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一代文化群寵,咋就墮為同行公敵?韓寒:這人太油頭粉面

滬上餘秋雨大師,是漂亮可兒,也是成功人士,席豐履厚,出權入貴,可謂風光無兩。但是,我一直視他為病人,更當他是時代的可悲人物。

餘秋雨,一代文化群寵,咋就墮為同行公敵?韓寒:這人太油頭粉面

餘秋雨,1946年生人,浙江餘姚人

所謂可悲,不一定是遇事悲慘,更多指的是身心被一種巨大力量所左右、所籠罩、所裹挾,成為一團矛盾,苦痛掙扎。它實是一種精神膠著,是一場理智與慾念相持不下的自我搏鬥,是似永無法解脫的生命狀態。

過去民國學者顧隨論悲劇,說人性悲劇不外兩種:一種命運的悲劇,比如李廣,是真好漢,是真將才,是足以靠本事封侯的,可他運數不濟,只能含冤謝幕;還有一種,是性格的悲劇,典型如項羽,剛愎自用自恃聰明,他的失敗主要是由性格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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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餘秋雨這人怎麼這麼油頭粉面的啊”

雖然在當下,餘老師是廣大教化主一般的大腕,在書籍中、在講堂裡、在電視上,妙音說法,舌燦蓮花,教導眾生,苦口婆心,顯得既聰明,又精明,還很高明,實屬社會活動家中頂尖的“三明治”。可每看到他,我總會情不自禁不禮貌地恍惚起來:這個人在教大家誠心正意之前,是否需要先面對自己的內心?

因為,在我看來,餘秋雨先生自身,就是這個時代文化悲劇人物的標本,而他所有的“不幸”,都源自他性格上的失調與精神上的分裂。他似是天生的“表演型人格”,長袖善舞一輩子,才情橫世一輩子,其實最缺一個“真”字,成功在此,可悲時也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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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戲劇學院校內“餘秋雨大師工作室”

在如今大陸知識圈,他與範曾先生,是碩果僅存的、有官方認證的兩位“大師”。沒有人敢輕易否認他們的絕大才華,可也恰是他們倆位,最不兼容於文化界同行,說句冒犯不倫的比擬,宛然淪為那個圈子的嶽不群掌門,名利自然也是雙收了,可也幾乎千夫所指,為同行所不齒。

也因此,他們呢,一方面呶呶不休地自辯,另一方面,也只能無奈地“走下神壇”,轉向大眾,洋洋侃侃,去獲取他們想要獲取的。錯謬在於:他的言行,他的身心,他的例外,確實是呈現某種分裂,才華跟弱點同樣驚駭醒目。這種錯謬,既把他帶到了最好的地方,也同時將他扔進了最糟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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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餘秋雨冒充文化人,根本不入流”

所以,你們看到“大師”,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衣著光鮮的“病人”,一個“餘”字編號的悲劇文化人。我說下這些話,並無絲毫的嘲弄之意,也全無憤懣之緒,更多是一種“若得其情,哀矜勿喜”的心情。

說句半調侃半真實的話,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界,四分五裂,大概只有在兩件事上還存有共識:一,好好掙錢;二,抵制餘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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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二任妻子馬蘭—小他16歲的黃梅戲名角

這當然都是不正常到有點扭曲的文化生態。因此,一直以來,有一種反撥的聲音在解釋原因說,文化界人士們對餘秋雨老師的群起而攻之,是由於“文人相輕”,是因為“由妒生恨”。餘先生自己就很委屈,“餘秋雨這仨字,成了這片土地上啥樣的閒夫走卒都能過來咬一口、啄幾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訣”。

倘若大家還願意是誠實的,我想,應該也不會有人斷然否認這種輿況的存在吧。因為顯然,任何公眾人物,不管你是阿貓阿狗,還是大師龍象,都無法讓所有人滿意,讓所有人歡喜,譭譽參半,動輒得咎,大體是他們共同處境。“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這話早已有之,例項不勝列舉。

我想,這是一個事情常識與最普遍現象吧。餘老師又不是金剛不壞,再怎麼風度翩翩,再如何高階名士範,再咋樣八面玲瓏,也尚未得登天梯獲頒免死金牌,自然不可能置身爭議之外,在數十年的熒光強燈下,在不斷翻騰的輿論漩渦中毫髮無損,時時刻刻聖潔如海上白蓮花。

一直自比屈原、蘇軾,認為同為“偉大人物”,卻備承攻擊

但是,倘若僅僅只是從這兩方面下斷論,又顯然把中國文化界同仁推想得過分愚蠢,更把他們這個群體猜度地過度團結了。很顯然,“文人相輕”,只會是某一個、某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地位更為卑微的人因心態不平衡,才會對他生出敵視之意,而不可能是知識界整體性地排斥,乃至狙擊。

說是“由嫉生恨”,肯定是更站不住腳的——比如,余光中早先是何等推崇他,多瞭解內情後就自悔孟浪;比如,韓寒說他是“偽”、“猥”、“痿”,是“油頭粉面”;比如,吳小如是眾所敬仰的學界前輩,直接說他是“不學無術之徒”;再比如,同為“群寵”的易中天、陳丹青、王朔等諸位名角,無論何時何地,一談及餘先生,盡是嘲諷揶揄。這些人,名望都不比他餘大師小,更無私人恩怨,如此直白,只是不屑、“看不慣”而已。

而且,要知道,文化界內論名論利、論曝光度,比餘先生更如魚得水的何止成百上千,除了另一位範姓大師,哪位還能榮膺這等被集體嫌棄的陣仗殊榮?況且還須明白,眼下可是“臭老九”們名聞利養得最紅利時期,對這些人來說,餘先生所賺取的那些老實話還真是蠅頭小利,我這種貧民窟廝混的噴子,都沒咋眼紅過,遑論那些駿馬般奔騰飛馳的圈中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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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影響一代人的名作《文化苦旅》

所以,餘大師在圈內,搞得這麼聲名狼藉,最大的原因,理應另有他說。否則就全然沒有道理。

我向來認為,貶斥餘秋雨大師,所排低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人的型別”,特別是一種當代知識分子型別。

敞開說,餘先生在當代文化界,差不多是作為一種社會學中所謂的“型別人”存在的。而恰好,他這種型別,又喜歡無休止地現身說法,自然無形中不斷引發了他的同類極大的不舒服感,甚至是恐慌感。這才是他招來集體性反感的核心原因。

可以直言,餘先生的存在,像一塊生動活潑的、反面教材的、無遠弗屆的擎天柱式照妖鏡,總讓那些文化人群體,看見一種他們自己都極不願意成為的樣子。儘管,他們的身心,可能遠比他們的批判物件汙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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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歲時的餘秋雨

這個道理,舉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我們現實中所常見的,良家婦女當然是極度厭惡妓女的,可妓女呢其實也尤其對同行咬牙切齒。何以故,因為她們都分別看到了自身鄙夷成為與拒絕成為的兩面。所以,餘先生成為集矢之地,沒法說他是最惡劣的,只能哀其不幸,是木秀於林樹大招風,只能被伐薪燒木製為堪廣而告之的標籤。

那麼,問題來了,倘若說餘先生是可作為型別意義存在的,那他在當下,到底代表著啥樣的“人格型別”呢?

我說,餘老師代表的是一種”文人無行”的“型別人”:動輒以道德儀範自誇,時刻以正人君子面目自炫,實際言行,虛詐又偽善、自大兼自憐、好名好利並汲汲諂媚權勢。

深陷“詐捐門”爭議—在當年獲選“60年來口碑最差作家”徽號

其一,虛詐偽善超越常情。有人說你文章有些常識搞錯了,對的自然無妨執善固執,明顯錯了降尊紆貴”服善不矜”一下子行不行,佛祖法力無邊上自認有“三不能”,你只是“大師”又非上帝,出點小誤並無損“學問大家”尊嚴對不對?錢大昕受戴東原質疑後致信感謝、胡適之被周汝昌挑錯欣為“孺子可教”,歷來不但沒人覺得他們名不副實,反倒意外成就卑己自牧的美談。 餘大師怎麼做呢,始於惱羞成怒,繼之強詞奪理,最後文過飾非,再後甚指自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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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我和餘秋雨不是一類人”,“他太無恥了”

年輕時代,明明是寫作組一支好筆,在彼時在此時都不算啥了,連汙點都談不上,偏拒不承認,當事人朱永嘉朱維錚他們都現身指認了,還只是裝“王顧左右而言他”;發善心捐款自是慈悲心腸,紅口白牙說要捐建一所學校,稍後變成了30萬,再後變為了圖書館,再後兌成了3萬本書,最後連這些帶捐的書有沒落實都不明不白……。。餘先生太喜歡粉墨登臺做這類事了,也許演戲真的會上癮吧。

羅素說,“不真誠就是一種低劣”。如此前後不一,與矛盾悖謬之事,餘先生實在幹得過多了,概括其實就是一個“偽”字。也難怪陳丹青直接罵他“無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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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質疑餘秋雨的部分書籍

其二,自大又自戀使人發毛。我等南方小男人,多剛健不足,帶點“天然戀”,也是人之常情,加上讀了那麼幾本書,醜人多怪文人多情嘛,想來多能體諒。可是餘先生的自憐,系時之長、發掘之深入、表現之逆天、力道之充沛、滋味之酸勁,真的想到就一身雞皮疙瘩。

在他幾乎所有的作品中,他都將自己裝扮成了中國文化的主角,哭天抹地、聲淚俱下,絮絮叨叨訴說受所有人迫害的“苦難”,宛然“受迫害幻想狂”。他說,他這麼完美潔白地文化大家、仁人君子、聖賢人物,結果被逼得家破人亡,簡直天理難容,而“中國文化”最使他感到“痛切”的,就是它“坐視縱容”大眾迫害他,煽情文字,比戲子抹淚更帶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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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湖南株洲炎帝雕像下,背後的《炎帝頌》為餘手書

《文化苦旅》之後的餘老師,真是過分飄了。本來,人自信一點,自我感覺甚好無可厚非,可還沒有一位作家,像他這般,如此處處自我誇耀,誇張地顯示優越的。什麼“我的妻子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的得意、什麼“新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做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極大的信任”的矯情假話;

什麼“我應邀書寫的名勝題額不計其數”的神吹、什麼年輕時在蔣家藏書閣中閉關3月通讀完《四部備要》《萬有文庫 》之類公然謊言,觸目即是,而一個老年版本的郭敬明也隨之躍然紙上。當年,看到這些地方,真無力吐槽,只能一句“臥槽”表白橫無際涯的仰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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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不忘倡導知識分子精神與名利淡薄情操

其三,諂媚權勢至於讓人噁心。作為文化人,最標榜的,不過就是骨氣二字,這是他們所有信心和尊嚴的來源。所以對於權力,當然是人之所趨,但是總需要點遮掩,不要太露骨,吃相太難看。

餘先生之所以被他的同類如此厭惡,最大的理由還在此媚功,實在使人可愛又可憐可嘆。他實識的郭沫若是文人精神真傳的嫡系後輩,只可嘆在中國,這類文化犬儒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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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精神遺留?

比如“含淚”之事,毫不客氣地說,是出賣人倫與良知底線的。像人類有替死人宣讀遺囑的,有幫死人打抱不平的,有為死人燒香度亡的,但是還真沒見過竟然為了圖飾,說那些悲慘的死難者死得幸福的,這怎能不引起公憤呢?也正是這個“含淚”,讓我對他失去了最後一點尊敬之心。

他還有太多事情,諸如“首富門”、“婚姻案”、“高官門”、“故居門”、“私通美女”、“關閉部落格”、“《借我一生》謊話連篇”等事件,都值得數落,只因多觸及時圍,有些也確實只是私德,不便細說,只以沉默,也就不引申了。

只是,作為一枚初中時就受《文化苦旅》啟蒙的老讀者,我在心底仍保留對他一份謝意。作家木心,曾引畢加索感慨說,“我們這個時代,最缺的是熱誠”,餘先生這等當代中國文化頭面人物,真不該不斷引發負面效應。真的,謹願餘先生在名利大豐收之餘,最好能少演點爛戲,少湊些名利場,多寫點《笛聲何處》、《白髮蘇州》這樣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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