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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書友，大家好！今天是我們2021年讀書營9月開啟共讀的第2周。本期的主題是“思維方式”，今天我們繼續共讀《思考，快與慢》。
昨天我們閱讀了本書的第一部分，瞭解了系統1和系統2，在大腦工作時表現出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特性，以及它們之間開展協調工作的方法。
今天我們閱讀第二部分——啟發法與偏見，進一步瞭解兩個系統在大腦思考時，會讓人們產生的各種心理反應。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昨天的學習內容。
系統1是全天候24小時線上，且無法關閉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總是系統1先出面，而不能繞過系統1直接面對系統2。
因此，當系統1認為，自己可以處理問題並給出答案時，就沒有系統2什麼事了。
這種配合模式使它們的協作非常高效，能花最少力氣解決的問題，絕不多費一分腦力。
系統1也很善於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它在熟悉的情境中採用的套路是精確的，所作出的短期預測是準確的，遇到挑戰時做出的第一反應也是迅速且基本恰當的。但是它也因經驗而存在成見，因此經常犯錯。
系統2，負責抑制系統1因直覺反應產生的衝動，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個人應該都有過強忍著不詛咒別人去死的經歷。
但它通常的做法是，不加驗證地同意系統1的解決方案。
由於系統1和系統2的這種運作模式，導致我們常跟著直覺走而不自知，心理學家們為這些非理性決策而著迷，在經過了大量的實驗研究後，他們發現了諸多建立在直覺思維上的有趣現象。
01
統計和思維中的偏見是如何產生的
系統1喜歡搶先處理問題，且沒有什麼明辨是非能力，但系統1卻會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做錯，而下意識的在現有的情景資訊下，迅速講述出一個合理的故事，因此我們往往就表現得會忽略理性的統計。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例子可以看出，人類大腦和統計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項研究，對美國3141個縣的腎癌發病率進行了調查。
此時，系統2關注到，腎癌發病率低的縣，大多是鄉村這個事實。因此人們便根據這一發現，很容易的就作出推斷，認為“腎癌發病率低，主要是由於鄉村的生活方式很健康——沒有空氣汙染和水汙染，食品沒有新增劑，保證新鮮”，這一點似乎完全說得通。
但腎癌發病率高的縣，大多集中在中西部人口稀少的鄉村，因此，人們又可以很容易作出另一推斷，導致腎癌高發病率的直接原因，是“鄉村生活的貧困——醫療條件差、高脂肪飲食、酗酒、嗜煙等。”
這兩種說法很明顯的自相矛盾了，因為鄉村生活方式，不可能既是腎癌發病率高的原因，又是其發病率低的原因。
這個案例中，腎癌的發病率在各縣有所不同，且是有規律的，本書作者卡尼曼用統計學理論對此作了解釋：相比於大樣本，極端的結果（高發病率和低發病率）更容易出現在小樣本中。這樣的解釋不存在因果聯絡。
也就是說，某縣的人口稀少既不會引發癌症，也不能避免癌症，只會使癌症的發病率，比人口稠密地方的發病率更高（或更低）。這就是真相，沒什麼可解釋的。
可是，我們的系統1非常擅長一種思維模式——自動且毫不費力地識別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絡，即使有時這種關係根本就不存在，它也會這樣認定。
但系統1並不善於質疑。它抑制了不明確的資訊，不由自主地將資訊處理得儘可能連貫。除非該資訊被立刻否定，不然，它引發的聯想就會擴散開，彷彿這條資訊就是千真萬確的。
系統2雖然能夠提出質疑，但它又懶，因為現狀可以同時包含不相容的多種可能性，所以想讓懶惰的系統2一直保持這種質疑，會比不知不覺相信其真實性更加困難。
02
思維中的啟發法引起的偏見
啟發法的核心觀點，是指我們遇到難題時，會自動啟用另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來進行回答，而實際上我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我們自己置換了原始問題。
我們大腦中的系統1的被啟發，有以下幾種情況：
1。啟發法聯想帶來焦慮
保羅·斯洛維克描述了普通人的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瑣碎的細節左右，並且對較小的可能性，和極微小的可能性，兩者之間差別的感知力不夠敏銳。
在某次相對次要的事件，經過媒體報道，可能會引起公眾恐慌和大規模政府行為，這背後可能是因為“效用層疊”起了作用。
因為次要事件中提到了某一風險，抓住了部分公眾的注意力，這種情感反應本身就是一種宣揚，會推動媒體的跟進報道，繼而會令人產生更大的焦慮，涉及面也開始更大。
例如著名的“艾拉恐慌”，即一種化學物品艾拉，噴灑到蘋果上調節生長週期和改善外觀，結果被報道稱該化學物品有毒，引起了大規模的銷燬蘋果，甚至是蘋果汁的事情，而艾拉這種化學物品，根本不可能引起報道所說的致癌和汙染環境的後果。
由此可見，受到聯想啟發小機率風險，因此大眾的焦慮和恐慌，最後變成公共危機。
透過艾拉事件可見，我們的大腦解決小風險的能力，有一個基本限度，要麼完全忽視風險，要麼過於重視風險，沒有中間地帶。
2。典型性啟發帶來偏見
一個非常明顯的案例，能看懂這種思維：“他學習成績肯定很差，瞧他那一身紋身”。這就是了典型性啟發式的影響，依據典型性做出預測，也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
典型性啟發有兩宗罪：第一過於喜愛預測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第二，它對證據質量不夠敏感。
事件在腦海中呈現的輕鬆程度，體現出系統1的啟發作用，那些跟著系統1走的人，更容易受各種可得性偏見的影響，比那些警惕性更高的人受影響的程度更大。
也就是說，人們更容易“跟著感覺走”。
03
能輕易導致思維錯覺的三個心理效應
1。錨定效應
錨定就是一種暗示。
大家都看過趙本山和範偉那個著名的小品《賣柺》吧，劇中趙本山要範偉感受“是不是左腿微微有點麻木？”從而把他忽悠瘸了。
如果有人提起某事，而他的話卻促使我們去看、去聽或是去感受這件事，此時的情形，就可以用錨定來形容。
錨定效應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例如我們在被問到，這棵樹的高度，是高於1200英尺，還是低於1200英尺時，“1200”這個數字，就會成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的“錨”。
我們猜測這棵樹的高度時，會比被錨定為“這棵樹是不是180英尺”的那群人，要高出很多。
因此，我們要了解的是，錨定數值的高低，會影響到我們的思考，尤其是在交易的時候，錨定數值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成交價。
2。合取謬誤
對琳達的描述是：
A琳達是銀行出納；
B琳達是銀行出納，還積極參與女權運動。
通常人們會選擇B，來確定琳達的形象。透過直接比較，人們總是認為兩個事件的聯合出現，比只出現其中一件事的可能性要大，此時就出現了合取謬誤。
3。直覺
有些直覺需要依靠反覆訓練得來的技能和經驗，例如醫生一眼就能看出這個病灶是不是有問題。
而有些直覺則會受到系統1的啟發法的影響，用簡單的問題來替代難以回答的問題。
比如當被問湯姆是不是一個好人時，我們常會做出“湯姆是不是對我好？”這個問題來替代判斷，從而回答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還記得《慶餘年》中的那個大惡魔程巨樹，所有人都懼怕他，覺得他是個惡人，唯有滕子京的兒子跟他成為了好朋友，因為他們能在彼此身上，找到對方“對我好”的感覺。
04
控制思維錯覺的兩個小方法
1。貝葉斯定理
貝葉斯定理影響深遠，是以18世紀英國一位名為瑞福倫德·托馬斯·貝葉斯神甫的名字命名的。
因為人們認為他是對研究“如何推斷人們，是怎樣根據證據改變自己想法”，這個問題作出重要貢獻的第一人。
貝葉斯定理詳細說明了最強烈的信念（即基礎比率），應該與證據分析相結合，這樣才能更接近假設而不是偏離到其他方向上。
例如，如果你相信有3%的研究生，是被計算機科學專業錄取的（基礎比率），你還相信，湯姆是該領域研究生的可能性，是其他領域的4倍，貝葉斯定理就會認為，你必須相信湯姆是計算機科學家的機率是11%。
此外，如果基礎比率是80%，那你眼中的新機率就應該是94。1%，以此類推。
關於貝葉斯定理，有兩點我們要銘記在心：
第一，基礎比率十分重要，即便是在手頭的案例已有證據的情況下依然如此；
第二，透過分析證據得到的直觀印象，通常都會被誇大。眼見即為事實與聯想一致性的結合易使我們相信自己編纂的故事。
2。無偏見預測
想要做出無偏見預測，有四個簡單的小步驟：
第一步，先估測出平均績點的平均值；
第二步，根據你對證據的印象算出與之相匹配的平均績點；
第三步，對你的證據和平均績點的關聯作出估計；
第四步，如果關聯度是0。3，則從估算出的平均績點的平均值中抽出30%，放到與之匹配的平均績點裡。
這個方法以人們的直覺為基礎，但是削弱了直覺的影響，使它迴歸到平均值了。
因大腦思考機制而產生的各種令我們驚歎的現象不勝列舉，第二部分的內容今天就學習到這裡，讓我們來回顧並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大腦中的系統1，往往會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一件事情做出快速的判斷，但有時這些判斷，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反而會因為系統1的固有習慣，喜歡輕鬆，以及愛講故事的特點，對某件事做出頗有偏見的看法。
這些表現在，我們喜歡在統計資料中尋找可能並不存在的因果關係，錨定效應會對我們的心理數值產生影響，以及啟發性的聯想會讓我們對某件事的看法變得不客觀等等。
讀完今天的內容後，請大家思考以下兩個問題，啟發法思維的特點是什麼？它會引起我們的哪些偏見？
好了，今天的領讀就到這裡，期待明天我們繼續共讀，讓閱讀點亮我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