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各報載蕭伯納在孫宅的談話，有一段：
蕭問：“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個寫劇本的人，知道舞臺上做戲的時候，觀眾是需要靜聽的。為什麼中國的劇場，反喜歡把大鑼大鼓大打大擂起來，難道中國的觀眾是喜歡在熱鬧中聽戲嗎？若使叫英國的小孩子聽了，一定會發驚瘋的。”
梅蘭芳：“中國戲也有靜的，譬如崑劇，從頭到底是不用鑼鼓的。”
我覺得這個回答太蠢了！假如蕭伯納問一句：“為什麼中國人的臉色是黃的？”豈不是梅蘭芳要回答：“中國人的臉色也有白的，即如我梅蘭芳”嗎？
藝術的形式，必然受物質環境的決定，資本主義的都市藝術鑑賞者，對於反映農村社會的藝術，時常不能瞭解，蕭伯納因此要問為什麼中國的劇場反喜歡把大鑼大鼓大打大擂起來。
蕭伯納與魯迅、蔡元培
芥川龍之介也有過這種疑問：“中國戲劇的第一種特色，是樂器的嘈雜在想像以上。我在起初未曾聽慣，除了用兩手把耳掩住，總是坐不牢的。”（中國遊記）
中國劇場的大鑼大鼓大打大擂，確是崑曲以後的事，崑曲和以前的北曲，絃索西廂一樣，還是客廳裡的戲曲，用不著大鑼大鼓。這種戲曲，一送到田野廣場中，聲音太低太靜，便不合大眾的觀聽了，大打大擂，正是田野廣場的實際需要，不到中國內地農村去聽戲，不會懂得中國戲的鑼鼓好處的。
山西萬泉縣四望村戲臺
日本曾有過一個批評家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廣場，遠遠的聽起來、看起來，自有他的風致。”
足見明白中國戲曲的農村背景的未始無其人，梅蘭芳以扮演中國戲劇的名伶，回答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話，真使人嘆息。
梅蘭芳
正確而聰明的答覆，應該說：“此大鑼大鼓的使用，正適合中國農村的劇場，喧擾的缺點，在都市的劇場中才顯露出來，在農村的劇場，只顯出他的優點，蕭先生，請你到中國內地去聽一回戲罷？”
（《申報》1933年2月22日）
附：《闢中國無文化可言之讕言》
許如煇
本月十八日，報載英國文學戲劇家蕭伯納氏，由粵來滬，本埠名流，報界學界及藝術界，作熱烈之歡迎者至眾。
登陸後至世界社，當由梅蘭芳與蕭氏接談，蕭氏語氣頗為尖刻，非梅氏所能敵對，蕭氏以中劇有鑼鼓多雜聲為指摘，而梅氏所答，謂“平劇雖有雜聲，崑劇則無”，未免進退失據，顯然自承平劇之不良，而崑劇豈無鑼鼓耶？脫蕭氏於此，加以駁詰，則不知梅氏將何以為答？如交手然，一無照面，宜蕭氏有中國無文化之言。吾不知蕭氏對梅氏個人而言歟？抑對中國全國而言歟？
梅蘭芳、劉連榮之《刺虎》
吾今欲為蕭君告者，鑼鼓系中國唐代所作，常用以與絲竹合奏，遜清嘉慶二十八年，特於宴養大樂中，加入十番一套，鑼之大小有十種，鼓之大小亦有十餘種，現在所存之譜，尚有十八套，音色有管絃拉擊四大類，樂器至多，凡敲擊類者，均為複音交響性質，與社會上普通之絲竹小品，截然不同。又考唐史所載：明皇曾在花園中，自以羯鼓作大樂合奏之指揮，頃刻間百花齊放，亦可見鑼鼓價值之一斑矣。
長城公司灌製唱片場面
吾願蕭君以後，勿再作此不完全之論調，吾更願梅君多讀古書，作根本之研究，不再以三十年戲劇生活驕人，蓋三十年前之伶工，大都不學無術，其資格地位，不能與今日之伶工並論，豈梅君未知之乎？
吾之此言，為梅君告，更不僅為梅君告，凡負有文化之責者，皆當加以注意焉。至於田鄉文化，其狀態如何，蕭君亦未指出，令人莫解，然則中國真正之文化何在？曰四千年前已有專詞名為“聲教”（一名“禮樂”），上自國家大典，下而社會交際，以及士人誦讀，小販營生，甚至乞丐求食，莫不有一部分之音樂化，蕭君之所謂大自然文化者，當在此而不在彼雲。
（《申報》193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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