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1966年
，上海音樂學院貼出了一張批判系主任李翠貞的大字報，揭出了她眾多的“反動言行”。8月底時，反動派以“掃四舊”的名義對其施行了大抄家，
其中一份書信，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信是摯友傅雷寫的，內容是答覆其留港還是回滬的疑慮。因當時李翠貞的丈夫定居香港，而她又十分地熱愛音樂，希望留在上海繼續鋼琴事業。由於舉棋不定，李翠貞選擇給好友傅雷去信，詢問意見。
傅雷遂勸其回滬，
然而就憑著這封毫無關聯的書信，
反動派在深夜闖進了傅雷江蘇路安定坊的寓所。
悲愴離世
1966年 9月3日凌晨，在經過三天三夜無休止的批鬥之後，傅雷夫婦清點整理了被摧殘成一片狼藉的家院，
從容地寫下遺書，雙雙自縊而亡。
這個暗夜，在未來多少人的心裡染上了悲愴的色彩！
遺書字跡工整，邏輯清晰，交代細緻，
列出了十三條具體的身後之事。
包括付房租和喪葬費，處理寄存之物和自有的傢俱、國書字畫等物品。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們體恤保姆周菊姊一生孤苦，恐她受連累，將600元存單和兩隻手表均贈與其做過渡期之用。
遺書中寫道，被搜出的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都系別人寄存，且以黨和國家的英名，決不至於因之而判重罪，
自陳並無變天的思想。
他們甚至為自己加了兩條“該死”的理由：教育出傅聰那樣的“叛徒”和自認是舊社會的渣滓早該退出歷史的舞臺。然而，另提到的“
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難過
”恐怕才是他們喪失生的希望的重要原因。
其實愛國
細讀1981年出版的《傅雷家書》，不難發現，
傅雷與傅聰的交流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民族精神的自豪感。
他對黨和對社會主義的感情也是日益濃厚。
1956年2月的家書中，傅雷就一些少年在家自學而不關心大局和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
提出過反對
。6月，傅雷參加上海市政協組織的內地建設工程參觀，寫通道“看到內地的建設突飛猛進，自己更覺慚愧，總嫌花的力量比不上他們，貢獻也比不上他們，
只有抓緊時間拼下去。”
1957年3月，傅雷應邀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會議，家書中寫道“我常常感到，真正積極、真正熱情、肯為社會主義事業付出的朋友太少了，
但我還是替他們打氣，自己還是努力鬥爭。
”諸如此類的，還有許多。
他推薦給傅聰毛選中的
《實踐論》及《矛盾論》
，多次向其強調實踐、批評與自我批評、應對矛盾的態度等。
棲身於翻譯和藝術
早年，傅雷留學於法國巴黎大學，1931年歸國後，僅從事了一年美專學校美術史及法語的授課，便因不流於俗而憤然辭職。此後，他就在自己命名的“疾風迅雨樓”的書房之內，
開啟了譯書生涯
。
楊絳的《憶傅雷》談及，傅雷曾自比為“小老鼠”。因
他待人赤誠卻又頗多稜角、脾氣急躁而不夠“圓轉周旋”
，座上客轉日變成了“攻訐”者，人事上的傾軋避免不得，常常覺得孤弱無助。
書房就成了他唯一能夠安身的“洞穴”。
他先後翻譯出30多部作品，其中巴爾扎克的佔15部。60年代，
曾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
他從譯的《約翰・克里斯托夫》、《貝多芬傳》汲取對抗苦難的力量，從丹納的《藝術哲學》充實藝術的理論。
如果翻閱《傅雷家書》，會發現
他的藝術面其實很廣泛
，音樂、繪畫、雕刻、書法都有跟傅聰談到，且鑽研得很深。
在音樂方面，他隨時能夠與傅聰就其自己或某個音樂家、音樂作品甚或評論家的評論展開討論，
例如對於蕭邦精神的把握、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晚年音樂、李赫特的神秘主義的說法，均不是無的放矢。
在繪畫方面，他得知國畫大師黃賓虹曾言
自己是他的知己而頗為愉快；
得知傅聰極讚歎希臘的雕塑，馬上給他寄去漢代的石刻拓片，
普及中國的雕刻
；而在書法上，他在家書中也寫道，對其變遷流源已弄出了一些
眉目
。
他對藝術境界及其階段的認識，為傅聰後來成為國際大藝術家也提供了指導，
論及這方面，他的話總是像星火一樣有光芒。
“藝術是火，藝術家是不哭的”、“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做藝術家先要學做人”……談起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無我之境、蓋叫天《粉墨春秋》的“默”也是深切要旨。
苦悶之中，他棲身於翻譯和藝術，孤守出自己一片思想之界！
現實之境
除了在藝術和翻譯上的精深，
在家裡，他也修養豐厚，是一位好父親、好丈夫。
在兒子的成長教育上，他從來站在高遠的地方竭盡所能地為他們排除萬難，可謂嘔心瀝血、語重心長！
自傅聰1954年留學波蘭，他總是下筆千言，遙寄家信。大到藝術、音樂的探討，國際形勢、政局的分析，小到具體的生活工作的安排叮囑，殷切備至，
一篇篇都是慈父心腸。
對於傅敏，他自忖盡心不夠，不免內疚。1962年，他為傅敏寄來的兩篇短文章，不顧身體，加班加點地校閱糾錯。
實則父親的心是一樣的。
談及夫人朱梅馥，他總也能體恤她的苦處，處處維護。在婚姻法還未定立的民國時期，他曾放棄了“戀人”，丟開眼前的幸福，而真正做到了
與夫人三十四載的相濡以沫。
他不無真誠地懺悔自己因童年經歷造成的急躁脾氣，對孩子和夫人帶來“苦難”，而他們早已諒解了他。
雖在家裡得到了包容，他卻是已逐漸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脾氣和性格恐不能再守住他的“孤島”。1961年之後，跟中國許多的大知識分子一樣，
他已是看淡了生死
。因此當“疾風迅雨”襲來，他終究攜夫人從容地逝去！
1979年的四月下旬平反昭雪之後，他們夫婦兩人的骨灰正式被安葬於上海龍華革命公墓。2013年10月又遷葬於家鄉上海浦東。他的墓碑正面鐫刻了一封家書中的名言“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斯人遠去，我心猶憶。
早在1958年傅雷被錯誤地化為反派，至1961年，經歷三年風雨，摘掉“反派的帽子”之後，他便已經如中國無數位大知識分子一樣看淡了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