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導演裡，把誰稱為“天才導演”比較合適？
張藝謀、李安、王家衛……估計大部分人都會想到他們，但是有一個人的名字，卻在文藝青年的心中熠熠閃光，他就是楊德昌。
記得以前文藝青年還吃香時，年輕人談戀愛時，為了表現自己的電影品味，很多人會提到楊德昌的電影：
姑娘，我是個文藝青年，我們談戀愛吧。
你都看過啥呀？
牯嶺街……你知道嗎？
哇靠，牛叉啊，這片我也很喜歡。
但是今天，文藝青年不太吃香了，年輕人談戀愛都隨身常帶房產證了，不過，我依然想聊聊楊德昌，直到今天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一一》，仍是文藝青年心中的神作。
楊德昌本人的經歷，也十分傳奇：他苦等10年才選擇做電影導演，拍了20多年電影才被國際認可，好不容易熬出了頭，和成龍談好合作，卻因為癌症離世，年僅60歲。
1。
楊德昌，1947年出生在上海，祖籍廣東梅縣，父親在當時國統區的中央印製廠工作，母親受聘於傳教士，後任職於中央信託局，這兩家機構都是當時中央銀行的下屬機構，所以他的父母也得以相識，雖然父母的單位都看起來十分重要，但是楊德昌一家並不富裕，父母每月的工資，都會寄回老家。
1949年，2歲的楊德昌被父母帶到了臺灣。
6歲時左右，楊德昌開始接觸日本漫畫，尤其喜歡手冢治虫，在哥哥的影響下，楊德昌開始創作漫畫，在班上傳閱。
日本漫畫，是楊德昌最早的藝術啟蒙。
同時電影也進入了楊德昌的生活，6歲時，楊德昌坐在臺北一家漆黑的電影院裡，全神貫注地看完了美國西部片《血戰勇士堡》，電影中的牛仔、美女、戰鬥等，都深深吸引了楊德昌，第二天他將故事一遍遍講給同學聽，連嗓子都啞了。
從那一刻開始，楊德昌就愛上了電影，日後，楊德昌說那是他第一次藝術上的“頓悟”。
1962年，楊德昌考進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正是記錄的這段生活。
當時，臺灣迫於形勢壓力，會定期上映西方電影，楊德昌的父親是電影愛好者，經常帶孩子去看電影，楊德昌得以接觸了費里尼、伯格曼、佈列松等一批歐洲名導的作品。
在選擇大學專業時，楊德昌的第一理想是建築專業，但是迫於當時的臺灣社會風氣，楊德昌為了“做一個孝順的中國式兒子”，選擇了電氣工程專業。
楊德昌年輕時
“通常來說，在臺灣做電影有一個特點，就是舊的政治領導層的影響，他們不願意在文化領域做出建設性貢獻，或者說是任何可以提升民智的事情。
他們鼓勵所有人從事科學，工程和數學工作，進入任何實用領域，所有大學入學考試，在人文社科方面，會給你很低的分數，讓你灰心和失望。
他們努力說服家長，讓他們樹立一種社會價值觀，那就是從事人文學科的人在社會上低人一等。”
大學畢業時，楊德昌在老師的建議下，進入了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修讀計算機專業，在1974年取得了碩士學位。
從1974年開始，楊德昌開始在華盛頓工作，在西雅圖做軟體設計，這種朝九晚五的生活，在30歲時，楊德昌就覺得自己無比蒼老了。
1977年，年滿30歲的楊德昌，面臨著自己的人生選擇，到底是選擇第一理想建築還是電影？
當時的楊德昌曾向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建築系提交入學申請，並都收到了錄取通知。
但是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電影。
“有一天，我路過一家電影院，那裡正在放映《阿爾基，上帝的憤怒》，我就進去了，當我從電影院走出來時，發現自己儼然成為了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人。
可以說，對我產生影響的並不是這部電影的風格或美輪美奐的影像，而是導演創作電影的精神，這是我前所未有的。
我必須在垂垂老矣之前做些我熱愛的事情。”
1981年，楊德昌決定回臺灣做電影，那一年，楊德昌33歲，讀書加工作，在美國生活了10年。
在美國的時候，楊德昌曾在南加州大學電影系進修了一段時間，卻很快就離開了，因為楊德昌覺得電影學院培養的是電影工作室的僱員，而不是電影導演。
楊德昌藝術家的孤傲性格，在這時就有所展現。
這段經歷，可以說是失敗的，但是卻給了楊德昌一個進入電影行業的契機，在那裡，楊德昌遇到了同鄉餘為彥，1981年楊德昌返臺時，正是受到了餘為彥的邀請，為電影《1905年的冬天》做編劇。
《1905年的冬天》以李叔同為原型的故事，在香港拍攝，主演是現在著名導演徐克。
在楊德昌的電影事業起步期，有一個人起了關鍵作用，那就是才女張艾嘉，當時的張艾嘉已經出演了多部影視劇，在海峽兩岸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時張艾嘉對於當時臺灣輕視女性的社會風氣十分不滿，決定大力宣揚女性主義，開拍一系列的電視劇，叫《十一個女人》。
其中，每一個單元劇，都找一位新人導演來拍攝，尤其是有留學經歷的，楊德昌剛好獲得了機會。
楊德昌與張艾嘉
楊德昌執導了其中的一個單元叫《浮萍》，本來一個單元劇只有一個半小時，但是楊德昌卻寫下了厚厚的劇本，拍出了兩個半小時，嚴重超時，張艾嘉靈機一動，把《浮萍》分為上下兩集來放映。
最後整部作品都非常成功。
楊德昌對於自己的作品，毫不妥協，別人不能修改。
拍完《浮萍》後，楊德昌就去了香港，找到了當時活躍在香港的年輕電影人們，當時徐克等，都和楊德昌是好朋友，有人建議楊德昌參與林嶺東的電影《陰陽錯》編劇，當時有四個編劇一起合作，後來因為拒絕妥協和過於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楊德昌不得不離開了劇組。
楊德昌又重新回到了臺灣。
當時臺灣的電影，絕大部分還是由政府控制，以拍攝“健康寫實主義”為主，簡單地說電影要有教育意義，符合傳統中國文化要求，作品從製作、選角和最後上映，全部由中影（臺灣的中影）說了算，在意識形態和審美上都被嚴格控制。
新的電影人苦不堪言，又沒有出頭之日。
明驥
這時中影領導層中有一個人叫明驥，是個實幹家，他看到政府製作了老電影成本越來越高，但是年輕人看得卻越來越少，決定打破常規，發掘一些年輕導演，製作一些低成本電影。
在明驥的支援下，當時明驥的兩位助手，吳念真和小野，召集了一批新人導演，拍攝了一部分段式電影叫《光陰的故事》。
《光陰的故事》和《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一起開啟了臺灣新電影運動，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1983年，似乎是新生代導演的幸運年，空氣中散發著新鮮的氣息，一批新導演登場了，而老導演則逐漸式微，那時人們聚集在楊德昌的家中，每天談論著電影。
“我們甚至不上鎖，那裡沒有什麼好偷的。”
“三個月中，楊德昌寫了18個電影計劃，其中一個被拍成了《海灘的一天》，另外17個都被放棄了。”
導演柯一正回憶道。
“我們沒有錢，當然別人也不願意給我們投資，但我們分享著彼此對電影的夢想。”
1983年，楊德昌導演、張艾嘉主演的《海灘的一天》上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楊德昌和張艾嘉甚至發展出一段曖昧關係。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一開始被打暈頭轉向的舊電影勢力，很快反應了過來，重新佔了上風，新電影的反對者佔據了各大媒體，明驥也被取消了中影總經理的職位，不得不含淚離場。
楊德昌和侯孝賢，這兩位臺灣新電影的旗手不得不聯合起來，合作了一部《青梅竹馬》，但這部電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票房失利。
在這樣的處境下，1986年，楊德昌和侯孝賢等54名電影人釋出了《臺灣電影宣言》，呼籲三大體系，政策體系，大眾傳播和評價體系，能夠給新電影一條生路。
但是宣言並沒有達成效果，反而招致了更大的質疑，失望的楊德昌表示：
這是終結的開始。
楊德昌和侯孝賢也分道揚鑣。
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揚名國際，而此時楊德昌是《漫畫週刊》的主編，楊德昌曾有一段時間在藝術學院教授電影，教學方法非常開放，與學生見面第一天他就說，如果你不想聽我的課，就不必來了，最後也能拿到學分。
但是因為教學方式太開放，楊德昌被辭退了，後來學校變得越來越保守，當年張震已經出演過李安的《臥虎藏龍》，但是在臺灣藝術學院面試時，竟然沒有被錄取。
他們大概認為很難讓張震俯首帖耳，或是不能鎮住他。
直到5年後，楊德昌才推出自己的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今天，《牯嶺街》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經典，但是在當時的臺灣上映時，卻遭遇了票房上的慘敗，在《牯嶺街》上映的第二天，就有一傢俬人電視臺違規播放了這部電影，給了《牯嶺街》票房上的致命一擊。
而《牯嶺街》的國際命運也不好，在戛納展映時，人們只看到了刪減版，這部4小時的傑作被刪減後，並未引起國際影評人的關注。
楊德昌接下來的幾部作品《獨立時代》、《麻將》等，商業收益都不好，他也沒能像侯孝賢那樣，獲得國際上的投資。
直到2000年，《一一》上映時，楊德昌拿下戛納最佳導演獎才被國際認可，而《一一》的投資方來自日本，甚至在臺灣並沒有立即上映。
楊德昌曾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
我努力將一切儘可能的表現得均衡，不應該過度渲染，也不必平淡無奇，就在場地的正中央，只有這樣最具有普遍性，才能感動更多的人，而且事實上，這也是最具有戲劇性的。
當你做了一部這樣的電影，就如同是給一位摯友寫了一封很私密的信，這部電影所獲得的成功並不會刺激我的虛榮心，但瞭解到這個世界上還有如此多的人懂你，是件讓你心情愉快的事情。
在完成傑作《一一》後，楊德昌創辦了自己的動漫公司，獲得了成龍的青睞，2002年，成龍曾找到楊德昌，希望合作一部文藝片，但是文藝片沒拍成，決定合作一部動畫片，以成龍的人物形象製作一部中國風動畫《追風》。
讓人遺憾的是，動畫尚未完成，2007年，楊德昌就因為結腸癌離世，這部《追風》成了楊德昌的遺作。
有人說，楊德昌的性格特徵可以解釋他的悲情命運，所有人回憶起楊德昌時都說，儘管他人和藹可親，卻始終固執己見，從不妥協，在拍電影上尤為明顯。
很多人都說起楊德昌不假思索地就認為自己的見解優於其他合作者，楊德昌對自己的才能非常有信心，也從來不掩飾他的自豪。
徐克曾說，在剛認識楊德昌的時候，那時候大家都是默默無名的年輕人，楊德昌在自己的T恤上寫著“赫爾佐格，佈列松，楊德昌。”
前兩位都是歐洲電影大師。
楊德昌曾在歐洲推銷自己的《獨立時代》，結果遭遇慘敗，不是楊德昌漫天叫價，而是他真的認為，自己的作品的確有如此高的價值，配得上他所要的價格。
楊德昌曾多次說到，像他這樣的人，在臺灣始終是邊緣人，因為他在美國生活10年，又常常批判臺灣社會，經常被人排斥，但是他始終認為，電影應該介入生活，是人認識世界的方式。
法國新浪潮名導戈達爾曾說，導演透過電影表達自己的想法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說出來。
楊德昌從不吝嗇在電影中進行“傳道”，幾乎他的每部電影，都要很多直白又質樸的臺詞：
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至少延長了三倍。
我們是不是隻能看到一半的事情？
你知道嗎？我每天從早忙到晚，但是一點都不開心。
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怎麼會開心？
這些臺詞質樸又觸動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寫照，我們司空見慣，卻渾然不覺。
在1991年，《牯嶺街》上映後，楊德昌曾寫下文章：
我一直不相信在高中裡學到的知識，因為他們都和我自己親眼看到的恰恰相反，近一百年來，我們生活的世界裡，真理被扭曲了，這很可怕，不過還好，智者和天才們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藝術作品，像雕塑、建築、音樂或者文學，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作品瞭解世界。
這樣，後世的人可以一步步接近並發現真理，尋回對人性的信任，這正是電影導演要為後人所做的事情。
感謝楊德昌這個天才，為我們留下了《一一》和《牯嶺街少年殺人時間》這樣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