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最初是作為楚國仕途失意計程車大夫身份出現在文人視野當中的
。不過，兩漢士人在審視屈原的同時，同時還沾染了自身的情感色彩。
在這些文學作品中，
屈原被士人塑造成為忠臣、諫臣、節士
等諸多文學形象。這些形象的生成與變遷，與兩漢士人身份認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實際上，以屈原為諫臣，是兩漢人依據自己的見解對其進行了塑造，
這一形象並不符合屈原人物原型
，也與屈原作《離騷》、《九章》的目的並不相同。
那麼，兩漢士人是如何以諫臣的形象來塑造屈原的、其
背後的歷史
原因
如何，
下面我們將進行討論
。
01
屈原為賦進諫的文學生成
屈原創作辭賦的直接原因是為了抒發一己之情，
其在《九章·惜頌》中言：“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明確地提出自己創作的目的是為了抒情。
如果從屈賦的內容來看，
屈原在作品中往往是在抒發自己政治之感以及憂國憂君的情懷
。但現實的困境是楚懷王聽信讒言，貶黜屈原，屈原空懷報國之志，卻無處施展。
於是只好
向重華陳辭，仙遊方外，
或是請求靈氛為自己占卜前途，都可以說是對自己懷才不遇的控訴和情緒的排遣。
淮南王劉安評價《離騷》說：“
《國風》樂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認為《國風》《小雅》都是抒情之作，而其所言之情都恰到好處，這也
正是《離騷》所具備的特點。
在劉安看來，
《離騷》兼有《國風》和《小雅》的優點
，而劉安所提及的《國風》《小雅》，並沒言其諷諫之功，而是側重其抒情言志的一面。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雖然竭忠盡智以侍奉楚王，卻遭受貶謫，這種“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的怨憤之情，成為屈原創作的直接動因。
這《詩經》被漢儒賦予了美刺的政治功用
，而作為古詩之流的辭賦，也自然具有與之相近的作用。由解讀《詩經》的立場來審視辭賦，則辭賦也就被賦予了諷諫的作用。
將《離騷》與《詩經》相類比，強調其諷諫國君的作用
。由於辭賦是進諫國君的作用，創作辭賦的屈原也自然被賦予了諫臣的形象。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合傳已經初見端倪。
在創作實踐方面，兩漢士人也往往透過騷體賦對君主表達自身進諫之義。東方朔作《七諫》，王逸言其義說：“
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
”
劉向之作《九嘆》，也有與屈原相近的政治之感
。 在司馬遷看來，屈原之作《離騷》，從動機上說是為了抒發憂愁憂思之情，從作用上說則具有一定的諷諫作用。
與此同時，
兩漢士人對於賦具有諷諫功能的認知
，使其將屈原視為進諫之臣的特別代表來看待，使得屈原作為諫臣形象成為兩漢士人借鑑的標杆。
02
屈原之諫與兩漢進諫方式的省思
屈原《離騷》中
有不少“從容辭令”之語
，這點毋庸諱言，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曾指出屈原賦具有諷諫的特質。
然而，屈原在作品中對楚王的抨擊也是十分激烈的，《離騷》言“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便是如此。
漢景帝時期晁錯主張削藩，最終被判腰斬，謁者僕射鄧公對景帝說：“
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
”漢武帝朝，公卿大臣更是往往因直言進諫而被下獄處刑，司馬遷為李陵說情便
觸怒武帝而被判腐刑，顏異曾因“腹誹”而被誅殺。
這些現象一方面導致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另一方面也迫使士人不得不避免直言勸諫，而是採用更為溫和的手段，也就是諷諫國君來達到目的。
賦作目的在於諷諫，頗有可取
。隨著儒學官方學術的確立，兩漢儒生還從理論的角度對諷諫的合理性進行了闡釋。
董仲舒
在
《春秋繁露》認為，臣下要有意識地彰顯國君的優點，不能掩蓋國君的美名
，因而忠臣進諫國君，要採用諷諫的方式讓國君有所感悟，以維護國君的形象。
《詩經》之風是透過委婉的方式勸諫國君，並不直言斥責，且能夠引起國君的注意和警戒。
在《毛詩》看來，《詩經》中有許多篇章創作的目的都是為了諷諫國君。
如《小雅·巷伯》：“
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詩經》諷諫的功用，不僅僅在理論上得到了闡釋，其在現實政治中也得到了認同。
“
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
”認為屈原彰顯國君之過錯，有失臣下之身份。這些觀念，可以說是兩漢士人獨取諷諫的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充斥在兩漢士人的詩學觀當中。
03
兩漢士人對屈原諫臣形象的重塑
屈原作為諫臣的典型代表，其激切之語並沒有完全得到兩漢士人的認同，因而
兩漢士人在騷體賦創作過程當中，有意識地弱化屈原的激烈言辭
，而以一種更為和婉的語氣代替，以求達到諷諫國君的效果。
兩漢騷體文學多透過引用古代先賢勸說國君親賢遠佞。
屈原在《離騷》中曾經追慕古代君賢臣忠的理想治世
，先後列舉傅說、呂望、甯戚等人的事例，指出如果心中好善，那麼就會自然得到國君的任用，以此勉勵自己保持堅貞的人格意識。
列舉百里奚、伊尹、呂望、甯戚、伍子胥、介子推等人的故事，
說明忠信之人往往因堅持忠貞而死節，至於那些奸邪之人卻能夠矇蔽國君，逍遙法外，這些都是國君不察賢愚的結果。
兩漢騷體文學多透過引用古代先賢勸說國君親賢遠佞。
意在表明心跡，說明君子雖然賢能，卻未能得到重用的現狀。
屈原在《離騷》中以香草比喻懷王、惡草比喻奸邪。屈原開篇言“
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以“荃”喻楚王。這些香草變性為惡草時，屈原直言不諱地對其進行了批判。
04
結語
屈原作品中的許多內容都表達了其進諫國君的意旨
，即使那些激烈之言辭，也是屈原激切進諫的表現。
總的來說，兩漢士人對屈原諫諍的方式頗有爭議，而隨著儒學官方地位的確立，以及學術影響波及，
諷諫逐漸成為士人最為推崇的進諫方式。
因而兩漢士人在騷體文學作品中，按照其理想的方式
對屈原諫臣的形象進行了重塑，使之成為一位委婉進諫、不與國君當庭辯爭的溫和形象。
而屈原在《離騷》等作品中的激切之語，則被王逸《楚辭章句》中
透過“依經立意”的方式得到了合理性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