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灣海上交通的興起，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
唐·釋道宣（596—667）撰寫的
《續高僧傳》載南朝時，印度高僧真諦於561年從晉安郡（今福州）搭船至梁安郡，停留一年後，轉搭大海船回國。據張俊彥先生考證，該梁安郡即為今泉州。泉州港出現大海船，說明南朝時的
泉州港已成為東海和南海諸港口間的一箇中轉港，開始與其他國家進行海上往來。
強大統一開放的唐王朝的建立，無疑對周邊國家和西域諸國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成就廣州港進入鼎盛時期。作為有一定海運基礎的泉州，也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前來經商，出現了“船到城添外國人”的繁榮景象。尤其到唐後期，唐王朝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在泉州設“參軍事……掌出使導贊”，加強對泉州海外貿易的管理，說明此時泉州的海外貿易規模已引起唐王朝的重視。
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adhbeh）所著《道里邦國志》介紹了從南順次進入中國的四個港口：魯金（Luqin）、漢府（Khanfu）、漢久（Khanju）、剛突（Qantu），據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考證，該四個港口分別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
，
這既反映了唐朝末年主要對外貿易港口的分佈情況，也當可判斷泉州港在當時重要的外貿港口中已佔有一席之地。
五代時，割據福建的王審知等十分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夷商賈”，其侄王延彬知泉州二十餘年，“多發蠻舶，以資公用”，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為南唐節度使時，“陶器、銅、鐵泛於番國，取金貝而還”，大力發展海上交通，並擴建泉州城和環植刺桐，“刺桐港”作為古後諸港的代名詞由此傳播。
1982年在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前的大庭宋建石塔中，發現一座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經考證為王延政（閩王王審知之子）從子王繼勳在泉州開元寺所建。經幢刻記施捨建經幢人中有許多地方官員，如“州司馬專客務兼御史大夫陳光嗣”、“州長史專客務兼御史大夫溫仁儼”、“軍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揮兼御史大夫陳匡俊”、“榷利院使劉拯”，說明朝廷那時設立了
“專客務”、“海路都指揮使”、“榷利院”等機構來管理海外貿易。
南唐清源軍節度使陳洪進（莆田仙遊人）割據泉、漳二州時，泉州的海外貿易已有了長足進步。宋太宗平定江南時，“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以宋神宗熙寧十年所進口的乳香為例，杭州與明州進口的乳香之和僅有五千多斤，而在約一百年前的泉州就可貢乳香萬斤，足見泉州港在宋初的海外貿易已相當發達。
宋太宗曾在香藥禁榷詔書中，將泉州與廣州、交趾、兩浙並提，“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足見宋初泉州港的外貿能力已進入朝廷視野。
而泉州港的興盛莫不與市舶司的建立有直接的聯絡，只是宋初還沒進入朝廷議程。上文所述唐以降至五代在泉州所設立的“參軍事”、 “專客務”、“海路都指揮使”、“榷利院”等機構，應是針對泉州的海外貿易設定，或具有兼管泉州海外貿易的職能，所以都應可以理解是泉州當時形式上的市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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