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它存在三個主要的文化區城,其文化和文明因素,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川江平原,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由於四川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峻嶺,交通極為不便,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環境,與中原阻隔,故古文獻中對四川曾經存在過的古國記載極少。除了商代的甲骨文多次提到“蜀”國,可能是指四川的古國外,《尚書》中也記載了周武王伐封的八個盟國之中有蜀國。
三星堆文化遺址
1986年夏，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了兩個距今3000多年的“祭祀坑”。坑內出土大量象牙、銅器、金器和玉器，其中僅青銅人面具就大大小小達幾十個，最大的一個高近1米。出土的青銅人像有的還戴著金面罩。尤其是2號祭祀坑內出土的一尊青銅人立像，身著左襖長袍，頭戴冠，人像高1，72米，連座高達2。62米，是我國古代背銅藝術的傑作。祭祀坑中還出土一支金杖，空心，可分為上下兩部分。下部有一圓形人面圖形，頭戴五角冠；上部四面各有一隻水鳥，兩兩相青長喙向下銜著一條魚，使人不由得想到魚鳧國王的傳說。距金杖頭端約20釐米處，出土一個龍頭形銅飾件，應是金杖杖首。銅人像銅面具、龍頭金杖以及玉琮、玉璋，無疑均與王權和祭祀有關。說明這裡曾經存在以往鮮為人所知的發達的青銅文明是毫無疑義的。根據這一青銅文明獨特的文化面貌及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這應當是古蜀國的遺存。
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青銅器
長江流出三峽之後，即進入了湖北省境。在這裡，長江與其最大的支流漢江匯合，沖積成江漢原。江漢地區的文明形成時間比中原等地區稍晚，而且與中原華夏文明的影響有關。但是，江漢地區古代文化的直接繼承者，商晚期時在這一帶建立的楚國，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非高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秦的天下有一半是楚統一的。
河姆渡文化遺址
長江下游的太湖，古稱震澤、具區。人類很早就開發了太湖流域（包括寧紹平原）。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的先民們就在這裡勞動生息，他們用骨耜種植水稻，建造幹欄式房星，燒造夾炭黑陶器並且有用象牙和玉雕制的裝飾品。差不多同時，另一支文化一一馬家濱文化在河姆渡文化的北方發展起來，並很快擴散到太湖南北東三面。最遲到距今6000年前，馬家濱文化已有秈稻和粳稻兩種水稻，約6000年前，已有用野生葛織成的緯線起花羅紋布，有玉製裝飾品塊，環等。
馬家濱文化遺址
馬家濱文化的繼承者是崧澤文化。崧澤文化時期農業和手工業都有很大的進展，耕地已應用了石犁，雖然還不普遍。玉器璜、馬家濱文化的繼承者是崧澤文化。崧澤文化時期農業和手工業都有很大的進展，耕地已應用了石犁，雖然還不普遍。玉器璜玦、環、等數量顯著增多，經檢測，玉質多為陽起石一一透閃石系統的軟玉，從目前的材料來看，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陶器多用輪制，器形更加規整。根據已出現男女合葬的現象，人們推測崧澤文化已進人父系氏族社會。在距今約5300年前，良渚文化在崧澤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延續了約1000年。良渚文化是1936年在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鄉發現的。在中國文明起源時期諸考古文化中，它是最發達的文化之一。農業是良渚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礎。良渚文化的先民們在大田中種植秈稻和粳稻，在園圃中種植葫蘆、甜瓜、蠶豆以及桑樹、苧麻等菜蔬果本。考古發現的大量石犁、石耘田器以及錢山漾出土的千蔀，說明當時已廣泛採用了犁耕技術，並利用耘田器進行中耕，利用千蔀罱河泥作為肥料。大量的水井和早在馬家濱文化晚期已發明的小型水渠，可以對農田進行灌溉，是當時的水利工程。這些先進技術大大提高了農田的產量，一個人生產的糧食，已超過維持自身的需要。
上海古崧澤文化遺址紀念館
根據調査情況，良渚文化遺址的分佈密集度大大超過早期的崧澤文化和馬家濱文化。在浙北地區，良渚文化遺址常常是幾個、幾十個集中在一起，僅浙江餘杭縣的良渚、安溪、長命、北湖4個鄉的一部分範圍內，就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40-50處，成串成片，形成遺址群的現象。這樣數量較多而且密集的人口，當然要依賴農業提供的糧食才能存活。他們之中還有一定數量的人是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的，包括顯貴、中上層至覡和手工業者。良渚文化的手工業存在相當多的門類，主要有石器製造、製陶、紡織、竹木器製造、玉器製造等。有些手工業已完全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手工業。
陶器製造業是手工業重要生產部門。良渚文化的陶器以泥質黑皮陶最具特色，日常用具主要是灰陶。已普遍採用快輪生產，器形規整，器壁均勻，主要器種有鼎、豆、壺、盆、盤、觶、尊、簋、杯等。
良渚文化出土的黑陶
紡織物主要是絹和麻布。絹片經緯線每平方釐米各為42根左右，採用先繅後織的家蠶絲織成。麻布為平紋苧麻布，每平方釐米經緯線為24根，有的經線30根，緯線20根，其細密程度與今天的細麻布相似。這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苧麻織物。石、骨、竹、木器的製造在這一地區也有悠久的傳統。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骨器。生活用具除陶器外，大量的是竹編器物和木、骨器。僅錢山漾一個遺址，出土竹編器就達200多件，有簍、籃、籮、簸箕、席等，還有捕魚用的“倒梢”。
在諸種手工業中，以玉器製造業最為發達。從發現的大量玉器來看，良渚玉工技術極為精湛，採用了鋸、割、鑿、磨、鑽、雕、刻等多種工藝手段，並且可能已利用了碾玉砣。玉料以陽起石一一透閃石系統的軟玉為主，種類主要有琮、鉞、壁、璜、珮、錐形器、D形器等，以玉琮和玉鉞的製作最為精緻。
從製陶、制玉等手工業來看，良渚文化的部分手工業與農業已完成了分工。
以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良渚文化在許多方面已出現了文明的因素。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
良渚文化時期，階級已經確立，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墓葬證實了這一點。已發現的良渚大墓大都建在人工堆築的土山頂上，排列有序，形成專門的墓地。如反山、瑤山、福泉山、張陵山、東山、西山等都是人工堆築而成，其中反山的土方量現存達2萬立方米，福泉山達13000立方米。福泉山頂發現有由一尺見方的紅燒土磚塊壘砌的臺地，面積約100多平方米，四周是良渚大墓，很可能是當時人們祭祀用的臺地。瑤山也發現有高臺存在，良渚大墓建在臺上，而且越近臺中心的墓葬隨葬品越豐富。這些大墓都隨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福泉山的一座墓葬隨葬品為170件，其中玉器達140件，其他30件也都是精美的陶器。反山14號墓隨葬品多達260件（組），
系基本上是玉器。這些大基大都隨葬代表神權的玉琮，代表殺伐之權的玉鉞以及大量的玉壁。墓內葬具有木棺，有的可能還有木槨，反山11座大墓塘底都有土臺作為棺床。張陵山等地良渚大墓中還發現有殉人、殉狗的現象。
與大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小墓。良渚文化中後期的小墓沒有任何葬具，有的隨葬一兩件日用陶器和石制工具，有的一無所有。這些小墓面積僅可容身，散佈在居住區內外，沒有任何規律，個別的兩兩並列，可見已不存在氏族墓地。從這點來看，可能當時血緣關係的紐帶已經鬆弛，地緣關係已代替或部分代替了血緣關係。
良渚文化出土的獸面紋玉器
良渚文化的先民有著相同的宗教，這一點可以從玉琮的情況清楚地反映出來。一般認為，琮是一種用於宗教活動的法器或禮器，是人與鬼神交通的工具，是良渚文化數量眾多，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琮有一節與多節之分，每節必定刻精粗不等的獸石紋，這些獸石紋無論怎樣變化，基本結構卻都完全一樣，即上面兩隻圓圓作為眼睛，下面一道橫凸帶作為嘴巴。這種獸石紋是良渚文化的特有紋飾，除玉琮上的之外，在玉錐形器、玉璜、玉D形器、玉帶鉤以及個別陶器上也有。
當太湖流域3萬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良渚文化的先民們，都以相同形狀的玉琮作為法器或禮器，並且在所有的玉琮上都刻著構圖相同的神秘的獸石紋時，他們的宗教思想當然不會兩樣。這種宗教思想基本上與良渚文化相始終，延續了大約1000年之久。
良渚文化時期，已存在一個專門與神打交道的階層，即巫覡階層。他們有主持宗教活動、與神交通、傳達神意等權力。正是由於他們的師承授受，才得以使良渚宗教，包括宗教法器玉琮和琮上的獸石紋流傳千年之久，並在以後對商周文明產生影響。還應該提到的是，良渚文化可能已有簡單的文字。迄今已發現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元號7個，這些文字元號已超過圖畫文字的階段，結構筆畫都很接近甲骨文。其中一例是4個不同個體刻在一件陶器上，可能已能表達一定的意思。到目前為止，在良渚文化遺址中還沒有發現金屬的跡象。但也有人認為，良渚玉器上直徑僅2~4毫米的小圓圈（獸面紋的眼睛）可能是用金屬管蘸解玉砂鑽磨成的。
良渚文化葬坑
由於良渚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之一，它的影響幾乎及於半個中國。在山東大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屈家嶺文化、廣東石峽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化因素的存在。然而，令人驚異的是，距今約4200年前，正當中原夏王朝的初期，良渚文化忽然衰亡了。在太湖流域取代良渚文化的馬橋四層文化，很少繼承良渚文化的傳統。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器，基本上在太湖流域消失了。
良渚文化雖然意外地衰亡了，但它在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影距響和作用，卻是除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東夷文化以外，其任何地區的古代文化無法比擬的。中國最早的3個奴隸制王朝夏商、周都吸收繼承了這一文化的許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