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笈多王朝是佛教藝術的鼎盛時代，通常指公元320年至600年。笈多時代的佛像在高貴單純的肉體塑造中灌注了沉思冥想的寧靜氣質，精神美與肉體美達到了高度的平衡、和諧、統一，代表著印度古典主義藝術的最高成就。
5世紀印度笈多時代雕塑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笈多時代的兩大雕刻中心馬圖拉和薩爾納特，分別創造了笈多式佛像的兩種地方樣式——馬圖拉樣式的“溼衣佛像”和薩爾納特樣式的“裸體佛像”。笈多式佛像不僅影響了印度本土各地和後來的波羅王朝的佛像造型，而且影響了中亞、中國、南亞與東南亞諸國的佛像。就這兩大樣式來說，中亞與中國更多的受到笈多馬圖拉式樣式的影響，南亞與東南亞諸國更多的受到笈多薩爾納特樣式的影響。
笈多式雕塑
馬圖拉曾是印度貴霜時代的佛像雕刻中心，到笈多時代已經積累了兩個多世紀的經驗，終於完成了從貴霜馬圖拉式佛像向笈多馬圖拉式佛像的過渡，創造了“溼衣佛像”的樣式。笈多馬圖拉式佛像的造型比希臘化的犍陀羅佛像更加印度化，臉形橢圓形，眉毛細長，呈倒八字形向上挑起，眼瞼既不凸出也不深陷，眼睛半閉，眼簾比健陀羅佛像垂得更低，更帶有沉思冥想的神情，鼻樑高隆筆直，屬於“希臘鼻子”，嘴唇寬厚，耳垂拉長，下巴豐滿圓潤，頸部出現三道明顯的摺痕，頂上肉髻是一圈圈排列的整整齊齊的螺旋狀右旋的螺發，頭後背光已不是犍陀羅佛像的樸素的平板圓片，而是裝飾著華麗繁複圖案的圓形浮雕，身披半透明的單薄紗衣，有種“溼衣”效果，衣紋從肩部垂下，形成V字形或U字形紋路，極富韻律，身材頎長勻稱，神情寧靜內斂，氣度雍容，有種聖哲氣質。
笈多式雕塑
這種樣式傳播到中國，成為中國佛教造像的正規化。中國北齊畫家曹仲達是西域曹國人，善畫外國佛像，時稱“曹家樣”，當時與吳道子並稱“曹吳體法”，吳道子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後輩稱之為：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曹家樣”就與印度笈多馬圖拉式薄衣貼體的“溼衣佛像”有很大關係。
笈多式雕塑
甘肅炳靈寺石窟第169窟東壁第7號龕內的一軀泥塑立佛（約420年），身穿單薄貼體的通肩式袈裟，彷彿被水浸溼過，逼肖笈多馬圖拉式佛像。雲岡石窟第18窟東壁立佛和第19窟南壁西側立佛（460年—465年），半透明的通肩薄衣緊貼身體，也酷似笈多馬圖拉式佛像。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的北齊（550年－577年）彩繪石雕佛像，通肩和袈裟都類似笈多馬圖拉式佛像，雖然袈裟以硃砂、石綠、赭石、寶藍等色繪出田相紋圖案，但薄衣貼體的效果仍很明顯。印度笈多式佛像原先也可能是彩繪的。
笈多式雕塑
笈多式藝術輸入中國，在初唐有很大的影響。唐初至開元、天寶年間石窟寺的開鑿極為繁盛，從河南洛陽的龍門、山西太原的天龍山、山東歷城的神通寺千佛座、青州的駝山、四川廣元的千佛崖，到甘肅敦煌的鳴沙山，鑿了許多重要的石窟。這一時期的石窟造像，明顯的都受到笈多馬圖拉式藝術的影響，佛菩薩造像面相豐圓，眉眼細長，鼻樑高挺，與額相連，頸部有三折，耳大，在長垂的聃下有孔，肉髻螺發，體軀與四肢都極勻稱，衣紋的線條流麗，透著一層薄衣，有“出水”之韻致。佛座有蓮座亦有方座，背光當中陽刻著蓮花、寶相花、火焰、化佛等，表現了一種富麗堂皇的氣象。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
比如唐高宗敕造的龍門盧舍那大佛（672年—674年），體軀龐大、相貌雄偉的本尊和端嚴溫麗的脅侍菩薩，無論從造型、衣紋刻劃手法、背光紋飾，還是精神氣度的把握上，都與笈多馬圖拉式藝術有密切的聯絡。當然我們看到的這種造像手法是融合了中國人的時代精神的。天龍山西峰第14窟後壁的三尊菩薩像，在左右壁上有半跏及一菩薩的立像面相豐麗，胸部和手腕豐肥，極為寫實，有唐人風韻，身披一件有流暢自由之襞的薄衣，體軀隱約可見；又西峰的第17窟，也有佛像三尊，面貌雖有若干殘缺，但卻愈顯體軀之端麗，佛像體格堂皇，肩寬，胸闊，所著的衣，都是有旋律的優美的曲線，透過衣服的肢體以非常寫實的手法表現出來。
龍門盧舍那大佛
唐代佛教造像的面貌一方面是南北朝造像風格的延續和更新，一方面是新一輪從南海傳入的笈多馬圖拉式造像藝術的影響。唐代國內外交通發達，與西域、波斯、印度都有密切聯絡。帝國派出大量使節和留學僧人（比如武則天時期的和尚義淨，使節王玄策）去往印度，使笈多風格得以傳入中原，與傳統中原文化互動，又融入唐人的時代精神，創造出典型的長安樣式。隨著長安樣式向洛陽周邊地區的傳播，中國境內的佛教造像更廣泛地受到了印度笈多藝術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