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瘋兔子
大概
多數親情電影，目的都在於重塑關係
。
透過或陣痛、或驚奇、或溫馨的共歷，親人間正視彼此的情感，重新審視彼此的關係，留下感人的故事，電影《我是監護人》在故事結構上也不例外。然而，在骨朵和電影導演敬然的對談中卻發現，對於父女、姐弟親情關係的挖掘和思考或許是影片的重要部分，卻並非中心理念，在這部被親情氛圍包裹著的影片中，導演敬然想要探討的是
一個缺失原生家庭關愛的孩子、一個處在社會競爭中的女性，如何找到一個排解心結，與自我和解的出口。
《我是監護人》女主角石路（尚語賢 飾）為了拿到短期美國簽證，不情願地接下了一個“任務”——照顧父親（王硯輝 飾）的另一個孩子、患有丙肝的弟弟科迪。當然故事的結尾走向有所昇華，既是女主角和家人之間的感情變化，也有她個人生活、事業和視野上的成長。
受原生家庭影響的孩子，如何在成長的過程中與自己和解？這是敬然想在《我是監護人》中探討的命題。
這不是一個譴責和控訴的故事
故事創作方面，
女主石路的個人成長是影片最重要的主線
，
父女關係線
是石路最原始的痛點，其次還有三條輔線，即
石路和弟弟的親情線
、
石路和好友羅德的友情線
、
石路的事業線
，原生家庭話題不是唯一的重點。
而“原生家庭”話題之所以一直火熱到現在，離不開大眾積攢已久的共情需求。敬然卻不覺得這是一個電影創作者可以給出的答案，“
其實大部分人心裡對和解是有一種期望的。
但是，作為創作者，是要遵循大家的期望還是做現實向的抉擇？影片要不要給出一種選擇？怎樣把握和解的‘度’？”敬然覺得這些都是擺在原生家庭這個大主題下的創作思考。
“但是，
《我是監護人》不是一個譴責和控訴的故事。
”
《我是監護人》雖然講原生家庭對女主性格、行為的影響，卻不因此批判原生家庭，在這個溫情治癒的故事中，很少看到針尖對麥芒的劍拔弩張，因為故事中的父親前期始終處在波瀾不驚的狀態中，就像敬然形容的那樣，當石路對陣父親，她揮出去的拳頭最終都打在了棉花上。
敬然還由此提到演員間的化學反應為這場戲帶來了很大的驚喜。“從語賢的表演中你能感覺到她對父親產生攻擊的那種慾望，但父親王硯輝的表演就是不會交流、拒絕溝通的狀態。”其實敬然最初的設想裡，爭執戲是爆發式的，包括選擇尚語賢做女主角也是看中了她偶爾顯露的攻擊性，但王硯輝的表演卻讓她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父女間的情緒碰撞常常給她帶來心有怒火但發不出去的壓抑之感
，“當有攻擊性的人不得不壓抑著自己攻擊性的時候，那股扭著的勁其實比完全把情緒釋放出來更讓人壓抑。”
“父親到最後都沒有改變，而石路也只能接受父親始終不會表達的事實。”
這也正是敬然創作《我是監護人》這個故事的出發點。“我也有過國外留學的經歷，這個片子其實也是我自己送給父母的禮物。我們都有過於要強的時候，同時也會因此給自己設一個屏障，她在遮蔽傷痛的同時，也遮蔽了很多生活中的美好，從而讓自己活得很乾癟。因此，
衝破畫地為牢的自我禁錮，是我希望影片的最終走向
。”
親情電影的多元化
《我是監護人》不同於《你好，李煥英》中“你愛母親，但母親更愛你”的感人表達，也不同於《關於我媽的一切》中歌頌母親的奉獻、犧牲，影片關照的是父親與子女的關係。
在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中，壓抑、迴避是常見的狀態，沉默、羞於表達令父親角色在親密的家庭關係中始終處於比較尷尬的位置，
但若說因此造成家庭關係割裂倒也不至於，只是在《我是監護人》的故事中，母親身份的缺失間接關閉了一條父女間可能存在交流的通道，同時也放大了父女間溝通的難度。
“就是要把石路的所有出口都封上，比如缺少家庭庇護、比如工作陷入困境，在充足的掙扎空間裡，讓主人公去找一條和自己和解的出路。”
包括把中國式父女關係嵌入美國這樣不適配的環境裡，也是為了讓女主接受多元文化，在更多不同的觀念的對沖中幫助自身認識到和父親間的不同表達方式。
“影片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有原型的，比如我有一個同事是墨西哥人，我經常會去他們家吃飯，他們的家庭觀念很強，家族裡的人雖然崇尚集體主義，但他們是互相支援個體的求同存異式集體主義。”影片中的羅德一家就是取材於此，但女主石路的形象塑造比其他人更復雜一些。“石路的身上不但有我個人的影子，也有和我同齡、在異鄉打拼的普羅大眾的影子，她是一個集合課題。”
相比其他型別作品，親情影片是最容易讓觀眾共情的，因為親情是絕大多數人心中最本源的情感之一，但它同樣也是最容易陷入創作窠臼的型別，
缺乏創新的角度正是親情電影一直以來備受詬病的話題。
對此敬然表示，
親情電影的難點就在於它的落點不好抉擇，
如果要創新，勢必就要選擇特別犀利的落點，但同時也代表著影片失去了它最大的特點——共鳴性。因此大多數親情電影選擇主打大眾情緒，但這個創作方向同樣也有難點：要找到獨特的創作視角和故事切入點才能真正觸動大眾情緒。
同時，
親情電影也有它多元化創作的方式。
以不同的關係切入，親情電影會表現出不同的情緒。比如《你好，李煥英》以母女關係切入，而大多數家庭中的母女溝通都比較透明，所以這樣的影片大多是強情緒走向，它追求的是情緒的釋放感。
以不同的情緒切入，親情電影也會呈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比如電影《艾曼達》便沉浸在比較壓抑、剋制的氛圍中，影片主人公小女孩和舅舅在處理死於暴亂的媽媽的屍體時，沒有刻意煽情，反而影片從頭到尾看起來都很優雅，這也是敬然創作親情電影時比較嚮往的一個出發點：
“人在經歷過傷痛之後，該如何面對傷痛、如何繼續好好生活？”
落地生根
《我是監護人》之所以能引起觀眾共情，一方面
取材於真實社會熱點，也來自幕後實事取材的調研。
敬然創作《我是監護人》劇本時，剛好是二胎政策普及時期，她因此關注到了
“獨生子女對二胎的接受程度”
問題。即使是現在，二胎政策雖然已經過去幾年，但依然有不少人正經歷著這種變化帶來的影響，就翻開電影評論，比如“我只是去上了個學，回家就發現我媽給我生了個弟弟。”這樣的發言。
對此敬然表示，“獨生子女對二胎的態度轉變，是需要時間和鋪墊的。”其實，
不僅是獨生子女需要花時間接受身份的轉變，包括父母也需要一些時間認識自己的父母身份，
並在這個身份裡逐漸成長。“初為父母，他們也可能不太懂得如何與孩子相處，但是到了二胎那一代，他們可能學習到了更多，所以做得更好。”
調研方面，影片中有兩處需要專業內容填充的資訊，即弟弟得的丙肝和石路的建築師職業。創作初期，敬然約了醫生去採訪關於丙肝知識，比如病理資訊、怎麼治等，同時也跑了很多家建築師事務所去了解建築師的工作流程。
作為第一創作者，敬然既是《我是監護人》導演又是編劇，回憶起《我是監護人》的每一個情節的設定、每一個人物的動機，她都有旺盛的表達欲，可以環環相扣地描述出完整閉環的邏輯，或許“真誠”二字正是《我是監護人》能做到不被詬病“虛假”的原因。
導演 敬然
某種程度上，電影是創作者的自我對映，敬然對“他鄉”和“自我和解”的命題充滿感情，而她本人在戲外的身份是“新人導演”，《我是監護人》是她執導、編劇的真人電影處女作。影片在正式上映之前曾改過一次片名，原名為《落地生》，
片名無“根”既映照了石路在國外漂泊的日子，也體現出她“落地即生”的生命力。
在影片中，雖然生活艱難，但石路已經適應了國外的生活。而影片的最終，石路還是選擇了回國。
自我和解的進度條達成之後，或許沒有完全迴歸家庭，但石路已經是一個有“根”的人，
這個“根”未必是地域上的歸位，但內心的強大已經帶給了她足夠的底氣去做更好的自己。
這是敬然想要傳達的“根”，是電影命題，也是自我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