斷溝老葑留孤篷”的無情自嘲，都向我們透露了元末江南沿海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的具有某些“近代化”意義的變遷內容。
三、明初的高壓政治與江南沿海士商親融圈的隕落
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政治環境與經濟秩序間的密切聯絡，商業經濟的發展起伏與王朝社會秩序的興衰治亂間更是亦步亦趨。元明之交的政治鉅變與社會動盪中，江南沿海的商業力量遭到了極大的打擊，以富裕海商為核心計程車商親融圈隨之凋落。
（一）元末群雄割據中江南富民階層的消散和士商親融圈的褪色
在元明之際的政治動盪中，江南豪富層經歷了數百年來少有的挫折。至正八年（1348），方國珍起兵海上，江南地區迎來了首次戰火的衝擊。隨著戰場的擴充套件和政局的動盪，江南豪富十有八九遭遇到衝擊。尤其是至正十二年夏秋之間南方紅巾軍攻克杭州、常州等地，“東南兵擾”，江南富民及其私家園林首當其衝。淮兵入福山，曹氏園亭首披戰禍，繁華不再。至正十三年三月，方國珍入寇太倉。由錢塘徙居太倉充漕戶、“家富於貲”的杭和卿散財募勇，與方軍冒雨大戰，“和卿一家無少長鹹為賊殲”。亭子後殷氏被劫，“盜發十八甕去”。
海宇不寧，擁有雄厚經濟實力和大規模船隊的顧瑛，平靜的奢雅生活開始受到影響。先是被迫參與地方政務軍務，至正十五年，因為被朝廷脅迫納粟取官，顧瑛非常反感，命舟吳淞江上，開始了元末的半流浪生活。1356年，張士誠據吳，“欲強以官”，顧瑛奉母寓居吳興東南偏僻的商溪，文人士子從行者無數。1358年，顧瑛預感到政治風雨的來臨，開始為自己營建“金粟冢”，避居嘉興合溪別業。隱居避世的顧瑛，依然保持了與吳中文化人的密切聯絡，對前來投奔他的文人，給予經濟上的補濟。但此時的文會，已是個別文士間的小聚，很難與玉山草堂的經常性全國文人聚會相提並論了。
在王朝末年的刀光劍影中，沿海地區的經濟秩序蕩然不存，海商群體死的死，逃的逃，顧瑛的個人遭際可以說是元末江南海商群體的命運寫照。面臨突如其來的戰禍，江南許多富民性命受迫，都開始了流浪半流浪生活。“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至正二十四年邾經為松江富民兼曲作家夏庭芝序《青樓集》時所說的這段話，恰好可以概括元末戰亂中江南地區以私家園林為中心計程車商親融圈由盛而衰的命運，以私家園林為活動場所計程車商文化活動伴隨著園林主人的流亡而具有了流動性，與之前的奢雅熱鬧相比，大為褪色。
（二）明有江南之後江南富民的遭際與江南士商親融圈的急速隕落
明有江南之後，富家巨姓紛紛被遷往濠梁、雲南、遼陽、西北等地。永樂遷都北京，實京師者又非江南豪民莫屬。洪武間，朱元璋還借幾宗政治大案對江南富民予以連帶打擊。“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隨著江南各鉅商家族的分崩離析，以私家園林為主要活動場所的江南士商親融圈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由於長子元臣元末曾任水軍副都萬戶，洪武元年（1368），顧瑛父子例徙臨濠。年近花甲的顧瑛，經受不起背井離鄉的離愁和勞頓，於洪武二年三月十四日，客死臨濠。謫徙臨濠的顧元臣及其後代，永遠地失去了玉山草堂的奢雅生活。由享譽全國的吳中巨室，一變而為人不知名的普通人家。明朝中葉，王鏊曾有詩贈顧瑛的五世孫顧鏞：
玉山人去草堂存，及見濠梁幾世孫。傾蓋塗中成舊識，僑居淮上是清門。
前朝舊事猶能記，南國遺風且莫論。莫怪題詩多感慨，曾於名勝集中翻。
叱吒元末商界文壇的顧家的迅速凋落，讓後來人十分感慨，吳寬為顧家後人題玉山佳處卷：
神龍飛度石頭城，一日吳門失顧榮。池上已亡金粟影（原注：仲瑛臨池軒名），邑中不改玉山名。
故人斷簡重相授，內史高文孰與評（原注：［陳］基仕偽吳為內史）。栩栩百年真夢境，濠梁還見舊題銘（原注：仲瑛後遷中都，家於莊子觀魚臺傍，題其屋曰夢蝶）。
包括顧家在內的江南海商的奢雅生活及圍繞私家園林形成計程車商親融圈，在明初的政治高壓之下，迅速隕落，正如吳寬所說“栩栩百年真夢境”。顧瑛們身處臨濠的荒野茅屋之中，回想元季的文會生活，恍如隔世，頓生人生難料之感，真不知自己是顧瑛還是蝴蝶了。
陳寶生的命運與顧瑛稍有不同。大概是緣於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後，泉州海商群體主動歸附，集體表達對新王朝的認可，對屬於泉州海商團體一員的陳彥廉，朱元璋沒有即刻下手。明初，陳寶生的春草軒仍是倪瓚、袁華等人常去的地方。洪武五年之後，陳彥廉一度也被流放臨濠，直到洪武九年放歸。但是，明初政治的變革對於陳寶生及其家族的影響還是翻天覆地的。明初抑商，全面停止海外貿易，洪武三年以來，陸續停廢各地市舶司，“片板不許入海”，明初的太倉繁華難再。陳家失去了傳統致富途徑，經濟衰落不可避免。經歷了明初的政治鉅變，陳寶生的兒子陳孟剛幾乎已經蛻變為“夫耕婦饁，帶經鉏犁”的普通人家。太倉的興起和經濟繁榮是元代海運和海外貿易發展的歷史產物。由於朱明王朝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伴隨太倉經濟騰飛而崛起的一代太倉海商，入明之後，不僅失去了揚帆海外的經濟機遇，並且普遍受到了王朝的政治打擊。在朱元璋對江南富民的經濟褫奪和政治打擊中，許多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豪商巨賈被強徙離開太倉。元時任水軍萬戶府副萬戶的沈某，後代洪武間被流放雲南。正統初，子嗣才得歸太倉故里。方國珍之亂中遷依崑山姻家的太倉亭子後殷氏，後代被強徙南京，“事殊世異，家遂凋落”，子孫改而以儒業為生，“開門授徒，覓饘粥自贍”。富家巨姓紛紛被遷離太倉，太倉計程車商親融圈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入明之後，謝應芳在給太倉文人管壽昌的信中表達了他對元末太倉詩盟的懷戀：“一別十年……婁江之東，詞林獨步。又安得尊酒細論如昔年終日竟夕之娛乎？”吳淞江上雖有“鷗盟”之結，但亦是“江湖結社鷗盟冷，遼海還鄉鶴夢孤”。很難再與玉山草堂相提並論。
元末海商活躍的澉浦、周莊、常熟沙溪鎮等，明初的歷史命運與太倉極為相似。澉浦楊氏明初亦被強徙離開海鹽，楊氏舊居廢為延真院，昔日鶯歌燕舞的梳妝樓人去樓空，成為一座無人問津的鬼樓。明有江南之後，沈萬三的後代採取了對新政權進行主動鉅額經濟資助的政治態度，這儘管暫時地避免了沈家的瞬間厄運，沈家後人還一度在廣積庫、戶部等處任職，但最終沈家也沒能逃脫被經濟褫奪、政治壓制的命運。常熟沙溪人盛彧，“盛國時豐於財。我朝更化，以賦稅累，環堵蕭然。洪武八年，徙婁東歸吳岡，日與楊維楨、鄭東明……唱和於艱難屯蹇之際”。沈家、盛家衰落之後，他們的子嗣都轉而從事儒學，由披著學者外衣的商人轉變為純粹的學者或教書先生。
朱元璋對豪民的經濟褫奪，與對江南文士的政治和文化壓制是同步進行的。周海濤對元末明初文人雅集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攻破張吳政權，次年建立大明王朝，開始了有條理、有秩序地對吳中文人的整治與改造活動。徵召、徙濠、屠殺等一系列措施讓吳中文人再也不可能享受曾經無人看管的生活，而且朱元璋更不允許文人進行大規模的雅集結社活動。在此種局面下，吳中文人選擇了一種更為隱晦的方式進行雅集活動……其雅集情感已不再是狂歡，而是灰涼與惶恐、悲哀與憶舊。”元明鼎革，江南富民文士由元末的豪奢優遊一變而為明初的顫慄寒噤，經歷過元明嬗替的富民文士，悲從心中來：“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這背後有對舊王朝的留戀不捨，更有對新王朝的陌生反感與低沉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