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是靠著表面的光鮮支撐虛偽的一生，就像張愛玲說的，活得像一件華美的袍子，上面長滿了蝨子。
可是有的人，註定會活成一道風景，一首史詩，即便處在滿是蝨子的地獄，也能給自己編織一件精美的華服，從裡到外活成真正的貴族，比如“中國最後一位貴族小姐”鄭念。
說起鄭念，她的人生可謂一波三折卻又絢爛多彩，她的一生經歷過殘酷的戰爭，新中國的成立，又含冤入過獄，六年才得以沉冤昭雪，卻不成想出獄之後已經跟女兒天人永隔，之後毅然決然地離開這片傷心地，遠赴美國定居，年過七旬的時候又重新活了一回。
1915年，北京姚家喜得千金，取名姚念媛，也就是後來轟動中外文學界的鄭念。姚念媛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從小接觸的就是上流社會的達官顯貴，自然文化禮儀、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不僅如此，姚念媛還容貌姣好，身材高挑，眉眼間跟當時紅遍全球的明星奧黛麗·赫本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在中學期間她就曾登上了當時非常知名的《北洋畫報》，成了炙手可熱的名媛。
雖然頂著名媛的頭銜，但她身上絲毫沒有那些名門小姐的驕縱脾氣，更不喜歡奢靡的珠寶華服，反倒對古董字畫頗有研究。
不僅如此，她還很少去舞會、馬會，也很少去看戲聽曲，別的少爺小姐嬉鬧的時候，她就喜歡一個人讀書寫字。
除了自身優秀外，父親對她的教育也非常重視，鼓勵她學習自己喜歡的學科，跟男孩子一樣去讀大學。
在父親的教導和鼓勵下，姚念媛最終考上了當時非常知名的燕京大學，畢業後同齡的女孩子大多都已經選了門當戶對的婆家，而姚念媛卻登上了遠洋的遊輪，不滿20歲就隻身前往英國，並且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也是倫敦求學期間，她認識了同為留學生的丈夫鄭康琪。
鄭康琪和姚念媛在三觀上非常一致，在那個包辦婚姻的年代，他們勇敢地選擇了自由戀愛，並且在英國幸福完婚，結婚之後姚念媛隨了夫姓，改名鄭念。
此後夫妻二人學成回國後，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緊接著就被派到澳洲駐守，鄭念也跟隨丈夫遠赴澳洲，異國他鄉漂泊的日子持續了7年，這期間鄭念生下了女兒鄭梅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鄭康琪帶著妻子孩子回到了上海，如果他當時知道，未來二十年妻女將會經歷怎樣的磨難，不知道會不會後悔這個決定呢。
回到上海之後，鄭康琪出任了上海殼牌石油公司總經理，因為高額的薪酬，一家人享受了幾年安穩日子，三層小樓，有保姆，有管家，跟鄭念小時候的生活差不多，她還是保持著上流社會的生活習慣，每天插花，看書，喝茶，生活好不愜意。
然而老天並沒有過多地眷顧她，1957年鄭康琪突然病逝，鄭念只好扛起家庭的責任，接替丈夫進入殼牌石油公司，成為總經理助理，這一年鄭念才42歲。
因為她博學多識且頭腦靈活，在公司屢屢升職，讓很多男同事都刮目相看，甚至可以代為行使總經理的職權下發檔案，釋出電報。
那時候的鄭念事業紅紅火火，女兒鄭梅萍在她的教導下也成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母女倆走在街上，就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沒了丈夫就相當於沒了依靠，但鄭念卻憑藉自己的能力，不僅讓自己一直過著自己高貴精緻的名媛生活，還把女兒教育成材。
這樣的女人不管在哪個年代，那都是人人羨慕的女強人呀！如果沒有後來的經歷，也許她真能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知名的女強人。
鄭唸的美好生活在1966年被徹底打破了，那年8月的一天，一群人高喊著口號闖進她家，一場噩夢就此拉開了序幕。
之後沒多久，鄭唸的小洋房就屢屢被抄家，書籍字畫被焚燒，精緻的傢俱、杯盤被砸得稀碎，但鄭念卻很淡定，她堅信這些東西她早晚能憑藉自己的能力賺回來，唯獨當那些人舉起一隻古董花瓶要砸下去的時候，鄭念才出手阻攔。
那些都是非常稀有的古董，鄭念和砸傢俱的人說這些可以賣錢，然後能支援國家建設，他們才停止了。
1966年9月27日鄭念被關押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女兒則被關進了牛棚，理由竟是她曾經出國留過學，並且有在外企工作過的經驗，就這樣鄭念被安了個莫須有的“間諜”罪名，並且看守所還一直逼她認罪，而此時她已經51歲了。
從小衣食無憂的鄭念，此時才知道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地方會如此骯髒不堪，漆黑的房間，到處都是蜘蛛網、汙泥以及黴味。
然而即便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這個出身名門的大小姐依舊沒有分毫的抱怨和慌亂，言辭儀態依舊端莊有禮。
在獄中她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找看守員借來了掃帚，掃清了屋裡的灰塵和蜘蛛網，用為數不多的飯粒做成漿糊，然後把衛生紙攢下來糊在牆上，這樣睡覺的時候就不會蹭到牆上的汙泥，還借了針線把破舊的毛巾縫成了馬桶墊，用一個臉盆存水洗漱，甚至還給存水的臉盆做了蓋子防塵。
除此之外，她雙手長時間被反銬在背後，導致整個手都血肉模糊的，這讓鄭念吃飯都變得困難起來，每次上完廁所拉拉鍊更是變得異常艱難，但即便如此，鄭念依然每次忍著劇痛也堅持要把拉鍊拉上，因為她覺得哪怕只有一點沒拉上，都是一種不體面。
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勸她可以放聲嚎哭，這樣看守人員說不定會發善心，給她解開手銬，但她堅決不這麼做，她說“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瞭……”
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管身處多麼糟糕的環境，鄭念都不容許自己有片刻的不體面，不管遭遇多麼難堪，她每天都會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的。
在獄中的日子，除了生活習慣沒改變，在思想上鄭念也不曾鬆懈片刻，為了防止被關押太久腦子長期不用思維緩慢，她在監獄裡還不停地讀看守員給她的《毛選》，還會回憶和背誦詩詞以及曾經讀過的書籍，用來鍛鍊自己的大腦，防止思維老化。
因為莫須有的罪名，鄭念就這樣在監獄被關了六年半，期間有不少人都軟硬兼施地多次審問她，就是為了讓她承認自己就是“間諜”。
但不管審訊的過程在她身上留下多少難以去除的傷疤，精神和肉體遭受了多麼嚴酷的摧殘，她都堅決不承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甚至連求饒、哭鬧都沒有，在她眼裡那不是一個名門貴女應該做的，她有刻在骨子裡的風骨和氣節。
終於在1973年，鄭念跟監獄的人一起被無罪釋放，然而當他們走出監獄的時候，大多數已經被迫害得瘋瘋癲癲，可唯獨鄭念眼神依舊清澈，神態依舊淡然，腳步輕盈，但每一步都走得堅定紮實。
出獄之後，鄭念並不接受無罪釋放的說辭，她堅持要求當時抓捕她的人和在監獄審問她的人公開道歉，雖然當時這些人都非常不屑，但幾年之後還是遵從了鄭唸的意願。
不止他們，所有參與其中並且為了一己私慾而對他人強加迫害的人，全都公開懺悔致歉，並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只是那時候鄭念已經心碎，遠走他鄉了，因為她出獄之後第一時間去尋找女兒的時候，才得知鄭梅萍已經在她被捕後的第二年不幸遇難，起初他們還告訴鄭念，她女兒是自殺。
但鄭念根本不相信，後來經過秘密調查，她才知道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之後推下樓偽裝成自殺的，然而那個劊子手卻僅僅得到了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懲罰。
至此這片當年她深愛著的故土，已經變成了心碎的荒原，年近花甲的鄭念帶著簡單的行李離開了上海，經由香港轉到美國定居。
如果按照傳統觀念，此時的鄭念已經算是位孤寡老人，但是她卻依舊憑藉自己的能力讓生活逐漸充滿陽光、鮮花和掌聲。
她快速適應了美國的生活，學會了使用當時國內還沒有的自動販賣機，自動取款機，還學會了開車，獨居的小院也被她打理得溫馨舒適，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她要開始安度晚年的時候，鄭念卻用行動宣佈，自己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1987年，已經72歲的鄭念，出版全英文小說《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紀念無辜死去的女兒，回憶那段昏暗的歲月，和當年那個不屈不撓的自己。
後來程乃珊和母親一起把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版的《上海生死劫》，可惜因為種種原因這本書在國內已經停止發行。
當年這部作品在英美文學界還引起了強烈反響，鄭念也帶著它走進了美國多所高校，舉辦個人演講。
講臺上的鄭念已經年近80歲，一頭花白頭髮梳得分毫不亂，一身職業裝穿得筆挺莊重，但她更像一位智慧的長者，而非遲暮的老人。
出版演講的收益，鄭念用女兒的名字創立了梅萍基金，用來資助隻身在外的優秀中國留學生。
無論那個時代，那片故土曾經給她留下多麼血淋淋的回憶，但鄭念依舊對家國故人保持著最純粹的赤誠。
就像她在書中最後一句寫的那樣“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90歲高齡的鄭念，在美國依舊保持著優雅的生活狀態，依舊喜歡穿旗袍，早上起床要畫眉，出門要塗口紅，頭髮可以不染但一定要利落，她還跟隨潮流，穿起了當時流行的尖頭皮鞋。
除了讀書、演講，鄭念還學會了老年迪斯科，經常梳妝精緻地到舞池中去放肆一番。雖然皺紋已經爬上她的臉龐，深深的眼袋已經無法用妝容掩飾，但是鄭唸的眼睛卻永遠清澈明亮。
多年老友在美國見到她的時候，非常驚訝，因為那雙眼睛與少女時代的鄭念分毫不差，而且永遠都保持著端莊溫柔的微笑。
93歲的時候一場意外再次打破了鄭念華麗的生活，因為洗澡摔了一跤，被熱水燙傷之後出現了嚴重的傷口感染，醫生告訴她可能只剩下一年的日子，鄭念卻笑了，她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94歲鄭念在華盛頓去世，根據她的遺囑，後人將她的骨灰跟丈夫女兒的一樣，灑進了太平洋，因為她說太平洋連通著中國，這樣就能隨水飄回上海。
鄭念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名貴族小姐”，她的高貴是刻在骨血裡的，無論環境多麼惡劣，人心多麼險惡，事態多麼不公，她始終保持著最理性的頭腦，最優雅的氣場，即便被埋在塵埃裡，她也能為自己找到一方淨土，即便被打入深淵，她的靈魂依舊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