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執導的普遍盛行，歸根結底，還是由市場的供需規律決定的，是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快速擴張的步伐出現的。新的觀影群體和新的需求正在迅速出現，為電影產品的製造者——導演這一行業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如是評價演員跨界當導演。五年前，中國電影圈，演員跨界執導還是一個“潮流”，演員紛紛“下海”，以徐崢、吳京、陳思誠等演員為代表的“跨界導演”賺取了自己的“導演第一桶金”，但是幾年後，這種風潮成為了“吐槽”，當更多演員甚至歌手、主持人走入導演之列，跨界導演實力愈加顯得參差不齊，很多也只是“玩票”，這不免讓觀眾對演員跨界產生過牴觸心理。不過時至今日，誰是玩票，誰是真心做導演，答案不言自明。
年初賈玲跨界執導的作品《你好，李煥英》和陳思誠的《唐人街探案3》同臺競技，都創造了不俗的票房，而在中國電影票房榜上，吳京的《戰狼2》與《你好，李煥英》分別佔據前兩名。國慶檔上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父輩》更是集結了四大演員跨界執導，其中吳京、徐崢已經是個中老手，而章子怡、沈騰則是新秀，新老跨界聯合執導，也引起了觀眾的關注。從演到導，從唱到導，藝人的此類“轉型”並不是無跡可尋，他們也有著自己的套路。
玩一票：我是IP我做主
2015年夏天，影片《梔子花開》上映，影片彙集了當時最當紅的“小鮮肉”李易峰和最新的“謀女郎”張慧雯，但是仍不如“何炅”兩個字有“號召力”。影片很快過億，也掀起了諸多話題，其中便有“跨界導演到底行不行？”的討論。
之所以有這樣的討論，一則是因為在徐崢、陳思誠、鄧超等演員跨界做導演取得不錯成績後，“跨界執導”成為當時娛樂圈浪潮之一，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藝人湧入“跨界執導”的圈層，暴露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其實，在原本職業上本就風生水起的他們，之所以選擇當導演，並非真的想嘗試“轉型”，幾乎都是因為巨大的利益順應浪潮“玩一票”而已——從本質來看，其幾乎就是以另一種方式消費個人的熱度，以換取利益的過程。
這一批跨界導演的作品，大多會和自己本身的公眾標籤有關。何炅的《梔子花開》源於他曾經風靡一時的金曲《梔子花開》，與此相似的還有吳克群的《為你寫詩》、盧庚戌的《一生有你》……都以自己成名曲引出一個關於青春的愛情故事，但無一例外都讓觀眾大跌眼鏡。
跨界去另一個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並且搭上自己此前所累積的口碑，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梔子花開》的專案很早就提上議程，何炅也一直在拒絕：“我主持節目十幾年，在這方面兢兢業業，讓大家接受我很不容易，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現在來做導演，我不敢隨便，因為我是拿我做主持人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好名聲和好感度在搏。我不能讓別人覺得，何炅拍電影是在圈錢，或者他是一個沒有品位的人，甚至他是一個蠢材。”
劉若英在拍攝《後來的我們》，曾被媒體報道為“衍生自她的經典歌曲《後來》”，結果這一說法迅速被她本人闢謠，但無論是不是改編自這首歌，觀眾與投資商看重的仍是劉若英入行幾十年來的名聲口碑。
除了以“歌”為本，賺取觀眾關注，伊能靜、蔡康永、黎明、吳君如、郭德綱、王寶強則幾乎量身定做了自己跨界做導演的第一部影片。被冠以獨立女性與才女頭銜的伊能靜拍攝的是《我是女王》，僅僅從片名就能窺見內容一二，而吳君如、郭德綱、王寶強則以個人出彩的“喜劇”風格為基礎，執導的都是喜劇片，並利用自身的圈層優勢，召集行業內喜劇演員捧場——郭德綱甚至出動了整個德雲社，使得他的作品《祖宗十九代》成了“德雲社”專場。
蔡康永意料之中地找到了小S做他的女主角，上演了一場無厘頭又充滿“蔡式哲學”的《“吃吃”的愛》，而從上世紀80、90年代港式電影走出的黎明，則主打浪漫英雄，《搶紅》講述的是一幫硬漢在法國為一瓶紅酒你爭我奪的故事。
他們都竭力地將屬於自己的名人標籤與執導的作品掛鉤，努力用超越導演身份的曝光給電影帶來更多的收益。只是此類作品又基本會因為過於依賴名人效應，而顯得不倫不類，從而遭遇口碑上的差評。在透支名氣之後，他們也通常不會再拍第二部電影作品，實屬“玩票”無疑。
量身定做：當導演，我是認真的
在一波又一波的跨界導演浪潮中，激流勇退之後，總還是能留下數量不多的，真正想成為導演的跨界者，而這樣的導演絕對是在導演圈佔據著巨大的優勢：於一般導演而言，他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甚至能自導自演最佳化資源；於本身的職業而言，導演身份絕對是“鍍金”般的存在，有助於其提升個人外在價值，形成核心競爭力。
追溯這一部分跨界導演，他們在“轉型”過程中，所執導的作品雖然仍有明顯的個人特徵，但是這類特徵是內化的，而並非外在的“純粹消費”，是與本人氣質、型別相輔相成的。比如昔日的動作明星吳京，跨界做導演後的作品也幾乎都是有動作場面的戰爭片。
當然，吳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帶給觀眾的作品並非只有動作戲——可以說“戰爭場面”才是他俘獲人心的利器，畢竟在中國，會拍動作戲的導演太多，卻鮮有將戰爭場面拍好的導演，吳京的“轉型”恰好彌補了國內導演的這一短板。
因此在《我和我的父輩》中，吳京打破了此係列作品中“重劇情輕場面”的傳統，以騎兵馬戲的宏大場面，用戰爭片的標準給予了觀眾視覺上的享受，更一脈相承地延續了吳京導演的作品風格，大氣、霸氣、正氣。
而徐崢的作品則與本人飾演的角色融為一體。作為喜劇明星，他執導的作品多是將功夫花在了“出段子、抖包袱”的喜劇作品中，並且有著極具特色的喜劇風格。與此同時，他也擅長延續作品中的核心元素，在系列作品中，便將“囧途”元素玩到極致。而作為唯一一個參與了“國慶三部曲”的導演，在這個系列作品中，他又將“八十年代上海弄堂故事”的元素髮揮得淋漓，凸顯了他作為導演之外的精明營銷思維。
其實，形成個人風格是一個導演逐漸立足電影圈的表現之一。緣由在於，只有具備明顯個人風格的作品，才能顯示出導演對作品的掌控力，也才能凸顯出導演並非“資本”的提線木偶，全盤按照製片方定製做作品。
在跨界導演中，郭敬明與韓寒是不容忽視的作家力量，他們各自將自己的作品搬上大銀幕，並且極具個人文風特徵。絢爛、奢華、浮誇與情緒上的傷痕疼痛是郭敬明作品的特徵，而寂寥、復古、特立獨行的韓寒也將文風特徵嵌入了電影作品之中。再向前追溯，姜文、周星馳、張艾嘉等演員“轉型”跨界做導演，也幾乎是從個人色彩出發，形成了明顯的個人風格。
如果說演員擁有了固定標籤，限制了其角色演繹的多樣性，但作為導演，標籤與風格、個性與特色的確立才能讓其立足，從演員、作家等本身自帶的屬性過渡到作品中，顯然是最好、最便捷，也是觀眾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跨界，跨的是領域，但個人特色仍然是開拓疆域的最好利器！
意外驚喜：是跨界，更像迴歸
有的跨界是錯軌，有的跨界卻更像是迴歸。在跨界當導演的各類藝人中，偶有令人意外的驚喜——他在本來領域並不突出，卻在當導演時，得心應手，如沐春風。這類跨界實屬少見，卻仍舊有不少優秀代表。
如果現在有人問：陳思誠的表演代表作是什麼？估計大部分仍舊只記得十多年前的那部《士兵突擊》，作為陳思誠的成名作品，他飾演的“成才”人設並不討喜，好大喜功，還畏首畏尾。
但是現實中的陳思誠卻並不“慫”，在演員行業難以再造經典之際，他大膽地轉行當起了導演，第一部《北京愛情故事》拿下了4億票房的優異成績，緊接著打造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一路高歌猛進，三部票房超87億元，成就了中國推理探案片的經典系列與票房奇蹟。
不僅如此，他思維開闊，視野長遠，從未侷限於電影，電視劇、網劇都有涉獵。《唐人街探案》網劇逐漸建立起了“唐探宇宙”，轉而做監製的《誤殺》也好評如潮，似乎從他不再當演員開始，他的事業就進入到另一番天地。
與之相似的還有大鵬。一開始是搞笑主持人，接著是網路短劇《屌絲男士》的主演，再後來憑藉一部《煎餅俠》一炮而紅，成為賣座導演，而後的《縫紉機樂隊》也收穫了較好口碑。只是大鵬本人遠不是他所呈現的搞笑、喜劇模樣，他更像是一個擁有文藝夢想的文藝青年。
2020年，一部頗為寫實的小成本文藝片《吉祥如意》打破了大眾對他的認知：這部更像是影像實驗的作品，蒼涼、悲寥、真實，影像背後凸顯的是他個人對故園和藝術的情懷。
在跨界執導之後，陳思誠是商業型別化的操盤高手，大鵬從商業漸漸歸於個人的文藝表達，而陳建斌，則一開始就選擇了走文藝片的路徑。導演處女作《一個勺子》備受讚譽，拿下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又拿下金馬獎5項提名，並最終獲得包括最佳新人導演在內的2項殊榮，陳建斌的導演歷程起點頗高。後來的《第十一回》延續了他諷刺、怪誕、現實的敘事與畫風，進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導演印象。
不管是大鵬還是陳建斌，他們都很適應導演的身份，同時也在導演身份中找到了自我。
除此之外，黃渤的導演處女作《一出好戲》也很有水準，只是“求穩”的渤哥在此之後，似乎像完成了一個夢想之後便迴歸演員，再也沒有爆出當導演的訊息。而最令人覺得“勵志”還屬鄧超，多次與俞白眉組合，從《分手大師》的口碑不佳，經歷了《惡棍天使》的再挫折，到了《銀河補習班》，終於獲得好評，而在《我和我的家鄉》中，他和俞白眉的組合也再次出擊，獲得了較高評價。
當然，今年賈玲的《你好，李煥英！》也帶給觀眾許多驚喜，只是她似乎也如黃渤一樣，即便導演之路還算一路順風，卻不敢有下一步動作，這是對自己的負責，也是對觀眾的負責。無論如何，這一類的跨界導演都是適合導演職業的，其導演成績也極有望超越他們的本職工作，對於他們，觀眾唯有期待。
大浪淘沙，隨著跨界做導演的浪潮退去，相信留在導演行業內的跨界者們，一定都是優秀且熱愛導演職業的，願導演行業迎來百花齊放的局面，也期待他們能帶來的更多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