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的幽靈：新羅馬
■李文堂
【提 要】
由於基督教的文化傳承，羅馬帝國之夢像一個歷史幽靈，不斷復現在各繼承國的歷史意識當中，也一度成為西方大國崛起與角逐中最深刻的文化動因。這一歷史幽靈並沒有因為民族國家體系的建立而消逝，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新羅馬”意識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關鍵詞】
西方文明 基督教 新羅馬 歷史幽靈
歷史不會過去，它會像幽靈一樣糾纏我們。
如果不瞭解羅馬帝國，就無法理解法國、西班牙的歷史，也無法理解歐洲，甚至今日的美國。9。11之後學界泛起了帝國話語與西方文明話語，新保守主義者直接將美國視為“新羅馬”，這一切都不是歷史的偶然。以“新羅馬”自居或編織了相似夢想的，曾經是巴黎、亞琛（Aachen）、馬德里、莫斯科。從東正教的史觀來看，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羅馬”，莫斯科則是“第三羅馬”，然而，從天主教的史觀來看，巴黎、亞琛、馬德里何嘗不是“第三羅馬”呢？實際上，即使從世俗化史觀來看，羅馬帝國的文化幽靈從來沒有在西方文明中消失過。羅馬留給西方文明歷史遺產，不僅是透過武力征服留下的地理版圖、城市建築、行省區劃、交通體系，而且是拉丁語、羅馬法、基督教。由於基督教的文化傳承，羅馬帝國之夢像一個歷史幽靈，不斷復現在各繼承國的歷史意識當中，也一度成為西方大國崛起與角逐中最深刻的文化動因。
法國與西班牙，歷史上都屬於在羅馬帝國崛起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和在和平治理時期羅馬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中世紀曾為西羅馬帝國的繼承國（西哥特王國與法蘭克王國），在後來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也仍有一些共同的歷史文化特徵，如拉丁語系、羅馬法、天主教、絕對王權等。波旁王朝曾經將這個兩個國家的命運聯絡在一起，此後長期在革命與復辟之間搖擺。此外，這兩個大國一方面充斥著現代性的街頭政治與時尚藝術，另一方面有著強烈的歷史文化關懷。
歐洲多個城市都可見到羅馬帝國與中世紀豐富的歷史遺蹟。特別是義大利、西班牙、法國，保留了大量古羅馬、中世紀與近代的歷史文物，甚至不同歷史時期累建的、比較完整的古典城市風貌。這一切，都會喚起我們強烈的歷史感與對西方文明連續性問題的思考。
許多中國人，對中西文明往往有這樣一種觀念，以為中國是幾千年獨一的、連續的文明體，而西方則經歷了複雜的文明變遷。西方人對自己文明的認識，也曾經陷入一種他者的映現中，似乎東方如拜占庭、中國文明是靜止、保守，而西方則是動態的、變革的。但是今天的歷史學家，越來越多地顛覆了古代、中世紀與現代這種“三段論”，強調了西方文明的連續性，如希臘化時代與東羅馬帝國的文化傳承、西羅馬帝國與繼承國的關係、中世紀與現代之間的歷史連續等。實際上，儘管西方文明經歷了不同語言、族群、王朝、國家的變更，但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留給西方各國的文化遺產及其對現代性的塑造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沒有歷史眼光，將無法穿透西方大國的靈魂。
公元496年，蠻族首領克洛維，接受了蘭斯主教聖雷米用一隻神秘的鴿子帶來的聖油的洗禮，皈依基督教。這一由傳說與事實相混雜的神話，反覆出現在法蘭克王國的歷史上，從而使蘭斯成為法王的加冕之地。塗油禮之文化象徵意義非同尋常，標誌著法蘭克人透過天主教進入了羅馬文化體系，並且成為這一文化的合法繼承人。圖爾的格里高歷（Gregory of Tours）在他的《法蘭克人史》中，從創世紀開始講世界歷史，從猶太人、羅馬人到法蘭克人，一路講下來，將克洛維描述為一位“再世的君士坦丁”。這種歷史敘事，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建構色彩，完全符合基督教的價值觀，既提升了克洛維的聖君地位，也強化了法蘭克王國之為羅馬“繼承國”的文化認同。
如果說克洛維的“君士坦丁”不過是一種文化象徵的話，那麼加洛林帝國的崛起則是“羅馬帝國的復興”。794年查理曼在亞琛永久建都，並模仿君士坦丁的索菲亞教堂的風格建立了亞琛大教堂，亞琛成了“新羅馬”。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羅馬接受了教皇的加冕，教皇利奧三世稱之為“羅馬皇帝”。查理曼夢想建立這個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是一個“歐洲王國”（Regnum Europae），它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稱為“第一個歐洲”，但在查理曼的自我意識當中，則是“羅馬帝國的復興”，查理曼墓誌銘上的這句話表明了他的歷史意識。出入亞琛宮廷的學者來自歐洲各地，其中代表加洛林文化復興的重要學者阿爾琴的文化取向，基本上就是傳承希臘羅馬文化，實現歐洲王國的基督教化。
查理曼的“羅馬帝國”儘管短暫，但激勵著後繼者的宏大政治抱負，一個統一的歐洲基督教王國的設想，深刻地影響著後世的政治理論與實踐。962年奧托選擇亞琛加冕，暗示他與查理曼大帝一脈相承。奧托被封為羅馬皇帝，標誌著“神聖羅馬帝國”（該詞在12世紀才出現）的誕生。亞琛成為“新羅馬”在某種意義上也名副其實，歷史上曾有32位德國皇帝在此加冕，召開過眾多宗教會議，一度成為中世紀的朝聖之地。“神聖羅馬帝國”這個文化符號，成為德意志歷史與民族精神的強大推動力。
但實際上，法蘭西王國的誕生與逐漸形成的中央集權傳統，同樣繼承了這種“新羅馬意識”。當年克洛維為了確立自己虔誠者形象，決定定都巴黎，因為這裡是聖保羅門徒聖丹尼（Saint Denis）的殉教之地。從基督教史觀來看，羅馬之所以為羅馬，是因為彼得，而巴黎之為巴黎，則是因為聖丹尼。後來，“聖丹尼”在法國曆史上是一個非常具有宗教與政治魅力的詞。卡佩王朝的君主們充分利用了法蘭克傳統中的聖丹尼崇拜，使巴黎及周圍的聖丹尼地區成為法國國家的核心。“胖子路易”（1108-1137）被稱為聖丹尼之王，他受到聖丹尼修道院長蘇哲的無價支援與教堂的精神庇護，王室的威望與君權地位大大提升了。聖丹尼教堂一再重建，它曾是加洛林王朝丕平的受洗之地，而自卡佩王朝起則成了法國王室的陵園。12世紀，這裡創造出了法蘭克人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哥特式建築，這種代表現代性意識的新風格，由此風靡歐洲。這種建築風格更加符合神學原理與個體的宗教體驗，“透過感覺，人們可以達到預期的神聖”。可以說，這一切都是聖丹尼崇拜的文化結果。
卡佩王朝勵精圖治，從一個小小的法蘭西島發展為一個有龐大行政系統的中央集權大國。尊嚴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Augustus，1180-1223）將巴黎變成法國王室真正的首都，政府永久駐守巴黎，不再巡遊，在西岱島的王宮裡統治國家。巴黎在他統治下開始繁榮起來，到1300年，巴黎人口達到了20萬，成了歐洲最大的城市，甚至超過了米蘭、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義大利城市。這一時期巴黎大學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學術思想中心，包括托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都在這裡學習與任教。一位13世紀的英國政論家將巴黎描述為整個法國與基督教國家在科學、風俗和榮譽方面最令人仰慕的一座城市。14世紀巴黎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讓·德·讓登將巴黎稱作“城中之城”（urbs urbium）、真正的人間天堂，認為巴黎（Parisius）這個名字與天堂（paradisus）的名字相同。尼古拉·奧雷斯姆在譯註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時，從一種末世論與星相學角度，解釋了權力中心由埃及、希臘、羅馬向法國轉移的歷史現象。顯然，巴黎取代雅典和羅馬成為歐洲最主要的文化中心，已成為當時學者們的普遍意識。
這種“新羅馬意識”實際上也是法國與西班牙絕對王權的文化基礎。“太陽王”路易十四將法國精心打造成西方文明的中心，一個文化帝國，刻意表現文化的優雅與尊嚴，絕非偶然。路易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國王是上帝設在人間的統治者，因此絕對主義王權需要透過巴洛克藝術去表現那種神聖的尊嚴。西班牙絕對王權崛起，本身就是天主教光復運動的結果。光復運動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支援，也受到中世紀普遍的十字軍情緒的影響。聖殿騎士軍就直接參加了光復運動，正是在西班牙產生了“聖戰”的概念。西班牙還受到約阿希姆神秘主義思想與塞維利亞先知聖伊西多爾的影響，產生了西班牙彌賽亞國王、隱藏的世界皇帝、新大衛再世的期想，每一次新國王登基都會激發一種末世情愫：新國王是不是那個能打敗安達盧西亞的秘密皇帝呢？他是那個帶領我們奪回格拉納達、征服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個國王嗎？儘管一次次失望，但到1480年後人們終於從費迪南與伊莎貝拉身上看到希望，信心大增，當時許多啟示文字、評論甚至民歌都將費迪南看作那個隱秘的國王或蝙蝠，他要帶領人民征服耶路撒冷，然後征服整個世界。正是依靠天主教的文化動員，西班牙的絕對王權才獲得合法奠基。哈布斯堡王朝時期，西班牙更可以名正言順地自視為天主教的最後捍衛者、神聖羅馬帝國的合法傳人，直到西班牙帝國的衰弱。
“新羅馬”，這個西方歷史的幽靈，並沒有因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體系的建立而消失。大國的興衰邏輯，本質上與羅馬帝國的興衰邏輯一樣，不會因為維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的建立而改變。拿破崙帝國、德意志帝國、義大利法西斯的崛起足以證明這一點。雅爾塔體系也一樣不能驅逐新羅馬這一歷史幽靈，因為這是西方文明的邏輯，美國的“新羅馬意識”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重建未來世界秩序的理論中，文明的視野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我們會被所謂的民族國家體系所遮蔽，因為“人權高於主權”而驚愕，迷失於民族國家與文明體邏輯之中。
對法國、西班牙歷史的匆忙的窺視，給我們一個啟發，歷史關懷不僅是人文學者，而且也是社會科學學者不可或缺的維度。今日中西文明的交匯更加複雜、更加深刻，無論對於理解西方，還是審視自己，世界歷史知識尤加迫切，沒有它，大量西化的社會科學因為失去具體真實的語境而淺表化，其後果將是嚴重的，不但可能遮蔽我們對西方的真實認知，而且還可能使我們的社會發生重大的政治誤判。
【中圖分類號】
K 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47（2012）09-0069-03
（作者為中央黨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