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個創造“過勞死”一次詞的國家，正在考慮讓人們可以選擇每週工作四天的模式。冰島、紐西蘭、西班牙等國也有同樣的想法。然而，先賢們會驚訝於我們現在才剛開始談及。
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是這樣一位先賢。 1930 年，就在大蕭條威脅到他個人財富和世界的繁榮之際，他寫了一篇《孫輩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經典文章。他反直覺地認為，長期的經濟和技術趨勢實際上表明，不出一個世紀，也就是現在，我們可以高效地滿足所有需求，只會出於習慣或為了樂趣而工作，且即便如此，每週工作時間可能也不超過 15 小時。
只作粗略瞭解，你會發現凱恩斯在某些方面是多麼正確，而在其他方面又是多麼令人困惑。是的，儘管貧困尚未消除，可是現代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稀缺性。如今，富裕國家的大多數人都可以輕鬆地為自己和家人提供衣食住行。
然而，近幾十年來，人均工作時間僅略有下降，仍遠高於凱恩斯的預期。在大多數國家/地區，標準工作周被定義為 40 小時左右，但現實情況是因為正式或非正式的加班，工作時間通常要長得多。
最令人驚訝的是，收入最高的人尚未滿足的物質需求最少，卻通常是最辛苦的。中國新興的上班一族嘆息自己“996”的工作模式。以前我是一名投資銀行家，當時的一些同事每週工作 100 小時。這就是導致過勞死的生活。
除了凱恩斯，我們的狩獵採集祖先也會認為這種現象讓人費解。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 ）在新書《工作： 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刻歷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中總結道：
人類之一物種在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實際上就像凱恩斯所期待的那樣，工作時間短，但仍然健康甚至感到滿足。
蘇茲曼在播客中談到，這一定程度上歸因於當時人類的時間觀念和平等主義。因為相信大自然每天有能力餵養自己，狩獵採集者很少提前計劃，主要活在當下。而且因為居住在不在乎地位平等的小群體中，積累財富基本上沒有意義，每個人都可以要求你分享任何多餘的東西。
大約一萬年前，農業出現了，這種純真隨之消失。現在人類不得不活在未來，今天播種，幾個月後才能收穫，需要儲存種子和作物以備不濟。
後來人類生活在規模更大的、久坐不動的社會中，社會變得明顯不平等。如今，窮人與富人共同勞動，無論飢餓與否，人們出現了新的物質慾望。
工作不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內心的需求，而需求只受想象力的限制。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推動了這一發展。廣告出現了，它滿足人們對未來消費和地位的幻想。最近，線上社交媒體佔據了主導地位，不斷地展示似乎其他人擁有著更多的資源。
我們沒有哪天不是在比較中艱難度過，感覺自己不夠好，並且得出結論，一定要加倍努力。
所以我們猶如倉鼠，在輪子裡並排奔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原地踏步而又感到筋疲力盡。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中的“稀缺性”再不能為作出解釋，佛教哲學則給出了答案：現在驅使和折磨我們的不是身體的需要，而是心靈的渴望。
幸運的是，在某些文化中，優先事項開始發生變化。德國人曾經以勤奮著稱，如今卻因在西班牙東部的馬略卡島度長假而臭名昭著。西歐人普遍發現了放慢腳步的樂趣，和美國人相比時更是明顯。因此，英國人的“休閒”（leisure）和“快樂”（pleasure）押韻，美國人則和“發病”（seizure）押韻。
甚至在東亞，這種趨勢也在萌芽，比如日本就在討論工作周的設定。二十年前，我住在香港，那時候經常想，如果韋伯（Max Weber）在的話，他肯定用“儒家”代替“新教”來重寫“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但如今，即使是年輕的中國人（讓長輩擔憂）也選擇“躺平”，實際上是把懶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我很清楚，有些讀者一定會覺得這些想法太過放縱。打掃酒店房間讓孩子上大學的單身媽媽真的可以選擇透過減少工作來過更好的生活嗎？
此外，在大多數工作中，只有經過僱主允許，你才能放慢腳步，而僱主需要更多的證據，證明面對面的時間減少並不一定會降低生產力——儘管冰島的近期試驗已經證明。無論如何，如果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真的讓一些工作變得多餘，那不是一件壞事嗎？
就連凱恩斯也已經知道了“技術性失業”的恐懼。但他基本上不屑一顧，推測更深層次的焦慮來自於面對更多空閒時間，我們將如何處理自己的事情。事實證明，不虛度光陰，我們必須培養人性中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古老的一面，那甚至可能有點像工作。
凱恩斯認為這是值得努力的，因為“
我們長期被訓練為努力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