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野
編輯：雅婷、木村拓周
從點映啟動開始，《雄獅少年》的口碑就在朝著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社交網路上的好評熱潮和公映至今豆瓣8。3的評分，讓主角阿娟扛起的不僅是威風凜凜的獅頭，也是今年份“國產動畫崛起”的大旗。
所以這一次，國產動畫崛起到哪了？
《雄獅少年》給出的回答是：現實主義的面向。
不同於挖掘神話IP的動畫電影，《雄獅少年》選擇將聚光燈照向21世紀初的廣東。雖然還是有傳統文化“舞獅”的加持，但電影並沒有選擇虛化主人公所處的地域和時代背景，也沒有讓社會環境淪為主線劇情的陪襯。
與之相反的是，這部電影以主動積極的姿態，嘗試將故事情節還原到具體的地域和時代背景當中去，除此之外，在主角身份與劇情發展的設定上，也體現出了主創對農民工、留守兒童與城鄉發展差異等議題的關注。
故事發生在2005年的廣東。主角阿娟是生活在鄉下的留守兒童，他的父母為了生計到廣州打工，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機緣巧合之下，阿娟決定和兩個朋友組建舞獅隊，參加舞獅大賽海選，他的最終目標是挺進廣州的決賽，給在那裡務工的父母一個驚喜。在這個過程中，主角一行人不僅要克服練習舞獅的艱難，還要面對生活中具體而殘酷的變故。
隨著劇情深入，主角阿娟因為家庭變故，不得不放下舞獅的夢想，離開家鄉到廣州務工。電影並沒有將廣州處理成光鮮靚麗的大都市，而是讓觀眾和主角一起，被嵌進城市高速發展的齒輪和縫隙當中。從這個角度來說，《雄獅少年》提供了頗具現實意義的大都市觀察視角。
電影真實地還原了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裡的生存境況：當瘦弱的主角努力推著貨物在高架橋下穿行，當他只能睡在狹窄骯髒的床底，令人窒息的生活不僅傾軋著電影裡的阿娟，也會在觀影的你我之間碾出一段沉默。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不只是一段虛構的故事，這就是我們昨天和今天的歷史。
《雄獅少年》出彩的現實主義傾向，也主要由主角所處社會環境和時期的描繪所呈現出來。
主角阿娟與他父母的生活經歷，與中國兩代農民工的歷史軌跡相契合。從電影中給出的資訊來看，阿娟出生於80年代末期，他的父母進入廣州打工的一代外來務工人員，成為了改革開放後經濟與現代化程序飛速發展的第一批見證者。
時間往後推移，就來到了阿娟所在的21世紀初的廣州。2003年開始，兩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基地——珠三角和長三角，都逐漸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因為家庭變故不得不到廣州打工的阿娟，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大潮當中的一員。儘管在進入新世紀之後，政府對農民工遷移的政策由限制轉變為引導，他們在城市裡大多還是隻能從事骯髒、危險和困難的工作。
到了今天，關於農民工生存狀況以及權益保護的議題討論，無論是在其廣度還是深度都有了更多延展的空間。《雄獅少年》將青年農民工的境遇放置到一部商業動畫電影當中，這本身對推動關注與反思，就是一種有益嘗試。
電影對現實的關照還集中體現在了頗具深意的結尾情節裡。到最後，我們已經很難分清，擎天柱上那個威風凜凜也有所殘缺的獅頭，究竟是阿娟們不認命也要活出的一口氣，還是現代化程序中諸多拔地而起的美好願景。
對於今天的國產動畫電影來說，《雄獅少年》開闢的是動畫關照現實的面向，它在光怪陸離的神話傳說之外，讓我們看到了原創現實主義題材動畫的可能。從兒童向的“喜羊羊大電影”到充滿視覺奇觀的神話IP動畫電影，國產動畫在《雄獅少年》這裡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們現在有了真正落點在現實的，能凝結廣泛人群生活經驗的動畫電影。
儘管《雄獅少年》在題材上跨出了具有開創性的一步，電影中依然存在許多令人無法忽視的瑕疵與裂痕，首當其衝的就是電影中展現出的地方文化困境，雖然僅從表面看，主創團隊其實在嘗試了很多主動的彌合。
電影主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展示了團隊深入廣東採風的過程，希望能在電影中還原出傳統嶺南村落的風光與廣州的城市風貌。從電影畫面表達的角度上說，《雄獅少年》確實做到了。影片對廣東城鄉景色的描繪十分優秀，在還原現實與動畫審美之間達成了相當漂亮的平衡，這種優秀的把控能力貫穿了整部電影。
與之相對的是，在試圖構建嶺南文化圖景時，電影又大量使用了拼湊而成的符號化表達，使最終展現出的嶺南文化成為一幅縫隙明顯的拼圖，而非具有流暢邏輯的整體圖景。
在這之中，最突兀的縫隙莫過於電影中語言使用的繁雜與混亂。《雄獅少年》對白裡大致出現了四種具有不同特徵的語言：標準普通話、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粵語、山東話。
本來應該是村裡土生土長的主角大量使用著標準普通話，少數幾個配角說著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而粵語只是短暫地出現在作為背景音的路人對話中。這種語言的配置不僅缺乏邏輯，而且顯得頗為繁雜。然而，《雄獅少年》中支離破碎的語言配置，恰恰揭示出如今地方題材文藝作品要面對的尷尬境況。
袁瑾曾在其關於廣州城市形象的研究中討論過廣州文化的兩難處境：“廣州絕沒有強大到可以自說自話，它必須與國家接軌，才有可能與北方文化叫板。”但是如果真的想在國家文化層面佔有一席之地，就意味著要按照北方文化圈所制定的話語規則和文化邏輯行事。
今天掌握媒介資源的當地創作者，實際上還與20世紀初的廣州文人面臨著相同的困境：如果強調地方風俗與中原文化的一致性，就表現不出地方文化的特色；但如果要在作品中展示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特色，作者們又怕這種特色只落得個地方的名堂，無法引起廣泛共鳴。
除了語言系統的紊亂之外，《雄獅少年》對可能無法引發共鳴的擔憂，還體現在了大量的致敬當中。電影使用了諸多致敬周星馳的橋段，試圖用流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符號，召喚我們對香港流行文化的懷念和共鳴。
當然可以致敬，可以懷念，也可以解釋為傳承與互文。但更重要的，也許是點到為止，而不全靠賣弄周星馳與港片輝煌的年代的情懷，情感共鳴的高點也可以更多落在主人公自己的生活片段之中，去創造而非搬運共鳴。即便客觀來說，完成這件事並不簡單。
電影本地敘事的單薄，對香港經典符號的大量挪用實際上反映出的是同一個問題——廣東在流行文化建構方面出現了真空。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特區的劃定與重商主義傳統使廣東人大多將目光放在了經濟發展上，缺乏自身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建構的動力。80、90年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頂峰時期，這個時期的廣東相當樂意化用香港的流行文化符號，讓自己融入到以香港為代表的泛嶺南文化當中。進入新世紀以後，香港流行文化在主流視野中逐漸式微，在香港的文化供給斷代以後，廣東的文化符號在內容和藝術創作者上就出現了雙重的真空。
電影《小偉》的選角歷程正是這種真空的一個側寫。這部講述原創廣州故事的電影在2019年獲得FIRST青年電影展評委會大獎，在本地導演和本地故事的前提下，演員卻是全香港的班底。對於影片主角全員採用香港演員，導演黃梓有過多次解釋：在廣東實在找不到合適的演員了。
而《雄獅少年》裡薄弱的本地敘事和大量香港符號的拼貼，也正是廣東自身在流行文化上貧瘠建構的縮影。對香港流行文化符號的濫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分散觀眾注意力的工具，試圖將我們的目光從單薄的劇情上引開。而這些花裡胡哨的小手段，實際上只是這部電影技術與敘事脫節中的一個部分。
國產動畫發展到今天，在技術上的進步有目共睹：唯美細緻的場景、纖毫畢現的獅頭、流暢順滑的人物動作……然而，《雄獅少年》在敘事能力上，卻展現出了與先進技術不相符的脫節與斷裂感。
電影中多段MV式的轉場正是這種脫節體現。《雄獅少年》使用了數首風格迥異的插曲，並多次使用MV式的片段完成情節的承接與轉場，這樣的設定不僅讓劇本敘事能力顯得有些捉襟見肘，歌曲風格的不統一也給人留下了斷裂與跳脫的觀影感受。
除此之外，這部電影也沒能跳出以“口號式臺詞”為中心的敘事導向，相比於對整體敘事節奏和每個轉折的雕琢，電影敘事似乎更多地服務於幾句能成為宣傳“爆點”的臺詞。但是電影臺詞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在完整的敘事語境中成為了令人驚豔的華彩，而不是因為一句臺詞本身足夠有記憶點、情緒化和響亮。
當劇情已經能夠落到現實當中，《雄獅少年》中角色說出的臺詞卻依然和普通的生活經驗相去甚遠。除了“病貓雄獅”隱隱透露出的尷尬，當主角的自身境遇與才華橫溢的李白相去甚遠時，他對詩詞的引用也就變得尤為突兀，這種割裂感也大大削弱了詩詞打動人心的力量。
此外，在敘事中關於性別的維度上，《雄獅少年》也在具有現實意義的方向上邁出了一小步，但這一步卻沒有達到意猶未盡的程度，只能被稱為淺嘗輒止。
電影中除了男主角阿娟以外，還有一個從造型到名字都與他十分相似的女角色阿娟。女阿娟的舞獅經歷與生活軌跡都與主角完全不同。她在舞獅上頗有天賦，但是在家人和現實的壓迫下，選擇迴歸到城市白領生活的軌道當中：做著體面的工作，開著私家車，找了不關心舞獅但是明顯有文化與精英工作的男朋友，寄希望於主角——作為男性的阿娟完成自己舞獅的夢想。
作為主角映象的女阿娟至少展現出了兩個維度上的問題。第一個是顯而易見的，女性似乎只能寄託於男性來完成自己原來的夢想，而自己成為了對生活妥協的標誌。
這種對生活妥協的傾向不僅體現在女阿娟身上，也體現在鹹魚強的老婆阿珍身上。明明是一位男性無法兼顧自己舞獅夢想與家庭生計的責任，他的妻子卻要扮演“迫使他放棄夢想”的角色。不僅如此，男性角色還無法直面自己重拾夢想的願望，以此表現自己“對家庭負責”的姿態，甚至需要妻子比他先說出那句“後悔沒有堅持夢想”的臺詞。也許比起寫給女性的情書，這更像是一種對懦弱丈夫的批評。
在第二個維度上，女阿娟在電影中順利迴歸城市生活的圖景，也從另一個角度上展現了男性農民工在城市中遇到的困境。作為農民工的主角阿娟在進入城市之後，不得不面對《男性妥協》一書中提到的境況：阿娟一方面受到強調經濟實力的都市成功男性話語體系影響，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看清自己處於城市的邊緣地位。相較之下，女性在相同軌跡上發展的道路則要容易一些。
《雄獅少年》在劇情中蜻蜓點水一般，用畫面和場景點出了這個困境，但是其劇情敘事卻沒有能力對其做進一步言說，只是籠統地將這個問題歸納到“舞獅夢想”的框架當中，為命運的不同走向給出了個人選擇這樣模稜兩可的答案，這實際上也是敘事能力不足的表現。
不借助過往的IP與文化符號，依靠優秀的原創敘事和畫面語言建構地方文化可行嗎？
《瘋狂的石頭》說重慶可以，《路邊野餐》說貴州可以，《過春天》和《小偉》說深圳和廣州也可以，但《雄獅少年》這次顯然沒能給出一個可靠的答案。
既然已經在原創和現實上邁出了第一步，之後的國產動畫能不能再往前走一點，我們期待的不只有還原的場景、歌曲的MV、泛黃的回憶和打雞血的臺詞。現實生活經驗裡的熟悉場景已經向觀眾走來，畫面之外，我們還想看到的是，能與之配合的有創造性和生命力的，更好的本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