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發展，到了啟蒙運動時代，由於過分強調人權的發展，大有主張“人人生而平等”的學說出現。
當然，如果站在人的生存權來看，確實應該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但是，站在現實的，人的天分，或是人的際遇來看，則顯然人人生而不平等。
其不平等的情形到處可見，先是人的天分，有人生來聰明，有人生來愚笨。智商的高低，原是命運的安排。沒有人可以選擇自己究竟有多少智商，也沒有人可以給自己選擇聰明或愚笨。人生的智愚，在生前已冥冥中被命定了。
除了一個人生來的聰明才智是命定之外，人的環境際遇也是命定的。家庭、種族、社會、國家、地區等，也都是命定的。
出生在一個家庭中，你就成了家庭的一分子，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這“生”的意義，一方面規定了你的“存在”，另方面同時也規定了你”隸屬”於這個家。
這個家庭的一切，都會對你的命運有相當大的決定性。幸福美滿的家庭，或是支離破碎的家庭，父母的職業，父母為人處世的態度，甚至經濟環境，都足以決定你生活未來的走向。
再者，就是這家庭所隸屬的家族社會、國家，這些際遇是原始的，或是開發中的，是在太平盛世或是在戰亂之中，該社會的各種制度、風俗習慣，都是伴隨著命運而來的因素。人沒有選擇權，只有後來追認的權，或許有些少不認同的方式，但是，基本上是命定的。
不但個人的聰明才智被命定，身體狀況，康健與否，也都是命定的。生來就雙目失明的人，如何能與雙眼正常的人講“生而平等”？生來就患小兒麻痺的人，如何能與天生就會跑跳的人講“生而平等”？個人的小環境會因為個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命運；個人的大環境不同，也會影響到個人的前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自己的各種“命”，人是束手無策的。但是，面對這命定的事實，當事人應該怎樣去面對，卻是人生哲學要設法處理的問題。
當然，有人會在有意識、會思考開始，就覺得上天對自己不公，為什麼把自己生成這個樣子，聰明才智比別人低，身體狀況比別人壞，家庭背景沒有別人好，成年之後在職業上的運氣又壞，甚至，自己的努力沒有獲得應得的回報等等，這都成了怨天尤人的題目。
這是悲觀主義者在“抗命”的情況下，比較常發生的情緒。他們不肯認命，但又無法疏導自己不幸的情緒，當然更靜不下心來發揮自己另一些潛能，而不以一般的成就或大家共同的方式，來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
這種“抗命”的情緒會矇蔽一個人的理性，使其專門注視自己的天生缺陷，而無視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長處，因而一直為缺陷怨天尤人，而不再展自己所長，把長處完全埋沒，而終於真正成為一個缺陷的人。這是壞的命運上，再由自己加上更惡劣的命運，人生的意義也就因此被埋沒，生活的目的因而也暗淡。
性情比較溫和的人，也許不會走“抗命”的道路，但也不一定能突破命運的束縛，很可能會在“認命”的環境中，過一種非常消極的人生。這種“認命”的人，不但自覺到自己事事不如人，而且自願地貶低自己的存在，認為接受別人的同情或是忍受痛苦，就是自己生命的意義，他對生命的意義，以及生活的目的的尋求，已經沒有信心，是一種無所謂主義，只希望滿足食衣住行最根本的需要，也就心滿意足。這種人在某一個角度去看時，算是幸福的，沒有很大的慾望，因而也就沒有特殊的煩惱。
可是，在對命運既不反抗，也不認命，總有第三種可能性。那就是接受已成的事實，但並不把焦點放在自己的缺陷上，而是用敏捷的心智去發揮自己的長處，哪怕是一點點的長處，而設法利用它，擴大它的功能，使其能補足那些缺陷的部分。
人類是有極限的，沒有一個人十全十美，能在極限中擺脫限制，而看到不完美，縱使缺陷較多，而完美極少，也就是人生擺脫命運的轉折點。
擺脫命運，把命運轉換成使命，是人生改觀的第一步。
存在主義哲學大師雅士貝爾斯，就能夠突破小兒麻痺症的束縛，不但不怨天尤人，而且積極努力，終於唸完醫學，而且專攻小兒麻痺科，幫助了許許多多的患者。他沒有把自己的病痛當做命運，而是把它轉換成使命，去幫助別人擺脫病痛的使命。
由於雅士貝爾斯把自己的命運忘記，想到別人和自己有一樣的困境，而設法挺身而出去救苦救難，這種思想與行為，畢竟使他找到自己的存在。
中國的孔子也是這樣，他沒有抱怨自己所遭受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而把心思放在拯救文化、拯救道德、拯救社會的事業上，這都是把命運轉換成使命的例子，也都是人生哲學實踐到極致的典範。
